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的主要观点是文章要读，而且要放声地读。他说：“读，声入心通之谓。有二焉：曰朗曰熟。不朗，声何由入？不熟，不通于心矣。”“读书不求速成，亦不必求甚解。如彼禅诵，斯近之矣。譬如一篇，读一遍与过目辄忘者何以异？读之十遍，少进矣，犹未也；读之千百遍，殆将有得矣。若一篇读千百遍而无所得，则以千百篇千百遍读之，殆必将有得矣。不幸而终无所得，乃性分所限，非读之罪也。”
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俞先生强调多读，而且要朗读、熟读，无疑是对的。高教授以这篇文章介绍我等，也是针对当时学生中“少读、不记”的弊端，而向我等提出的希望，其用心可谓良苦。严家容当即在高教授那里将这篇文章抄录下来，后来我又转抄在稿纸上，写上访高教授的日期及我从严家容那里转抄下来的日期，并一直保存至今。
（雷于怀，1960年入中文系。曾任黄冈市政协副主席，湖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黄冈市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情逾骨肉成美谈
【柳定祥】
2011年4月15日，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原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6201班、6202班20余位同学，相约重聚桂子山，祝贺恩师熊培粹80华诞。就餐前，我朗诵了小诗《重上桂子山》：“昙花入梦有几番，今朝聚首桂子山。南湖一泓波粼粼，牡丹千株红灿灿。恩师八秩神矍铄，学子古稀鬓亦斑。风风雨雨五十载，情逾骨肉成美谈。”
我们是1962年9月进华师求学的。熊培粹老师是外语系安排到中文系来教我们公共外语（俄语）课的。初次在讲台上见到的熊老师，端庄而文雅，戴一副茶色边框的眼镜，穿一件暗红色的毛衣，还未开口已是笑容满面。当时，同学们都不敢相信，她这么年轻竟然是我们的老师，倒宁愿相信她是一位高年级的校友。但她确实是我们的外语老师，而且是我的恩师，我的大姐，是交往了半个世纪的情逾骨肉的亲人。
我们是中文系的学生，按理说不会与外语系来的公共课老师有太多的交往。凑巧的是，也许是我高考成绩还可以吧，一年级被指定为学习委员，还兼任俄语课代表。每节课前，要从老师那里取回作业本，发给同学们。课后则要收齐作业本，送给老师去批改。课堂上，我常常主动举手，带头回答熊老师的提问。答完之后，常得到老师的鼓励。就这样，和熊老师熟稔起来。
在一年级上学期，我还被指定为班上党章学习小组的组长。其实，我当时连团员都还不是，因而要求进步的心情特别迫切。我曾很恳切地请熊老师给我提提意见。她说：“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你从小学到大学，学习一直是比较好的。这当然是好的一面。但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一不警惕，就会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比如，你对同班某些同学的看法，有时是否欠全面呢？”“定祥啊，要善于发现同学的优点，向他们学习。当然也应看到别人的缺点，但看缺点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借鉴！”
打这以后，熊老师常邀我到她办公室和家里，及时地提醒我，耐心地帮助我，热情地鼓励我。其口吻既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至亲的大姐。1964年秋，我们中文系师生赴孝感参加“四清”运动。临行前，熊老师专门为我买了一本印有“红岩”字样的日记本，还用俄语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勉励的话。后听说我在“四清”工作队被评为“五好队员”，还特地寄信到孝感，给予我热情的鼓励。
1965年6月26日傍晚，我在孝感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家乡宜昌的电报：年仅42岁的父亲柳其铭，因肺癌医冶无效而撒手人寰。我手握电报，跌跌撞撞地跑到一个没人的田埂上，嚎啕大哭一场。快晚上七点了，只得收起电报，擦干眼泪，赶到生产队里去参加揭批“四不清”干部的社员大会。
父亲病故，意味着在一个小厂做炊事员的母亲，要用每月32元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5口人的生活；意味着弟妹们面临辍学的威胁；意味着我的大学生活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得知此事后，熊老师及时给我回信，希望我“面对现实，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建议我们家“与当地学校取得联系，争取弟妹继续学习的机会。”或者让弟妹们转入半工半读学校，以便继续学习。她在来信中还表示：“至于你在学习期间必需的零用，我们是可以帮忙的。”
从父亲去世之后，到1967年离开华师（因为“文革”的缘故，我们在华师呆了五年半），熊老师每月都给我5元零用钱。其实，熊老师当时只有70多元工资，两个女儿正在上小学，手头并不很宽裕。熊老师解囊相助，雪中送炭，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添不起新衣，就坚持穿旧的。衣服破了就自己学着补。即使给黑衣服补块刺眼的蓝补丁，也照样安之若素。初冬时节，操场的草上似已挂霜，我仍旧穿着一双夏天穿过来的硬帮帮的黑塑料凉鞋，并不觉得它硬得不能忍受。星期天，武汉市的同学早回家了，外地同学也结伴逛街去了。唯独我揣着两个早餐从食堂买的馒头，在蛇山上找个僻静的去处，埋头复习功课。那时人年轻，记忆力又好，孙子威、邢福义等老师的授课笔记，我几乎可以背下来。因而考试时，老师也只稍稍扣那么几分。
1966年底，红卫兵大串连在各地兴起。我们自然也被卷入大串连的滔滔洪流中。临行前，熊老师把我叫到三号教学楼前的水池边，嘱咐我一路的注意事项，并朝我手里塞了10元钱。正是揣着这10元钱，我和沈振煜同学结伴而行，北到大庆，东到绍兴，参观王铁人的120钻井，瞻仰秋瑾女士就义的古轩亭。待取道上海欲回武汉时，已酷似乞丐，几乎身无分文。我想给熊老师带点水果，在水果摊前逡巡良久。那苹果摆得像金字塔。顶上的那一个又大又红，委实可爱，分外诱人。我倾其所有，买下这只红苹果，请营业员用白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回到武汉，已是衣敝履穿，蓬头垢面。在熊老师的家门前，当我从破旧的军用书包中掏出这沉甸甸的大苹果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熊老师也是泪光闪闪……1967年底，我们这几届被时间老人遗忘的大学生终于跨出了校园。我先是被分配到宜昌市一中任教，后又被调到宜昌市政府工作，先后任副科长、政府办主任、市政府秘书长。没有料到的是，对业已离开母校十余年的莘莘学子，熊老师还是那样牵挂，那样关切。1982年，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计划从6万名考生中招2万人。对于我们这批因“文革”而推迟毕业的大学生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不可再得。可是，我母亲尚未退休，爱人又在隔着三江的西坝上班，女儿正念小学，儿子还在上幼儿园。倘若我考研而去，家里恐怕连打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于是我痛下决心，关上了上帝为我开启的另一扇门。后来，熊老师写信告诉我：“今年研究生考试，国家要求外语必须及格。华师的俄语试题是我出的。出题时，脑子里就浮现一些过去的老校友。为了使他们能考及格，我特地将较难的50个单词用中文加以了注释。”读到这里，我已经分明感觉到熊老师对于我那次放弃考研的惋惜之情，更感觉到一位恩师、一位大姐浓浓的亲情！
其实，我们62级中文系的学生，只在历史悠久、浓荫蔽日的昙华林生活了三年。后面的两年多是在农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和桂子山度过的。但正是在这特殊的岁月里，我们结下了深深的师生之情、同学之情，留下了情逾骨肉的佳话和美谈！其中，特别是熊培粹老师那慈爱的心胸、善良的品格、亲人般的关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柳定祥，1962年入中文系。社会科学研究员。曾任宜昌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三峡集团公司新闻宣传中心主任）
历史留下的记忆
【王章文】
我要描述的是中文系德隆望尊的四位知天命之年的老师。
方步瀛，中文系系主任，为我们讲授元明清文学的老师。关于他的履历，我一无所知。大学四年，既没有与他对面交流，更没有单独拜访，他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作为系主任没给我们训过话，可我们从内心深处承认他是称职的。因为中文系名声无可挑剔，作为老师更是无可挑剔。
他的勤奋刻苦，是一般人难企及的。中文系办过一次老师治学成果展。我一直没忘的是他与杨潜斋老师、石声淮老师都用蝇头小楷抄写过《说文解字》，唯方老师抄了两遍。《红楼梦》他能背，可每年还要点香诵读一遍。他的讲课让人神往。《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葬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西厢记》里崔莺莺长亭送别：“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牡丹亭》里杜丽娘游园惊梦：“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讲这些人物语言时，通过他如痴如醉慢声背诵，让我们进入了情境，捕捉了感觉，产生了感悟。他上课从不拿课本，凡举例则背诵。凡背诵，则神态洒脱、从容，陶醉其间。记得得有一次他上完课宣布，省召开某诗人全国学术研讨会，谁能背此诗人诗五百首者，他就带谁去参加大会。这就是方老师的魅力。
高庆赐，我们的古汉语老师，是我们授课老师中唯一的“右派”。因什么划为右派，我们没一人愿意打听。但他又是我们中文系学生最崇拜、最尊敬、最仰慕的老师。他平易近人，同学们都喜爱与之交谈；他博览强记，当天报纸走马观花看后，能在课堂举例指出谬误和不规范；他兴趣广泛，舞跳得很好。只要周末中文系举行舞会，他是每场必到，每跳必尽兴而离开。我不进舞场，我们班长王芝最爱与高老师跳舞，每跳后会兴奋的向我们讲：“与高老师跳舞，有两大收获：一是陶醉，陶醉在精神享受的愉悦中；二是启迪，知识的沟通，达到柳暗花明的境界。”
最突出的是高老师风格独特的讲课，他写有讲义，却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看讲稿。从上课开始，就一边讲一边板书，板书与讲述同步，一节课板书完，课也讲完。所以听他的课，思想精力必须高度集中，只能以快速听讲记笔记，若看黑板就难跟上进度。
这样的课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而是内容完整、全面，知识系统、科学。有理论诠释，又有说明举例，虽是语言，听起来一点不觉枯燥，既让你懂得古代语言的特征，又使你明白与现代语言的区别，还教你如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掌握使用语言的技巧。
杨潜斋，语言学老师。他让我们目睹了“名士”风度，只能在课堂见面的他，穿着虽不是特别讲究，可纤尘不染的中山装让你看到庄重威严，他脸不带笑，表情严肃，上课有青年教师拎包、擦黑板、倒茶，且特有个性，上课中间，他常说“同学们休息一下，我抽支烟。”他讲课属学者型。比如某一问题研究的历史、现状、边缘状态，他了如指掌。遗憾的是当时我们认为作为师范生，学这门课没用。有次课间休息，我们一群围着问杨老师，学语言学有什么用？他不动声色的指出，你是京山人，你是天门人，你是钟祥人，你是宣恩人。我们一个个哑口无言，再也不敢随便发问了。这启迪我们，学习不能抱实用主义态度，知识有继承、借鉴、积淀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有些基本东西是不能不学的。就是杨老师，带出了像邢福义、刘兴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大学者。
石声准，先秦两汉文学老师。在老一辈教师中，他是我六三年毕业离开昙花林后，见过两次面的老师。
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命被派到武汉去听×××专家讲“批林批孔”的报告。我到华师桂子山遇见了他，我与他打招呼，他立即说，你不要自报姓名，让我想想，他居然记得我的名字。他问我到武汉干什么？我说来听×××专家的报告，他立即对我说：“你不要去听他讲，他这是赶时髦，过去他一直尊孔，现在却批孔，孔子讲‘仁’，有什么可批的！”我当时为石老师出了身冷汗，心想石老师胆子也太大了，敢顶风。可我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去听报告。一次是在他夫人仙逝后，我们十堰的几个学生商量，为了让他从悲伤中走出，决定邀他来十堰小住些时。我们发出邀请，他愉快地接受了，并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不住宾馆，二是不准在酒店聚餐，三是不受任何礼物，四是吃住在同学家。于是，我们派既是他学生又留校任教后被招贤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项郁才到武汉去接他。这次到十堰他住了一个多月，当时我在郧阳教育学院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接他来教院住了几天，还安排他给学生作了一次关于朦胧诗的学术报告。他以李商隐的《锦瑟》诗为例，既无讲稿，也没提纲，旁征博引、上下古今、乘兴随意、整整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他归结说，朦胧诗，就是用象征、隐喻等手法写的诗，读者要用心去领悟，依审美体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
石老师生活自理能力很差，那次接他来时，熟悉他的人介绍，他夫人在时，他出差，所要用的东西，一定要按顺序放好，然后写在纸条上，用时就依次拿。一次，卫生纸用完，他去买时竟到卖文房四宝的地方买。可他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琴棋书画样样拿手，当学生时深得钱基博赏识，将女儿许配给石老师为妻，所以石老师也擅长考据之学。给我们讲“氓”这首诗时，一个“氓”字，整整讲了一节课。他讲课，信息量大，语速慢，不重复，由于他懂音乐，常用古典方式给我们“唱诗”，《诗经》几乎都能唱。他摇头晃脑，我们朦朦胧胧，在这种场合下，常产生一种发现的渴望与冲动，迫使你进入一种人格建设的佳境。
（王章文，1959年入中文系。十堰市教育学院副教授）
师恩难忘
【舒邦新】
在华师中文系灿若群星的老师中，给我教益最多的是邢福义老师，接触最多的是邢福义老师。
几十年来，无论是通信还是见面，我都是称呼“邢老师”，没有称呼“教授”或者“先生”。我也想过，这合乎礼仪吗？结论是，这就是发自我内心的最尊重的称呼。
我刚进入华师时还没有满18岁。邢福义老师比我大九岁，当时还是一名青年教师，但是在学术上已经颇有建树。我们那时上“现代汉语”课所用的教材《汉语初稿》（中）就是他和郑远汉、郑远志老师合编的，196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算来那年他才2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