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那段岁月留下的片断日记，发现我们到黄陂社教时经过双凤亭，那是为宋朝著名理学家二程建的纪念亭，休息时大家都去瞻仰了一番，还大发诗兴，写了几首和诗。我班王敏夫首先吟道：“双凤亭前双凤飞，直上九霄不飞回，胸有宇宙读‘毛选’，岂学‘二程’理学辈。”接着李安福和道：“凤亭鹤云试比飞，人物风韵千古迴，代代人风代代传，今朝新风遗后辈。”后面是骆道书和道：“双凤悔恨当初飞，羡今欲回都难回，花开花谢江水流，一代风流数我辈。”我也和了一首“双凤不飞百鸟飞，双凤不回百鸟回，今朝大业万代事，奠定基础是吾辈。”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抄了1963年12月2日记下的这些东西，今天看来无论诗意和文字都很幼稚，但多少反映了我们当时的一些思想，不知学友们是否还留有这些记忆和文字，如今写出这些，望能引起进一步的回忆。
忆昙华林，最忆她的早晨，当黎明来到昙华林，文华楼的晨钟响起，文华楼院子里就如百鸟朝凤，大海沸腾，寝室里桔红色的灯光照得人睁不开眼，上下床摇得床架吱吱作响，拿搪瓷洗脸盆，刷牙口杯，寝室里一片忙乱。我们男同学大都接一盆冷水很快洗漱完毕，然后向大操场跑步，走向那古典式体育馆，做操、打球、练拳。整个昙华林充满了朝气活力。接下来是晨读，昙华林大树下，石阶上，小道旁，教室里，走廊上，院子里，到处是学子们捧书的身影，从诗经汉赋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从五四新诗到新中国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大家或默诵，或大声朗读。久而久之，养成了我们大声朗读，背诵的习惯，如今能够背得的屈原九歌离骚，李杜的诗，苏柳的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等等，都是那时练就的功底。我记得我们三班与四班寝室相连，经常看到刘安海朗诵散文诗歌，给我很深印象。我们班程本兴同学，不仅背古典诗词，他还破天荒把鲁迅的《孔乙己》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令人佩服。从那时开始我们终生保持了喜记能背的好习惯，在建党80周年的时候，我还能在单位背诵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这不得不令人想到昙华林，想到昙华林多少个难忘的早晨，早读书！
想起昙华林是温暖的，四年里大家朝夕相处，亲如兄弟姐妹，互相关心照顾。我们班调干生多，胡德林、吴耀远、陈章生像大哥一样呵护着我们这些小弟弟。我记得为了度过大武汉寒冬，为我考虑过补助棉衣，还为我补助书费，那真是雪里送炭。班上的女同学支援我们不少的粮票饭票。有一次我到厨房里掀开蒸桶大盖，右手背手腕不小心被蒸汽烫伤一大块皮，回到寝室，大家都来关心，刘文新同学专门陪我到医务室包扎，我手不方便，同寝室黄光福、柯愈扬等为我打饭，照顾我大半个月。当时粮食定量，副食限量，油水少，肚子总不那么饱，每当暑假寒假同学归来，寝室里便是一顿顿的盛宴。从全省各地归来，孝感的花生，天门的米子，随州的糍粑，鄂城的年糕，恩施的腊肉，还有瓶瓶罐罐里的乡村小作坊榨出来的菜油麻油，家里制作的酱菜、豆腐乳，就成为大家改善生活解馋解饿的佳肴美餐。1963年寒假我留校，元月24日除夕那天，全年级留校的同学欢聚在党支部书记的家里，丝毫没有离家在外的孤独之感。第二天大年初一，我同刘文新受老大哥舒斌臣邀请，到孝感他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外人家中度过的春节。当母亲知道我在孝感农村同学家过年后，还要姐姐来信问是不是我找了对象在谈朋友。因为在她老人家的观念里，过中华民族亲情团聚的节日，不是亲密的关系，不是家庭的成员，怎么会到别人家过年呢？其实母亲不曾有过同学关系，不很理解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同学关系。往事凝真情，真情见厚爱。昙华林里这些事，我怎能忘记！
昙华林大师云集。在昙华林我们有幸聆听一位又一位老教授一门又一门学科的讲解，耳濡目染他们高尚的人格，独立的精神，他们儒雅的风采，至今历历在目。杨潜斋教授的语言学，把我们带进语言学的群峰峻岭，他一头乌黑的闪亮的头发，一副宽边眼镜，一口有板有眼舒缓从容的普通话腔调，厚厚的讲义上用毛笔楷写的一行行文字，我们在下课后在讲台上翻看到，无不赞叹。他严谨的科学讲解和穿插其中的风趣，对个别同学的调侃，让我们记住了“索胥尔”等语言学家的名字和各种语言流派，他的形象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欧阳德威老师讲授的唐诗宋词，把我们带进了诗歌的繁荣世界。他浓重的湖南口音，抑扬顿挫的语音，全身心感情投入充满激情的阐释发挥，把唐诗宋词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今他在16教室讲解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让我回味无穷，深知其中的神韵味道。邢福义老师讲现代汉语词汇语法，枯燥乏味的语法在他的讲解中竟然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因为他博采古今中外现代文学名著中的例句，让我们大饱耳福。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能在电大班讲现代汉语课，那点底气和基础就来自这里。要回忆的老师们太多了，王庆生老师的《文学概论》为我们构筑起文艺理论的框架，王忠祥老师娓娓道来的外国文学中的人物，为我们组成了欧洲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笔下的人物长廊，高老头、于连、葛朗台等等典型形象，让我们终生难忘。正是在名师的教育熏陶下，我们文学的活力得以激发，我们6103班成立了“发愤文学社”，成员有程本兴、林植汉、余旭芝、黄光福等同学。我们还出过社刊，我写过一篇关于唐诗意境的文章。程本兴同学是当时思想最活跃最能独立思考的人，他还担任过年级黑板报《红旗报》的主编。在走出昙华林后，他以非凡的努力、锲而不舍勇于创新的精神，积二十多年的研究，终于把一桩千年历史旧案翻了过来，让宋玉被颠倒了的历史形象颠倒过来，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这与程本兴学友在昙华林所受的教育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伍明万，1961年入中文系。曾任宜昌市总工会主席）
往事琐忆
【黄济华】
说起昙华林往事，我虽然是1955年入学的，但记忆还可以追溯到1953年夏天。
当时，我在九江师范读简易师范四年级。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我们到武汉参观学习，就参观了华中师范学院，昙华林校园给我们留下了美好印象。当时校方热情接待我们，在那座小礼堂举行茶话会，王自申院长亲自致欢迎词，其中有一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王院长恳切地说，希望你们将来能到我们华中师范学院来深造。但我们当时都一心准备服从分配去当小学教师，而且只有比初中毕业多一年的学历，怎么也不敢奢望将来能到华中师范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来深造。
但事实却又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年简师毕业以后，学校为培养更合格的小学教师，挑选一部分学生升入中师二年级继续学习，我有幸忝列其中。1955年夏，中师毕业前夕，学校又挑选十四个同学集中复习两周，报考华中师范学院。结果七人被录取，我又有幸名列其中。
九月一日傍晚，我们怀揣着华中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乘江轮到达了武汉。高年级学兄学姐在武昌中华路码头打着旗子迎接我们，脚踩三轮车帮我们把简单的行李运到昙华林附近的花园山小礼堂暂时住下。在昙华林报到注册与体检以后，就在大礼堂举行了新生开学典礼，在昙华林电影场观看了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很快就搬到了桂子山新校舍。但在1958年秋“大跃进”的高潮中，我们中文系又搬回了昙华林。
回忆昙华林岁月，有几件往事常常萦绕于怀。
1958年秋至1959年，“大跃进”闹得热火朝天。当时学校有号称“四大办”，即“大办钢铁、大办勤工俭学、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大编教材”。我参加的“大编教材”就是在昙华林日夜苦战的。当时编教材的荒唐逻辑是，教授不如讲师，讲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有个盛行一时的口号叫得震天响：青年学生是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们没有负担，最容易破除迷信。其实也最不知天高地厚。
我从毕业前夕到留校当助教最初一两年，先是参加编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又参加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具体编法就是先编大纲，再由几十个青年助教和学生分工，一个人编写一节，或两个人合编一节，最后主编合起来就成一本教材了。1960年是“大跃进”后的饥荒困难时期，连印教材的纸张都是那种粗糙的再生纸。那本集体编写号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就是用这样低劣的纸张印出来的，红色封面也成了暗红色。可惜我“文革”中下放农村劳动前夕，为减轻行李负担，把这本教材作为废纸卖了；不然，留到今天就成了宝贵的文物呢。
原来说的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或“三年经济困时期”，准确地说，应该是“大跃进”后三年大饥荒时期。我的粮食定量从学生时代的三十六斤猛减到教师的二十四斤，实在吃不饱，总感到不争气的肚子饿，吃了还想吃。大家也跟我差不多。有几件发生在昙华林的不大光彩的事，终生难忘。
一是当时大家肚皮都填不饱，不能搞剧烈运动，就把昙华林城外的大操场给开荒种了红苕。收获红苕时，连红苕藤的嫩叶子都用点酱油（当时计划供应的食油每人每月只有四两）炒着吃了填肚皮。我有一次一顿舍不得吃完，就用有盖子的搪瓷缸装着，放在食堂的碗柜里，想留着下餐再吃。可是下餐吃饭时，却连那瓷缸都不见了，不知是谁拿去填了肚皮，我真后悔当餐没有吃完。
二是某一天，昙华林教工食堂面粉快完了，第二天早晨做馒头的面粉都不够。桂子山食堂有面粉，但汽车没有汽油，不能去运。怎么办？中文系领导发出号召，派两个青年教师连夜用板车去拖，回来可以免交饭票吃一顿饱。我见这个机会好，既做了好事，又能一混一顿肚儿圆，就自告奋勇，当此重任。于是和另一个青年教师拖着板车从昙华林步行到桂子山一食堂，装上一板车面粉再拖回昙华林，来回几十里，最后在食堂吃了一顿免交饭票的花卷和馒头。朋友们猜猜，我那一顿吃了多少？嗬，不瞒你说，那一顿吃下了十三个花卷、馒头，当晚差点没撑死。如果当年被撑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饶舌了。
说起撑死，当时还真的有一个同学被撑死了。那是我们同年级的同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大概是1961年冬天吧，他被摘了帽子，准予复学。他办好了复学手续，准备回几年没有回过的广西家中探亲过春节。他想，乘火车吃饭可以不收粮票，回家过年大概也可以不交粮票，于是启程前，就在昙华林附近的小餐馆饱饱吃了一顿。万万没想到，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他还没离开昙华林就因肚子剧痛而住进了隔壁的湖北医院，终因医治无效，硬是活活被撑死了！
三是我自己除了上述一顿猛吃十三个花卷、馒头外，还有一件丑事。那就是有一天夜晚，我臂戴红袖章巡逻，故意独自从教工食堂里走一趟，跟认识的工友打打招呼，眼见一大筲箕剩饭摆在那儿，口里立即涎水直流，便趁着工友没注意，抓了一个大饭团子，偷偷带到外面吃了。虽然明知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古训，但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丢丑的一件事啊，也是在昙华林！
唉，再说点高兴的吧。
我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当助教，在许清波、陈安湖、黄曼君、田蕙兰等老师的指导下，一年后就在昙华林大礼堂的大课堂试讲现代文学课，此后逐年增加一点教学任务，总算步履蹒跚地走上了大学讲坛，从此深知身为人师的神圣与艰难。
还有，我们夫妇也是在昙华林走上婚姻殿堂的。那是1962年7月14日，放暑假的前一天，同事们帮我们筹办，在昙华林文华书院楼上中文系资料室举行了婚礼。婚礼简朴而隆重，由系主任方步赢教授亲自为我们主持，系领导和全系的老师差不多全来了。这真是我们一生的荣幸啊！当时结婚糖果都计划供应，凭结婚证仅仅卖了六斤水果糖！同事们就帮我买来冰棒和番茄，大家吃着也很高兴。老师们要我爱人晏木兰唱歌，她就即兴唱了一支《好一朵茉莉花》，很受欢迎。有老师幽默地说，她唱的是“好一个黄济华”呀，又激起一阵欢声笑语。此情此景，五十年后，历历如新！
（黄济华，1955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永远的昙华林之恋
【余茝芳】
难忘1962年的那个夏末，我走进美丽而神秘的昙华林，来到梦寐以求的庄严的大学学府，魅力无穷的文学殿堂。多年后，我才弄清楚，只是因为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句指示“今年高考按分数线录取新生”，让命运对我露出笑脸，致使全中国所有大专院校的62年级都有一批像我这样的幸运者。推想而得知，62年之前和以后，在没有按高考分数线录取的年度，剥夺了多少成绩优秀的学子上大学的权利！当时，我无限感恩于共产党和政府，是他们网开一面，没有因为我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和复杂的海外关系把我“政审”掉。现在想来，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感谢刘少奇主席的那一句看似平淡，分量千钧的指示，给了我们求学的机会，让我来到如诗如画的昙华林，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师范大学学府。
昙华林是武昌城一条长约1200米的幽静老街，许多历史文化名人曾经居住、活跃在这里。曾经有一所教会学校坐落于此街，欧式建筑，小巧精致。仅仅能够容纳中文系和历史系，因此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的分院。西式钟楼，古塔，掩映在古老的苍松翠柏和桂树之中。钟楼下中式的四合院，便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场所文华楼。一楼全是我们的教室，二楼三楼分布男女生寝室。文华楼的对面是结构精致的体育馆，下雨、下雪时，我们在里面上体育课。经过小桥、流水、人家，与我们相邻的是湖北美术学院，直到今天，仍是人们向往的艺术殿堂。在这无与伦比的美丽和幽雅的环境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虽然经历五十年岁月的洗涤，我至今还怀着对于母校深深的眷恋，特别是那些曾经用知识无私地哺育我们成长的、德高望重的师长，还有那些曾经朝夕相处，共同经受锻炼和磨难，后来劳燕分飞，现在都已进入暮年的学友。
不仅是半个世纪的眷恋，也将是终我一生的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