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倒一切，使百年红学史几乎变成一片白地
20世纪近百年红学史的成绩是辉煌的，对此，海内外学者有目共睹。台湾潘重规先生曾说，经蔡元培、胡适之的“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红学六十年》）。此话一点不错。在这百年中，关于曹雪芹生平思想的研究，关于他的家世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关于脂砚斋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关于《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关系的研究，都取得带有突破性的成绩。这是谁都抹杀不掉的。这一切实绩在周汝昌“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中却化成了子虚乌有。旧红学、新红学的发生发展，它们之间的论争及影响，是个客观存在，由它们构成了百年红学史中前50年的基本内容。但周汝昌却说新旧红学都不曾存在：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旧红学”原来是一个不曾存在的假想名义。红学的实体，确自“五四”期间胡氏肇始。
因为“旧”本不存在，所以“新”之对应称号也就自然成为一个并无实义的假名了。
先否定旧红学的存在，还承认胡适创立了红学的实体；紧接着笔锋一转，像玩弄文字游戏一样，把新红学变成“并无实义的假名”。后来在大谈“新红学的不足之处”时，转而进一步否定了新红学的存在：
事情也很分明：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
可知世之所谓“新红学”，原是一种夸大了的名目和概念。
既然胡适的《红楼梦》研究连“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都没有，哪还有什么新红学呢？彻底得很，几句话就把公认的旧红学、新红学的实绩否定掉了。这里我们要请教周汝昌先生：胡适关于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难道够不上“学”？他提出的自叙传说不是“学”是什么？他彻底批倒了形形色色的索隐派，在广大读者面前恢复了《红楼梦》的本来面目，难道不是“学”而是高谈空论？你的自传说是从哪里来的？它所含的“学”难道能同胡适的自叙传相比吗？
在这期间，他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无有自己研究的创获可言”，一句话便把别人否定得干干净净。当然，他表示佩服鲁迅，但不是完整的发展的鲁迅，而是他巧手打扮成“坚决磊落的自传说”的鲁迅——一个不真实的鲁迅。另外他很佩服陈蜕，因为陈蜕说应把《红楼梦》列于“子部”，并且说雪芹是一位堪称“创教”之人！他认为这种石破天惊、骇俗震世之论，“应当在‘评红’史上大书一笔”。陈蜕的荒谬与对陈蜕荒谬的评价，绝不是红学之“学”，因为他们连《红楼梦》作为小说的性质都搞错了，何学之有？
他对解放后近50年的红学成果视而不见，冷嘲热讽，还说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处在悲剧性中。他不指名地指责俞平伯、王利器、冯其庸等红学大家不是“学力欠缺，功底太差”，就是“逞臆妄说，贬人扬己”。他反对把《红楼梦》当作文学来研究，对艺术研究中的形象塑造、性格刻画、心理描写、口语运用，深致不满，大加排斥。因此以何其芳、蒋和森为代表的红学家对作品研究取得的成果，他根本看不上眼，连一句也没有提。这50年简直糟透了，比前50年更加一无是处。
如果有谁真的以为周汝昌会认为百年红学史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可就错到底了，要知道，否定别的一切其实只是为了突出他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还红学以学”的实质，就是百年红学史只有他的自传说够得上“学”。话不好明说，假鲁迅而言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之家
周汝昌在讲学风问题时说：“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这是个近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虽名家时时不免。”他举的例子是俞平伯误把敦诚挽雪芹诗的“旧坰”解作了“旧坟”。俞先生把坰解错了，绝不能说他“学力欠缺，功底太差”，谁教我们的汉字多而且难认难记难写呢？偶尔的一字之失是不能定为“功底太差”的。但在《还“红学”以学》中，却确实有不少错误真实地再现了周汝昌的学力和功底。例如他在文中说：
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年，从1664年到1757年，已经93年，而那“明遗民”既能知亡国之痛而发愤著书，那他应生于明亡之前至少一二十年才行。
周汝昌不知何所据硬让清王朝晚建立了20年。1644年是每个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年代。这年3月19日李自成义军攻入北京，宣告明王朝的覆灭。在吴三桂引领的清军的进击下，李自成4月30日撤离北京。同年10月，福临从沈阳来到北京即皇帝位，建立了满清王朝。不知道清朝立国史，就弄不明白曹雪芹家的发家史，难以对《红楼梦》做深入研究。令人惊讶的是大红学家周汝昌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缺乏准确知识，他的红学研究怎么能让人相信呢？难怪王利器先生批评他说：
还有一个乱说的，他成名的《红楼梦新证》，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在他的书中，元朝人竟能知道八旗，这是怎么搞出来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类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这样的乱说，是极不负责的行为。（见《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第33—34页）
原来他是在乱说。我曾想这会不会是笔误？再三阅读奇文，不可能是笔误，因为1664年连续出现两次，周先生经过精心运算，得出从这年到1757年恰是93年，排除了笔误的可能。不知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发生在1644年，硬改写历史，让清朝晚建立20年，这同不知“坰”乃郊原之义相比，那个学力更欠缺、功底更差呢？这种毫无理据的逞臆之言在红学史上不贻笑百年才怪呢。
逻辑不严密，自相矛盾，是《还“红学”以学》学风不正的主要问题之一。周汝昌先说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开始。这是事实，对胡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但在后文中他又说：“胡氏之于《红楼梦》研究，实未建立一个堪称独立的新创的‘学’。”一个方面说鲁迅、******舍蔡取胡，肯定了胡适的“科学方法”，另一个方面又说胡适所论“简单肤浮得令人惊讶”，“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又抽掉了胡适建立“科学方法”的基础。以自己的矛攻着自己的盾。
提倡指名道姓的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百家争鸣中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是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王利器先生在《〈红楼梦新证〉证误》一文中指出周汝昌有十大错误：不知妄说、不知妄改、不伦不类、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辗转稗贩、顾此失彼、道听途说、数典忘祖、前知五百年。十多年过去了，没见他做过一句自我批评。张国光先生尖锐地批评了他支持《太极红楼梦》的荒谬，又深入批评了他崇曹贬高的错误及影响，他却从没有用严肃的指名道姓的反批评同张先生争鸣，只用暗示法表现他的不满。在《还“红学”以学》中他依然故我，仍用暗示法发泄他的气愤。暗示法既缺乏学者的风度，又短少学的内容，绝不是好的学风学德的表现。
周汝昌说：“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此论看似有道理，似乎在抬高红学，实际是架空红学，取消红学。“中华文化之学”和“红学”是两个大小不同的概念，是涵盖被涵盖的关系，不能用“中华文化之学”这个总概念代替“红学”这个具体的小概念，二者之间不能画等号。不从《红楼梦》本体出发作“文学常论”式的研究，即不研究它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卓绝的艺术成就，岂不只剩下了乌烟瘴气的“红外线”！
五、《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
红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学问。红学的核心是关于《红楼梦》本体的研究，它的版本，它深广的思想蕴涵，它的卓绝的艺术成就，它的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问题。凡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相关的问题，才够得上红学之学。
红学，既然是学术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就要发展，要不断地完善自己。所以每个红学家和《红楼梦》研究工作者都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纠正自己的失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向真理靠近。鲁迅开初接受胡适的自叙传，后来批判自叙传是这样；俞平伯当初宣传自叙传，后来发展到典型化是这样；冯其庸先相信雪芹卒年的癸未说，后来抛弃癸未说而接受壬午说，也是这样。自叙传相对索隐派而言，它是比较科学的，因为贾宝玉作为典型包含有作者曹雪芹的生活。但把自叙传发展成绝对化的自传说，在宝玉雪芹之间画等号，则是荒唐的。脂砚斋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有知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庚辰本第十九回评）俞先生在修正自叙传说时风趣地间：“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于此可见“精剪细栽的生活实录”式的自传说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同不断发展的红学也是背道而驰的。
红学，既然是科学，它必须尊重事实，尊重真理。曹雪芹生于南京，成长于北京，祖籍辽阳，史迹清清楚楚。那种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的说法，虽然有几位权威支持，也为严肃的红学工作者所不取。争不到曹雪芹也要在丰润重新给《红楼梦》找个作者，于是强把丰润曹渊过继给曹寅做儿子，让他来创作《红楼梦》。此说虽有周汝昌、杨向奎这样的大权威支持，除了贻笑红学界外，决不会达到目的的。至于撰长文为丰润所谓的“曹雪芹家酒”做广告，在电视中说什么“曹雪芹一边喝其家酒，一边在写《红楼梦》”，那连“红外线”也够不上，同作为科学的红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红学，既然是科学，它只能在同谬误的不断斗争中前进。它不怕伪红学的挑战。红学界一直不平静，很热闹，这不是它的错，这是因为每过几年总有些人跑出来向科学的红学挑战的结果。发歪论，讲假话，层出不穷，迷惑读者。“太极《红楼梦》”“脂评本是伪书”，是歪论的代表。“曹鼎望为曹雪芹祖父，曹鋡为曹雪芹的父亲”则是讲假话的典型。面对这些，为了维护红学的纯洁不论争是不行的。正如冯其庸先生在全国七届红研会开幕词中所说：“对于种种歪论，我们不能退让，我们要为真理而争！孟子说：‘吾岂好辩也哉？吾不得已也！’我相信学术真理是在辩论中放射出自己的光芒的，希望大家不要掩蔽自己所涵藏的真理之光而一任邪说横行！”同野狐禅做斗争是红学界长期的任务。
这，大约就是红学的品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