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伊拉克的情况，发生这种事也不足为奇，我已经向外交部的同胞、向台里所有领导同事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为了避免对报道组其他人造成影响，我也只能这样硬撑着，尽量把谎言合理化。
离开伊拉克，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同志把我们接到约旦首都安曼的大使馆院内。我们三个一夜未眠，眼皮子都在打架，但就是辗转反侧。我们心里还不能接受就这样无功而返。一想到我们只差一点点，就能在那个新闻的大战场一展身手，如今却只能隔岸相望，痛苦和不甘就在心里狠狠地拧着，仿佛要拧干最后一滴活力与希望。
中国驻约旦大使陈永龙，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可把我害苦了！”他嘴上这么说，但脸上的表情还是很亲切，“我要严肃地批评你，同时也要谢谢你，我当外交官这么多年，从来没想到，会在办公桌上接到国家领导人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为你们打的，话里边的语气我就不跟你细说了。领导人下了死命令，我和张维秋大使要确保你们中央电视台最后几位记者撤出伊拉克。”
陈永龙大使温和的话语里，其实有雷霆万钧，让我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后来我也听到了不少说法，从不同侧面确实印证了，当时有国家领导人专门过问了这件事。因为伊拉克战事一触即发，领导人就向使馆人员询问，在伊的记者怎么样了，当他得知还有三位央视记者，包括水均益，因为护照找不到还没撤出时，领导人当即表示，不行，坚决不行！
他说，我们中国记者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之前有过惨痛的损失，在美国轰炸我们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已经有两位记者失去了生命，还引发了中美之间很长时间的关系紧张。所以，出于种种考虑，领导人指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三名记者安全地带出来。因为当时伊拉克使馆的张维秋大使已经撤了，联系起来不方便，所以，领导人亲自联系了约旦使馆的陈永龙大使，交待这件事。
在约旦使馆，我们又遇上了一早抵达的新华社同事，老同事张兰华看到我，狡黠地笑着说：“你小子没玩成吧？玩砸了吧。”
大家是多年的老同事，又都是干记者这一行的，很多想法是心照不宣的。但我当时已经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我抬起眼，望着使馆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试图慢慢接受已经离开伊拉克的事实，但是心上那块石头却越压越重，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
手边那本护照，正五味杂陈地躺在那里。
那次伊拉克报道，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除了在伊拉克的报道组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周边国家作了全方位部署。主力驻扎巴格达，以此为核心，在约旦、科威特、土耳其布兵策应。“兵力”调动频繁，央视在中东唯一的记者站埃及站，紧急调出了老大姐、懂阿拉伯语的记者梁玉珍，和年轻的摄像师刘茁野，增援约旦。另几路记者陆续赶到土耳其和科威特。央视的大军，对这场“新闻战”渐成合围之势。
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酒店，我们见到了久违的陶冶和康锐，梁玉珍大姐和刘茁野也住在这里。“胜利会师”后，便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报道计划。既然已经离开了巴格达，我们现在便只能在约旦监控伊拉克的态势，一旦战争爆发，第一时间从约旦发出报道。
当时，约伊边境已经出现小股的“难民潮”，不是那种战争打响后背着大包小包携家带口逃难的人群，而是之前我们一路上看见过的，那些外国侨民，以及伊拉克的达官贵人，其中还包括萨达姆政权里高官的家属，他们急迫地远离危险，一波一波朝着邻国约旦涌来。约旦方面压力骤增，在靠近边境的地方，预先开始搭建了难民营，而后来在战争期间，这些地方的确也收容了很多伊拉克难民。
尽管巴格达已成为我心头的伤，但是专业精神提醒我，要迅速调整位置，继续坚守这第二道火线，在约旦的采访要迅速开展起来。
杨小勇很快在巴勒斯坦酒店联系到了卫星线路，当时很多外国记者住在那里，所以酒店屋顶上也有许多电视服务机构搭建的平台。于是，我们很快就在酒店的屋顶，继续开始约旦的现场连线报道。
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儿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电视记者不像文字记者，可以不受技术条件的制约，电视报道必须要有画面，要有卫星传输线路。我们没有设备，只能花钱租别人的。所以当时我们选择酒店，是考虑到报道的快速和便利，绝不是贪图什么舒适的条件。
往往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越是冲在前面的记者，了解的资讯却越少。我们驻守巴格达一个多月，虽然在事件中心，但视野却被地域限制，通讯不便，无法从全球视野纵览横观，后方的编辑有时都比我们知道得多。那个年代CCTV还只是小股部队出击的“作坊式”运作模式，刚刚尝试走进战争现场不久的中国电视记者，还没法与一些西方新闻信息大国的同行们相提并论。
同时，伊拉克的新闻环境实在太困难了，所有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处于严密监控下，报道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你是否能在伊拉克留下来。所以很多记者很谨慎，哪怕得到了一些绝密的信息，也要想办法通过自己的渠道先放出风声，由各自的媒体在卡塔尔总部、伦敦总部或者纽约总部发出来。同时，这些媒体也都很注意保护前方记者。因为，前方记者是媒体的眼线和耳目，是这个媒体在风暴中心的一个存在、一个符号。对于这种报道上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
所以，记者们在酒店住在一起，既是抱团取暖，又是信息的互相交流，并非网友想象的贪图安逸。
3月18日，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同时，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
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当时《直通巴格达》还在播出，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虽然，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但是大战在即，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
6．战前重逢闾丘露薇
3月19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天，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2002年，我曾与这朵“战地玫瑰”在阿富汗“生死患难”，我惊呼了一声：“闾丘！”
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闾丘露薇，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
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第一次是记者郑浩，自己扛着台摄像机就来了巴格达，要做一个临时的短期采访；第二次是凤凰卫视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追着前来斡旋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来到巴格达。
凤凰卫视喜欢“单打独斗”，不需要经过外交部，不需要来回盖章、批件，所以他们的记者出国采访，要比我们这些吃“官饭”的央视记者方便得多，几乎是说走就走。不过据说他们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对外出采访的记者实行的是“包干制”。比如去趟伊拉克，10天时间，就给你一个整数，包含了吃喝拉撒、采访报道、卫星传送等所有费用，用不完的归你，花超了得自己掏腰包。所以，凤凰卫视的记者一般比较“抠门”。没办法，人家是“资本主义体制”。
郑浩和卢宇光前后都找过我，借用海事卫星电话，蹭饭蹭车。虽然当时从巴格达给北京和香港打电话是8美元一分钟，但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我很爽快。一个人出门采访不容易，都是中国媒体，同一个战场、同一种理想，我们能帮就帮一下。
当时，“9 11报道”之后的凤凰卫视已声名鹊起，也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但我们这些冲锋在前的记者，见面后却是把盏言欢，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剑拔弩张。
记得卢宇光走之前，我一拍他肩膀：“兄弟，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等我到莫斯科了，你得回请我吃大餐！”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他听说后，果然专门找到我，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喝扎啤，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也有不少感慨。
他乡遇故知，我们报道组照样请闾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话题一下子拉到撤离上面。
我感叹道：“怎么想怎么窝火，太窝火了！就因为一道命令，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大战将近，竟然就这么撤出来了，你说郁不郁闷？”
闾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还一个劲地安慰我，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她刚来，人生地不熟，也挺着急的。她还告诉我，国内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所有中国媒体、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简单地说，只出不进。
闾丘试探性地问我：“水哥，你看怎么办？也不让我们进，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只能在约旦待着。”
我说得热血沸腾，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说：“我们是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媒体，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但你们不用怕啊，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香港注册的，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我还鼓励她：“你就进去！我可以告诉你路线，这条路我很熟，人头也熟，到了那边找谁，打你水哥的旗号！”
紧接着，闾丘就跟我探讨用什么方式能进伊拉克，我告诉她，随便租一辆GMC，但最好是找经常跑这条线的某公司的某个人。我给她抄了两个电话，告诉她可以打过去问一下。然后我还嘱咐她说：“大战将临，我们回来时车就已经涨价了，原来进去一辆车是400到500美元，出来的时候砍到1200美元司机都不干，加了100美元，1300美元，人家才肯出来。你肯定得准备好钱，以防他们坐地起价。”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干吗对一个别的媒体的记者这么掏心掏肺，我难道不知道新闻竞争的残酷吗？我当然知道，而且我也很清楚，从“9 11报道”开始，凤凰卫视就成为了央视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我那时候想的是，我们都是华文媒体，闾丘露薇也是中国记者，如今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就要爆发，难道中国竟没有一个记者在现场吗？我身不由己地退出，每日自责不已，但我不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如果有条件，你就向伊拉克进发！
闾丘跟我谈完这一番话之后，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但是她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进得去，或者什么时候进去，因为战争到底是明天打响还是一个礼拜后打响，谁也说不清。
跟她分开之后，我走上酒店楼顶平台，看着那深邃无垠的夜空，有种一吐胸中块垒的快感。只有我知道，我绘声绘色地向闾丘描述的、那个重返伊拉克的过程，是我曾在心里重复演练过千百遍的。每一次，我都想象自己随思绪一路疾驰，御风而行，直奔向巴格达那片闪耀着神秘光芒的星空。
和闾丘露薇碰面那天的后半夜，我们还和北京方面做了连线报道，谈约伊边境的局势，工作一直持续到很晚，凌晨两三点，我才入睡。到了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迷糊中我听到楼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叮里咣啷的，像是有很多人在跑。然后突然就有人大声地敲我的房门，喊着：“开战啦，开战啦！”
我猛地一下坐起来，人完全就清醒了。这时，放在床头的手机也响了起来，我一边胡乱套着衣服一边接电话，脚已经在准备往外跑。手机那头北京的同事喊着：“水哥，水哥，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时，冀惠彦和杨小勇也跑到酒店走廊上来了，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满满的都是两个字：来了！
我们立即冲到房间里，开电视，CNN的24小时现场直播，已经有了巴格达的画面。那景象我很熟悉，就是我们经常工作的底格里斯河边，新闻部大楼二楼平台。用夜视设备拍出的绿色爆炸闪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眼，爆炸过后就是火光冲天，整个巴格达夜空亮如白昼。
看到这个画面，无法亲历的遗憾随着爆炸声响，一下一下冲击着我的心房，我无奈地叹息着，对冀惠彦说：“错过了，我们还是错过了啊。”一旁只传来冀惠彦无奈的叹气声。
但留给我们遗憾的时间很有限，不管怎么说，我现在仍是整个央视离伊拉克最近的记者，我得赶快搜集材料，了解信息，尽我所能去报道战事。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给阿布打电话，当时伊拉克的通讯本来就已经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战争爆发了更难打通。我几乎给所有在伊拉克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大部分仍能接通，却无人接听。我辛苦一个多月建立起来的伊拉克情报网，就这么无情地瘫痪了。于是，我们只能非常“饥渴”地看各种新闻，约旦电视台的新闻，CNN、BBC、美联社的消息，各种外电报道，还有那时已经势头很猛的半岛电视台。根据这些消息源综合素材，我在酒店楼顶租用的直播点，开始跟国内连线报道。
巴勒斯坦酒店的天台，就像是伊拉克新闻中心二楼平台的翻版，众多媒体老朋友在这里重逢汇聚。我身旁就是BBC的记者，他们因为做了令伊拉克当局不满的报道，被赶出来了。美联、路透，还有英国ITN（独立电视新闻公司），也是接到了总部的命令，撤出了伊拉克。路透社有一个摄影记者留在巴格达，半岛电视台也留了两名记者驻守，其他大部分西方媒体，也撤到了约旦，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酒店天台上。
我在连线报道和工作的间隙，还在巴勒斯坦酒店遇到了CNN着名的战地记者，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阿曼坡和尼克·罗宾逊，他们在战前被伊拉克当局撵了出来，和我们一样在各种信息源中晃来晃去，寻找新闻线索，打探各种消息和情报，谋划着下一步怎么走。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开战的前两天，我其实感到非常迷惘。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开始，所有信息像是随着导弹一起爆炸了，纷繁的碎片漫天飞舞，几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消息。从20日凌晨开始，我跟国内的连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整天都在密切地关注战况。当时我们在巴勒斯坦酒店的七个央视记者，紧急分工，有人负责关注实况信息，有人从约旦官方去了解一些中东国家的反应，有人直接上街去采访约旦的相关人士，了解他们对于开战的看法。这么多的信息，一手的、二手的，如同潮水澎湃，但我还是觉得不够，不对劲，不死心。
毕竟，约旦不是战争中心，真正的新闻战场，亿万观众关注的真正焦点，仍在巴格达。
于是，我本就没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跟冀惠彦他们商量说，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既然在这么近的地方，能不能想个办法，再找个途径进去？
可是，战争爆发后，约旦这边就关闭了边境，再要过去，只能想办法找私人渠道，也就是偷渡，感觉很悬乎。而且，开战第二天我们就听说，“死亡大道”约伊公路已经成为联军轰炸目标，有人在这条路上被炸身亡了，贸然去闯，显然不是理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