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国网络拓展的战略部署中，深创投一直在寻找一条能与资金实力雄厚、模式成熟的国际创投进行差异化竞争的路径。“一个企业要把自己做强做大，必须有一个销售网络。做创投也要建立自己的网络。在早期，深创投也探索着做了一些网络，但是没有成功。2005年底，创投管理办法的出台给了我一个思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方式，和政府形成互动，再结合项目源基地建设，来形成自己网络。”靳海涛说。
深创投迈出这一大步，尽管这是开先河的事情，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但它成功地探索及拓展的“政府引导基金”，无疑成为了集团铺开网络、进军全国市场的加速器。
2005年11月，十部委出台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出：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
靳海涛说：“政府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一块钱，我出一块钱，其他的机构出一块钱，共组一个基金，以公司制形式运营就是一个创投公司。”
靳海涛总结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几点好处：第一解决了募资问题；第二拓宽了项目来源的渠道；第三与政府形成互动关系，现在被投企业做项目也要面向全国，会涉及许可证、税收、土地等很多问题，与政府关系的建立，可以方便为企业提供环境优化的服务；第四，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
2007年1月，深创投一直倡导并首先实践的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在苏州挂牌。
有了第一个成功的模式，深创投趁热打铁，很快地将这个模式推向更多的城市。截止2011年底，深创投集团已经设立46个政府引导基金，分为中央、省级、地市、县市四级，基金总规模达84.35亿元。
靳海涛得意地说：“我们建了政府引导基金后，政府来推荐项目，现在项目来源解决了。实际上我们现在项目干不过来，太多了！”他回忆说：“2006年投资项目是16个，不过在2007年，这一数字迅速增加，当年投了43个项目，投资额为12亿元。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熟练起来的团队，更多开始主导投资，而不是之前的跟投。”
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才刚刚起步，需要积极探索不同的合作模式。而作为中国本土创投的领头羊，深创投集团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忐忑中，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深创投与政府合作的模式有四种：
第一种模式是类优先股模式。也就是政府出资部分，不承担投资风险，但有了收益后即拿固定回报，这种模式有点像优先股，有优先清偿的权利。
第二种模式主要针对投资初创期项目。这个模式中，商业化投资人可以有选择的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收购政府投资人拥有的股权，也就是说，投资人可以以原始价格购买已升值的股份。
第三种模式是跟进投资，比如深创投集团在宁波投资，宁波的政府引导基金就拿出一定比例和深创投的投资匹配，获得收益后分一部分给投资人。
第四种模式是特殊分成。基金投资产生盈利时，政府将其收益的一部分作为业绩奖励分配给深创投。
全国网络拓展的同时，深创投对创投行业所起到的先驱引导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以在苏州运作的政府引导基金为例，它促使创投化整为零、积沙成塔的功能充分凸现出来。“在这个政府引导基金组建前，当初的苏州只有一家创投企业，现在苏州已有100多家创投企业，还成立了苏州创投业协会，这近100多家创投企业中，国有、民营、外资各种所有制都有，它实际上成为政府招商引资的第二通道。”靳海涛说。
2007年，随着庞大网络的快速扩张，深创投集团项目投资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而且其主要网点的管理公司有当地政府引导基金和民营资本30%的股权参与，这对项目决策控制埋下了一定的隐患，如何有效地控制风险被提到了管理的高度。靳海涛提出了“牢牢地把投资决策权握在手里”的办法，他解释道：“受很多条件限制，投资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地方可能做得不错，但有的地方可能不行，因此必须发挥整体优势。在现阶段投资决策必须控制在总部，下面的基金可以去做项目，但是不能决策。再就是以后不管做多大，风险控制体系永远不会放。风险控制包括财务核算、法律核查、行业分析等，投资决策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形式到内容的审核。将来也许有小额的投资权下放，但风险控制权永远不可能分下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据了解，深创投总部给每个分公司派一名最高级别的负责人，再由此人负责在当地招聘其他的员工。通过这位负责人，总部来达到对分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而实际上，投资项目从立项、调研到决策等核心程序都集中在总部。
在深创投的全国战略中，成功地探索政府引导基金无疑为公司铺开网络、进军全国市场写上了重重一笔，同时，深创投也成为了中国最早探索政府引导基金的本土创投企业之一。
随着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政府引导基金会取得越来越快的发展，但在靳海涛看来，这个力度还远远不够。他多次呼吁“政府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和力度，引导社会资本，壮大VC/PE的力量，支持新兴产业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靳海涛乐观地展望未来：“只有大量本土PE和VC发展起来了，创业企业家的创业欲望和冲动，才能被激发起来，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本土创投投资的企业，未来也会成长为百度、携程、阿里巴巴的。”
增值服务——安身立命之本
深创投有这样一个理念：“把70%的精力用在服务，30%的用于投资”。
对深创投来说，增值服务是一个创业投资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更是集团自身的特色之一。
靳海涛认为，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细致入微的服务，一个创投企业的水平，就看服务的能力和体系是不是到家。“中国改革开放一共30年，中小企业的兴起才10年，每个企业都存在大量的问题，需要别人帮助。你说不需要人家帮助的就能成功，这是一种理想，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服务为本。我们也看到了失败的原因，一个是判断失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服务不到位，这两条原因导致失败，深创投如果还能排到领头的地位，不看你投多成功，也不看你多有钱，是看你的服务体系能不能搭建。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工夫，做整个服务体系的搭建。”靳海涛说。
深创投在帮助企业进行市场开拓、协调政府关系及促成企业间合作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增值服务真正体现了公司的内在价值。同时，深创投在搭建投资后的服务体系，扩展投资后增值服务时，可以及时把握企业的动态和需求，进行针对性的服务，并发现和控制投资风险。因此，靳海涛坚信，创业投资必须把提高服务能力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创投行业的服务，不仅是资金方面，更多是围绕企业的发展需求和短板，全方位地提供各种服务，促进企业健康成长，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帮助企业建立符合上市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协调股东关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做到责权明晰，激励到位，股东和谐，博采众长。例如，深创投投资的一家新材料企业，属于改制国企，股东关系复杂、内部管理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深创投投资后，派出董事帮助公司管理、实施监督职能，并帮助公司制定长期发展计划，推动制定公司薪酬和激励体系，理顺管理队伍，并采取各种措施稳定队伍。又如，深创投投资的一家民营农业企业，企业的家族式管理作风较浓，财务和管理规范性较差。深创投委派资深投资经理担任企业副董事长和监事，参与公司会议和重大决策。为企业设计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协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风险管理体系。
二是协助企业制定业务发展方向。帮助企业发掘自身优势，突出主业，持续发展。一些处于发展早期或业务转型期的企业，往往对政策市场环境、自身优势和发展方向存在当局者迷的情况。深创投凭借多年的投资管理经验，帮助企业认清形势，判断方向，发掘优势，制定合理的业务发展战略。例如，深创投在湖南投资的一家非常传统的企业，主要生产搪瓷粉体材料，规模很大。深创投经过深入分析后发现，其不能仅局限在做搪瓷杯子等业务，而可以借着搪瓷的特性拓展多种业务，如一些需要耐酸作用的管道，里面通过喷洒搪瓷粉体材料可以实现。北京奥运会前许多地铁的立柱墙面都喷上这家企业的搪瓷粉产品做一些艺术色彩的图案，不仅鲜艳，还持久耐腐蚀。又如深创投投资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公司最初对其业务模式比较模糊，深创投从行业和资本市场等方面协助发掘企业价值，对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建议，最终协助企业顺利登陆资本市场。
三是提供资本运作方面的帮助。主要为企业提供多轮融资支持，帮助企业重组业务，兼并整合，以及协助企业完成上市发行。比如对投资的企业，深创投往往协助企业争取银行的配套贷款，放大融资的杠杆效应。企业进行二轮融资时，有深创投参与协调，其他投资机构会更加认可。深创投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和良好的品牌形象，也会在企业上市发行过程中，对中介机构选择与协调，发行审核沟通与反馈带来巨大的便利。资本运作服务是深创投的强项，也是增值服务的“规定动作”，在所有项目中，深创投都以各种方式为企业提供了资本运作的帮助。例如，一家网游企业，深创投从一开始就参与策划网游业务分拆，帮助引入创投，联合多家机构对企业增资。在上市过程中，为企业推荐上市保荐人。协助设计投资方案和股权架构，上市策划，协助券商制作各类申报材料。
四是资源配置与整合。包括协调政府关系、完善团队、塑造品牌、拓展市场以及产业链整合等内容。集团总裁李万寿认为：“对于企业来讲，在研、发、产、供、销等方面包括公共关系维护、上下游企业关系建设等确实需要外来的帮助。如果投资机构给企业带去的不仅仅是资金，更多的是整合资源的能力和渠道，就会非常受欢迎。”如陕西一家企业在向西安各开发区申请用地无望的情况下，深创投积极协调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在航天产业基地申请建设用地45亩，解决了公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又如通过与政府协调，帮助一家杭州企业购置20亩土地，解决厂房和办公大楼用地问题；再如为一家重庆的食品企业介绍下游包装企业，解决产品包装难题。
值得一提的深创投深受投资企业好评的“企业俱乐部”活动就是资源整合类增值服务的典范。通过俱乐部活动实现了高端服务的功效：一是产业链上下游的被投资企业联系更为紧密，形成战略伙伴，实现了共同发展。二是拟投资企业对集团的实力和增值服务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高了公司对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和投资议价能力。三是公司与企业家、行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充分交流，增强了公司对行业发展趋势及被投资企业的把握能力，也提高了投资经理分析行业、认识行业的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