两年前，碰到同届学友、现在华师大任教的邱铸昌教授，他说，至今还记得万慕慧扮演朱丽叶的情景。我一下愣住了，扮演朱丽叶？没有的事啊？蓦地，一个场景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那不是什么演出，而是我们年级举行的“莎士比亚作品朗诵会”，我班分派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片段。由彭祖瑞（已于1981年因病英年早逝。愿他的灵魂安息！）念罗密欧，我念朱丽叶，朗诵的是第二幕第二场“露台相会”。讲台上摆了一把高背椅，我站在椅子上，表明朱丽叶是站在露台上。记得最搞笑的是朱丽叶要有两次发出“嘘”、“嘘”声，可我完全不会吹口哨，彭祖瑞教了半天仍然不会，结果只发出了“丝丝丝”的声音，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这次朗诵会我印象深的是6班黎懋雄朗诵的李尔王在暴风雨中的一段独白，十分精彩，至今他雄浑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文章应该打住了，但还有好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完。在昙华林度过的大学四年，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我将永远把他珍藏于心底。
附上2004年为纪念大学毕业四十年，我们605班同学聚会时写的一首诗，以表达对昙华林的深情。
寻找青春的脚步——昙华林抒怀
【万慕慧】
记忆的时空，悄悄敞开。
蹒跚着步履，在蜿蜒的曲径上慢慢徘徊。
拂去岁月的尘埃，青春的脚步，隐约还在。
任秋风，驱散人生的老态。
任秋阳，润红两颊的苍白。
趁此刻，焕发当年的风采。
青春的脚步，又在林荫下往来。
这条小路，曾让我们风雨四载。
那扇灯窗，曾伴我们四度冬去春来。
林间草坪，似还洒落着我们的笑语。
树下石桌，似还有我们的书本摊开。
掐下一片绿叶，叶脉依旧，流动着昔日的友爱。
摘下一朵红花，花瓣依旧闪耀着往岁的情怀。
绿叶红花，讲述着清风明月楼台。
捧起一抔池水，池水荡漾，映照出夙昔的舞态。
拨动一根藤萝，藤萝摇曳，弹奏成夙时的歌籁。
池水藤萝，倾诉着晨光夕照云彩。
推开那扇楼门，轻轻响动，似在笑迎主人的到来。
抚摸那面粉墙，默默无语，似想聆听主人的现在。
楼门粉墙，回味着柔情蜜意豪迈。
昙花绽开不过一瞬，昙花成林清芬永在。
虽已是沧海桑田，人生的征途，不也是桑田沧海？
只要在心田长存情谊，谁说我们青春不再？
（万慕慧，1960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宿命
【魏立元】
我不迷信，但我要说昙华林文华楼是我的“宿命”。没有一个同学能像我这样，人生的几个重要时刻、重要阶段都和昙华林、文华楼联系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我家从南京搬到武昌，住在云架桥，云架桥离昙华林华师大门很近，拐个弯就到，从我家到华师就两三百公尺。那时我八岁，伤风感冒、扁桃腺发炎，妈妈就带我去昙华林的三医院看病，来去她偏爱穿过华师校园，从大门进，从礼堂对着的侧门出去（那时侧门是不关的）。妈妈曾就读过教会学校，也许她从华师的校园能重新感受到那特别的氛围，也许是校园的红楼、绿树、幽静的小道正切合了一个漂泊中的知识分子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反正一来二去，我对华师校园都比较熟悉了。一年以后，家又搬到了蛇山那边彭刘杨路上的一个胡同（现市三医院所在地），离昙华林可就远了，我在阅马场边的一个小学上学。记得五一年的一个下午，妈妈接我去看演出，去的就是华师的大礼堂，我是第一次进这个礼堂看戏。演的是两个美国家庭在侵朝战争中的遭遇，表现了美国人民的觉醒。剧情中不少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没有想到，七年以后这个舞台竟是我经常活跃的地方。
小学毕业要中考了。真巧，考场设在文华楼第二教室，就是我后来所住寝室的楼下。我的初中是教院附中（后市九中），在紫阳湖边，张之洞路上，离昙华林就更远了。初中升高中考场在哪里？昙华林十四中。我的高中也是昙华林十四中。十四中的大门隔着窄窄的昙华林正对着文华楼。
我在十四中担任广播站站长，而每天早中晚，和我们几乎同时广播的是华师广播站的播音，文华楼和十四中的办公楼、教学楼刚刚形成了一个共鸣箱，华师广播的宏大声音便在十四中的操场中轰响。没有想到三年以后我进了华师，当了华师广播站的播音组长，我的声音也在这里轰响了。在十四中的三年生活中伴随着我的还有华师钟楼的钟声，那钟声沉稳、厚重、余音悠长，非常古雅，所以我常幻想去探寻一下这钟声的来源。
五八年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大学招生十分特别。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刚结束，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条件，升学实行保送，保送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约占毕业生的80％。首先保送工农子弟，接着是其他劳动人民，直到城市贫民、小商小贩出身的同学。我父亲被划了右派，我就成了右派子女。最后班上只有上十个不被保送的同学参加高考，多数是右派子女。我本想学外语，但到考前其它学校的招生指标都保送满了，文科只有四个地方可以报考：华师中文系、历史系，武师中文系、历史系——“宿命”又一次把我必然地送往华师。接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挤在十四中传达室门口，各人撕开通知书的信封，我的粉红色的通知书上写着“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我抬起头，目光越过昙华林的小路，停留在对面华师文华楼的窗口。进华师后我走到这个窗前，对面是十四中的大门，探头出去，上面正是“文华书院”的匾额。
第二天一早起来洗漱，顺着石板楼梯下楼，沿着文华楼一转弯，靠墙有一个半人高的水龙头，我放下脸盆，抬眼忽然看见，靠近地面，有一块长方形的花冈石板镶在墙上，上刻四个数字：“1941”。我很奇怪：这是我的生年，而早已开始风化的文华楼绝不止十七岁呀。我至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只有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宿命”。
那天，我决计爬到钟楼的顶上面，看一看我久已神往的大钟。三楼以上就没有了正规意义的楼梯，只有很简易的木梯——两边两个旁板，中间安了一个个踏板的窄窄的梯子，当然没有扶手——梯子每到半层楼高，便沿墙转折盘旋而上，状如附墙而建的栈道。钟楼细而高，愈向上愈窄，我弯着腰，手扶旁板（为减少踏板承受的重力），踩着积满灰尘的窄窄的踏板，慢慢向上爬去，刚上到半层楼高我就后悔了——钟楼的顶早已残破，加上四壁有洞开的窗户，梯子被日晒风吹雨淋，踏板早已腐朽，有的从中烂成两截，有的已缺失——我弓着腰，手抓旁板，半趴半站在楼梯上，真是进退两难。好奇心终使我继续攀登，为了怕腐朽的踏板被我踩断，除两手紧抓旁板外，两只脚只敢小心地踩在踏板两端紧靠嵌进旁板的地方，不敢扭头，不敢转身，不敢直腰，扶不是扶，趴不是趴地往上爬，上啊，上啊，小心翼翼，听着楼梯的嘎嘎声，不敢向下面看，从梯子的外面和踏板的间隙往下看，便是远在下面的三楼的楼梯，如果脚下的踏板一断，我就会直接从五楼摔到三楼去……终于我爬到了钟楼的顶端，到了文华楼的最高处，大钟就在我的身边，而我还是弯着腰，战战兢兢地扶着梯子的旁板，不敢直腰，不敢转身，只敢慢慢地扭头看它，向往已久的大钟真实地就在我的身边，它并不大，也没有花纹，没有文字，很朴素，黑灰色，上面还连着横向的轴，装在附件上。这就是从文华书院时期一直敲到现在的钟啊，在它的指挥下，一代代学子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走上了社会，他们有的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老师的老师，有的就是我前不久的实习老师……可是我的心里还没有完成这个感概，一件可怕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身边敲钟的绳子忽然被拉动了，大钟剧烈地摇动起来，说“摇动”不对，是剧烈地“翻腾”，它的翻腾超过180度，就像电影《巴黎圣母院》里钟楼的钟一样运动，巨大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这窄小的空间里，在我的耳边轰响，一切都在轰响，一切在震动，脚下的梯子也在震，我不能捂耳朵，只是弓着身子，双手紧紧抓住梯子的两边，担心着踏板折断，一动不敢动，可是钟只管一个劲儿地翻腾轰响，仿佛永远也不会停下来，我只有痛苦地忍受……很长时间以后，钟终于不敲了，在嗡嗡的余音中，我最后看了它一眼，后退着爬下梯子。当我下到一楼，再心情放松地向上仰望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弓着背，在压力下，努力向前的姿势竟然就是我后来这一辈子生活和工作的形象写照，只不过背上多了许多重负罢了。
我们的四年大学生活，不同于别年级的同学，它经历了狂热的政治运动，严酷的劳动锻炼，三年饥荒和对错误的反思，确实是峥嵘岁月，因而我们的收益也是与学兄学妹们不同的。那四年的生活，确定了我们人生观的方向，铸造了我们的灵魂。
我们五八级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狂热中进入华师的。五八年七月反右运动刚结束，紧接着是大跃进、大办钢铁、人民公社化。我还记得一张《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共产主义的曙光已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共产主义就要来了，各种令人兴奋的报道每天在报上迷乱人眼：亩产八千斤的水稻很快被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夺去风头；土地深耕已不用犁，改用炸药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吃得多的戴光荣花；不光南瓜长得大，就连公鸡也下蛋了……在令人头脑发昏的火热纷乱中，文华楼里正进行着“教育革命”：“火烧教学”，“拔白旗”，大会、小会批判教授权威；过去的教材被否定，学生自己编教材，我们班上分配的任务就是编“现代文学史”部分，中文系四个年级，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编完了全部教材，放了卫星；接着开展学制大辩论，争论一个月是应该劳动七天还是十天。在辩论的同时又来了新的任务：要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突击完成劳卫制二级的达标任务……一切火红而狂热。
辩论还未结束，劳动任务来了——修京广复线。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学制不是一个月劳动几天的问题，而是一下子劳动了两年半。张洪同志曾在一次劳动动员会上说：“五八级是中文系劳动的铁拳头。”哪里骨头硬，就由我们去啃，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们修京广复线，汉丹铁路，到本部南湖修水库，到人民公社修水利，到当阳运木头，就是桂子山本部大门的路也要我们去修……时间不是选在赤日炎炎的夏季，就是选在滴水成冰的冬天。不说劳动量的不堪承受（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城市学生），不说红肿破皮结痂还挑担子的肩膀；不说汉丹铁路劳动时我们在严寒中出工，冻得往外溅酸水的胃和一天冻雨中的艰难行军；不说站在结冰的南湖淤泥中龟裂如鱼网的双腿；也不说把牛棚里的牛牵出去铺上稻草就入住还挤得不能翻身的住处；更不说在当阳睡在由弯曲的树枝搭成的凸凹不平的“床”上，承受着破草棚顶流下的如注雨水的无眠之夜……写劳动的太落俗套，太没有趣味性，还是写一点我们参加的一次最浪漫的劳动吧。那是五九年为建本部图书馆到当阳运木头的劳动，那里有山、有水、有原始森林。住在云雾缭绕的山头，排队出工，云雾之中只能隐约看到前面两个人的背影。任务是把又粗又长从原始森林中伐出的大木头翻山越岭投到漳河里去。七月的大太阳晒着，吃掺着大麦粒的米饭，下工后便跳去清粼粼的漳河水中去洗澡……我曾在回来后写过一则劳动片断的追记，现节录两段于下。
……当顶的太阳毫无遮拦、热辣辣、白花花地照着大地，我们在号子声中一起抬起了木头，摇摇晃晃地朝前走，汗一出来，就晒干了，咬紧牙关，忍住肩膀的疼痛，听着格吱格吱骨头磨响声，努力挺直身子。到处是烈日刺眼的白光，看着前面人被压弯的脊梁，眼前是被晒爆了皮的后背，爆了皮的背上凝结的盐花。头上的汗往下流，流到嘴边，已被晒干，舔一舔，是盐的干咸。
喊着号子，打着趔趄，挺直，挺直那直不起来的腰，努力爬上斜坡。腿早已酸软，力早已用尽，号子伴着短促的喘息，脚步整齐而又杂沓，还要鼓劲，还有最后几步……终于上了坡，我们放下木头歇口气，刚把木头放下，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奔向放在小桌子上的开水桶，桶旁还有一大包粗盐，我们大碗喝水，抓起蚕豆大的盐粒撒进嘴里格吱格吱地嚼着。两碗水下肚又上路了，太阳把脊背烤成通红的铁板，我们拼命撑起腰，顶起那压弯的木杠。没有云，没有风，没有知了，只有热、尘土、汗、盐花、走不尽的反射着眩目阳光的山路。前面是陡坡，又有一个喝水的地方，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稳住！坚持！加油！再爬上前面那个陡坡地！
……
想知道我们劳动时的样子吗？六一年春节前我们班结束了在南湖大队的劳动，几十个人排队返校，我们穿着溅满泥点、沾着草屑的破棉袄，有的腰里扎着草绳子，脚上是沾着泥浆的鞋，当我们走到武昌洞附近时，竟被一群小孩错当成是劳改犯的队伍，他们跟在后面，一边有节奏地拍手，一边喊：“劳改的，劳改的！”
大学中两年半的劳动给我们带来的收获真是太多了。第一是不怕艰苦了。第二是培养了无私和忘我的品质。第三是养成朴实的感情。
紧接着狂热和浮夸，五九年以后，饥荒就来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是严重的，但我们在困难面前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有劳动的任务仍然冲在前头。一次系里联系到了一船萝卜，要从汉阳运回我们食堂，来去步行，我曾有一首诗记了这次搬运，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思想感情，节录如下：
一次通知，萝卜运到急需卸船，全年级学生紧急出动，步行到汉阳去搬。
可以用书包、用裤子、用扁担。
几十斤萝卜架上肩，走在长长的大桥上，辘辘饥肠响声不断，嘴边的萝卜搓搓泥就是美餐。
可是我们知道不吃萝卜是高尚的，高尚的品德经得起考验。
灾荒必将过去，将来，我们要无愧地对子孙后代说：我们不曾动摇，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光荣地和祖国一起受难。
大桥是我们精神的见证，我们坚定的脚印也留在了新中国历史的字里行间。
这件事很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在饥荒年的思想精神。三年饥馑原因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但却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激发提升了我们爱国的热忱。而经历的狂热和浮夸，特别是亲尝了所致的苦果，使人学会了冷静、思考，也不再容易盲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