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祁村走向大上海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1876—1965，名尔忠）和小他3岁的弟弟王禹卿（1879—1965，名尔正，又名王明德）年幼时期，青祁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附近一片芦苇荡，老百姓一代又一代重复着远古的生活方式，守着几亩薄田，背朝青天脸朝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浩渺无垠的太湖水，年复一年地滋润着这片泥土，可是地少人多，耕地缺乏，村民们家家户户总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连糊口都成了问题。尤其洪杨之役（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田亩荒芜，民不聊生，十家九户揭不开锅，走出去、外出闯荡就成了青壮男士的首选之路。近者走苏州、常州，远者到上海、南京，更远的到了广州。与其在家里受苦受穷，还不如外出闯一闯，或许还有一条生路。
在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之前，无锡一带已出了不少闯荡天下的好汉，倒是印证了“人挪活，树挪死”的古训。他们有的是走“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的路子，靠官场的“磁场”发家致富。这样的人家有：薛福成家族【注：薛福成是晚清洋务官员、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驻英、法、意、比公使，至今无锡城内还保留着规模宏大的薛家花园。薛家的第三代与荣家联姻，即薛福成的孙子、薛南溟的儿子薛寿萱娶了荣宗敬的二小姐。】、杨宗濂家族【注：杨宗濂、杨宗翰兄弟也是李鸿章的幕僚，曾任长芦盐运使，后代以出掌金融和实业闻达。杨家也是第三代与荣家联姻，即杨宗濂的孙子杨通谊娶了荣宗敬的六小姐荣漱仁。】，这些家族凭借了官府的有利条件，又顺应了洋务运动的潮流，走向上海，走向京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参政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安排下一代渗透到工商界，光宗耀祖，根深叶茂，百年不衰。
没有科举和官府背景的，靠单枪匹马、赤手空拳打天下的能人也有很多。在无锡，较早“混出个人样”的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即祝兰舫，无锡南门外伯渎港人，1865—1926）。他幼年丧父，孤苦无依，十几岁在当地一家铁行里当学徒，16岁到上海打工，积累了一些资金后于1885年开始独立创业，连续创办了十几家企业，并当上了洋行之首怡和洋行的总买办。他1902年集资30万两创办的华兴面粉厂，是当时唯一可以与孙家的阜丰面粉厂比肩的大厂，后来数年与王家和荣家都有密切联系。最著名的自然是荣家兄弟，荣宗敬三闯上海滩，几经周折总算立稳了脚跟，天时顺遂，励精图治，逐年发达，最终成为中国实业界的一代领袖。另外还有唐滋镇、唐殿镇兄弟，也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锡商”典范。这些家族，先在无锡起步，一点点逐步做大，后来都来到上海这个超级大窗口、大舞台、大市场，上演了由无锡人导演的精彩大戏，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这个过程，被视为无锡男人除了科举之外的唯一一条“正途”。
王尧臣、王禹卿兄弟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也到了履行“正途”的关头。
在这之前，他们都是父亲王梅生老夫子帐前的小学生。尽管时运不济，但王家文脉依然强韧。王尧臣与王禹卿从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遍览四书五经，而且都写得一手好字，于中国文史也有独到领会。据王家同乡、上海纺织界老人朱龙湛先生（曾任荣德生先生的秘书）撰文说，王禹卿与他的哥哥王尧臣小时候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秉性：“王尧臣天资愚钝，但能用功勤读，生性憨直，喜欢骑在牛背上读书，到他父亲命他背书时，已经滚瓜烂熟了。王禹卿则性黠好嬉，对经书不感情趣，但是当他读到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时，却也津津有味，对于其中‘贵入如珠玉，贱出如粪土’的说法深有感悟。其父在一旁揣摩道：‘此子于读书无缘，将来或可成富商吗？’”【注：朱龙湛，《王尧臣、王禹卿与福新面粉公司》。】
老夫子或许有先见之明，后来的事实说明，知其子莫如其父，不仅是王禹卿，连同王尧臣都成了海上富商，他们传奇般的人生轨迹，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正是顺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和传统，两兄弟都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拎起了铺盖卷，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好在那时民风淳朴，时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凡有点沾亲带故的关系，就会不失良机地加入“农村包围城市”的打工潮。
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16岁时离家到了无锡城里，先在一家染坊里当学徒，23岁时（1899年）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在石路（今福建路）瑞丰估衣庄（当衣服的当铺）当伙计。最初是当下手，每晚在店门前设摊向行人吆喝兜售。由于他善于观察过路人的社会身份和需要，兜售时总能有针对性地说到点子上，顾客往往就乐于前来购买，不久升为“喝摊”的上手，三年后又升为估衣铺的会计。
1904年，一个朋友介绍他进顺全隆洋行管账务，在洋行的业务联系中，他认识了同乡人、已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的祝大椿。一年后，祝大椿看王尧臣为人忠厚老实，是个靠得住的人，就把他拉进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此时正值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俄国人的面粉厂在战争中差不多都打光了，不仅交战双方急需就近补充给养，整个北方面粉奇缺，精明的上海人抓住商机，趁机打进北方市场，纷纷向北方派出精兵强将推销面粉。祝大椿很快发现王尧臣善于兜揽生意，立马调他去天津，在华兴厂的天津分销处主持业务。老板都是“鞭打快牛”的行家，这期间，由于曾外祖父忠实肯干，销售有方，华兴厂在华北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祝大椿又调他去东北和山东，先后赴营口、安东、大连、烟台、青岛等分庄主持面粉销售，就这样为华兴面粉厂辛苦奔波了七年。【注：朱龙湛，《王尧臣、王禹卿与福新面粉公司》。】
王禹卿14岁的时候学哥哥王尧臣的样子，也拎起了铺盖卷。
上路的时候，母亲沈氏为他打点行装，东拼西挪，想尽办法，也只有一卷打了补丁的被子和一件旧棉袄。他走出老屋，挥别父母，弃岸登船，乘一叶小船从太湖进入苏州河，向南，向东，经过一天的行程，来到光怪陆离的大上海。他去投靠一个在上海开店铺的远亲胡氏，就在这家店铺里当学徒。
去上海——似乎是他们命中注定、无可选择的人生之路。圣贤书上说得明白：“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孤身独旅，离乡背井，前途未卜，相伴的总是一番茫然与凄凉。
吃得苦中苦 难为人上人
王禹卿先是投靠他家的亲戚——高车渡胡太亲家用三先生，胡家在沪经营胡亦来煤铁油麻店。学徒生涯非常辛苦，货物的打包、搬运、装车、盘点，店内外的杂活儿，事无巨细，当学徒的样样都要干。煤铁油麻店，经营的货物很杂，主要是供应沿海民间造船用的各种材料。
其中最苦的活儿有两项：一是搬运和堆码桐油桶，不仅费力而且危险。桐油是造船的必需之物，每桶有一百来斤，14岁的孩子无法搬动，只好两个人共同来搬，但是要把这么重的油桶层层堆码起来绝非易事，常常要双手举过头顶，层层堆上去，一旦臂力不支，油桶滑落，人就会被砸成残废。二是盘数铁钉，一天盘数下来，脸面黝黑，就像打铁的师傅一样。到了冬天，双手都被冻裂了，终日疼痛难熬。那时候当学徒简直就是当奴隶，最苦的活儿都是学徒们干的。王禹卿抱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信念，咬紧牙关，拼命干活，深得老板和师傅的喜爱。
尽管拼死拼活、没白没黑地干，收入却非常有限，第一年每月仅得300文（制钱），他除了剃头和洗澡之外，什么钱也不花，身边花花绿绿的大上海，他权当没有看见，就这样克勤克俭，到了年底口袋里也仅剩下900文。要过年了，他向同门师兄借了1000文，买了一些笋干、粉丝、红糖、白糖，托同乡带回老家，这些东西在乡下就是上好的年货了。第三年开始，每月可得工钱1400文了，他念及父母的养育之恩，全数寄回老家，聊补家用之不足。当父母的看到儿子的长进非常高兴，朦胧地觉得，这日子有奔头了。
这期间，他与父亲常有通信，汇报在沪的种种情况，其父王梅生也不失时机地帮他“掌掌眼”。从眼下所能见到的其父唯一一封手书家信，可知王禹卿的小名叫根荣，当时他已经转到恒来油麻宝号，信是托一个叫“阿纪”的朋友带去的。王梅生信中说：
根荣吾儿如悉：
前日接见第二号来函，云及西周兄保荐尔于源来为业，父知之下，甚慰甚慰，今既得业，要克勤克俭，有始有终，偶再易号，人必笑尔无恒心，不足有为。将来得蒙有大机会，无人保荐。谚云：将军虽好，俺香里不用，纵使英雄，亦显短气矣。为人以谦逊为先，恭敬为贵，万不可有骄傲之。世有骄傲之人，凡事以为己能，皆不及我，与人晋接、周旋，不肯佩服。此等人，必顿致寸步难行。所以，谦敬两字，何地不可往，何处不可藏。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刻下家中均安，惟阿伯于十一日夜寒热，为兄大约过市到申，可以聚谈一切。现载赓有得生意否？秋蝉在申调着银洋与货否？仰新来函，将两人所为之事，一一写明付我知之，方之于花影到家，于我说及孙周两人，去聘伊至新闸开店，彼为当手，其事已成，予亦欣慰之至。彼于初九日抵家，于月半即欲动身，为店事急急不能淹留在家也。兹父喜食雪梨，申地如有，即买数只托原船带归为要。余不多嘱。
耑此申告顺问
近好
父梅生字
杏月十三日 手草
可知他父亲还是大小事情，样样都要过问的。对儿子百般叮嘱，不可骄傲，不可看不起人家，一定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对周围的人，无论上中下，都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为父的深知儿子的脾气，还以“至要！至要”相警告。拳拳舔犊之心，可以想见。信中还关照了许多亲友间的杂事，但是当父亲的对儿子的要求却很简单，只要买几只雪梨托人带回就行了。
这期间，他的母亲不幸病逝了，其父为了保住他那来之不易的饭碗，严令不许回乡奔丧，直到他20岁时方得请假回家，扫墓省亲。这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六七年了。【注：王禹卿，《六十年来之自述》。】
不知是什么“造化”，在沪的第一个十年中，王禹卿竟遭遇过三场火灾，而且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第一次是在他刚到上海的那年冬天，半夜时分，隔壁一家棉花店失火，殃及胡亦来煤铁油麻店。王禹卿从睡梦中惊醒，火苗已经窜到身边，他急忙抓了一件衣服逃了出来。店铺已整个地被烧掉了，总算人幸免于难。
第二次是王家在青祁的老家失火，原因是隔壁一家姓陈的人家不慎起火，殃及王家。那时乡间都是茅草房，一点就着，致使家中连屋带物全部付之一炬。等到哥俩闻警赶回去，只见瓦砾遍地，片椽无存，居无容身之所，食无隔宿之粮，这时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了，父子三人，抱头痛哭……
第三次是在1902年，王禹卿到沪的第十个年头，也是他与茂新面粉厂发生联系的一年。恒来油麻行经理见王禹卿头脑活络，很能干，又肯吃苦，就派他去烟台、天津、营口、乐亭等地开拓新的市场。王禹卿动足脑筋，尽心效力，不到半年，所推广的业务已超出别人两倍以上，月薪增加到14块银元，全家皆大欢喜。谁知这年五月间，恒来油麻行邻居失火，周围店面和民居顿成一片焦土，恒来油麻行也没能逃脱厄运，顷刻间化为乌有。适逢王禹卿外出收账，躲过一劫，但是他留在店里的所有衣物均荡然无存。后来，店主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老板拒不补偿王禹卿的损失，使他心一下子凉了。
转眼冬天要到了，过冬的衣服还没有着落……这不能不使他重新考虑，下一步，路在何方？
王尧臣、荣德生与祝大椿的缘分
曾外祖父王尧臣自被祝大椿延入华兴面粉厂后，从此一脚踏进面粉行，常年在北方奔波，非常辛苦。北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均与南方大异，营口、大连一带十月份就已经雪花飘飘，没有皮袄皮靴根本不能出门。曾外祖父努力适应北方生活，连创佳绩，颇得老板祝大椿的欢心。
他的运气很不错，东北的面粉热销还没有停歇，又爆发了全民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这回不仅是东北，全中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国货的浪潮。美国面粉遭到抵制，国产面粉就畅销了，又给民族面粉业带来大发展的良机。华兴面粉厂自创始的头五年，每年利润达十万两银，这里面有王尧臣很大功劳，但他月薪止于20两银。他宅心方厚，心里很平，不觉得吃亏，相反还觉得老板待自己不错，月薪20两虽说不上富裕，但也可以过过小日子，比在家乡强多了。假如不是后来弟弟王禹卿拉他加入福新面粉厂的话，他可能就一直在华兴厂干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