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成于嘉庆二十三年的《拟筹积贮书》一文中，管同则探讨了当时京师粮食储备空虚问题。他首先提出质疑说：“当乾隆中岁，京仓之粟陈陈相因，以数计之，盖可支二十余岁，乾隆之去今时既未远，加以数十年内未阙一州，未损一县，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备二十岁而有余，今则仅支一年而不足？”他认为，京师粮食储备空虚是寄生阶层急剧增加造成的，其一是王侯子孙“愈衍愈众，至于今枝繁叶盛，盖其人已数倍于前”，从而使国家支出的恩米急剧增加；其二是“满兵尽人而养之”；三是“匠役无事而食者盖过重”。而解决办法，除满兵生计所关“无善计”外，匠役可以裁减，王侯子孙的俸禄可以适当减少，“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其中贤能者可以派官差食官俸。恩米、匠米支出减少，京师粮食储备自然就会逐渐恢复如前。综合而言，管同的许多主张颇与时人的看法相吻合，特别是对吏治、士风的分析和看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当时有许多人关注人才匮乏问题，把它当做社会衰败的重要原因。如常州学者张惠言作于嘉庆四年五月的《送左仲甫序》一文，就对人才、军备、胥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当时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缺乏合格的国家管理人才，而其中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方今大患，在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夫上之所取，下之所习，无事之所养，有事之所用，今国家求政事之选，而于时文诗赋取之，其不足以得士也明矣。”因此他建议实行举荐的办法招揽人才，就是：“令天下荐举有文武智术之士，朝廷试而用之，庶几于事有属。”
管同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尊敬老师，疼爱孩子，对朋友坦诚相待。他与姚鼐关系甚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之书信往来，报告自己的消息。姚鼐给他的书信他都仔细地收藏着。他的字“异之”就是姚鼐给起的，取“君子以同而异”之意，他儿子名“亢宗”，也是姚鼐给起的。他与梅曾亮、姚莹、方东树、马韦伯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梅曾亮说：“吾自信也，不如信异之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他学习古文就是受管同的影响。管同对朋友真诚，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朋友的缺点和不足。例如，有一次，姚莹请他修改自己的一篇文章，他看后认为“此文欲改，须并其立意改之”，基本上否定了姚的文章。在学术上，管同受姚鼐影响最深。姚鼐推崇程朱理学，尊程朱为“父师”。管同也认为“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也”，又说“朱子解经，于义理决无谬误，至于文辞训诂，名物典章，则朱子不甚留心，故其间亦不能无失”。在治学态度上，管同亦秉承其师，主张“大丈夫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必求吾心之所安，其说经也，亦若是而矣”，即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学术，如果“求胜焉，曲徇焉，非私则妥”。在这一点上，他与方东树有很大的不同。方东树极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神圣地位，对于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管同持论较为公允，他尊重程朱理学但不迷信之，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
3.方东树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他取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故后世学者称之为仪卫先生。方东树幼承家范，聪颖好学，十一岁时仿效范云，作《慎火树》诗，乡里前辈莫不惊异赞叹，稍长从师姚鼐，好为深湛浩博之思，为姚鼐的得意门生，被誉为姚门四杰之一。但连应乡试十余次，均告失利，至道光七年宣告不再应试。四十岁以后，不欲以诗文名世，研极义理，而最佩服朱熹。他曾说：“立身为学，固以修德制行，内全天理为报，而于人世事理亦必讲明通贯以待用。”他常对弟子说∶“读书人不耕不织，却食有米、穿有衣，不免有愧于心。只有读书明理，勤于写作，著书立说回报社会，为民服务，才能无愧于心。”
桐城派在其集大成者姚鼐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影响与规模并未衰减，反而日益增大，正像当代学者马厚文先生所说的：“南至洞庭西岭广，从兹派衍复支分。”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归功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弟子的极力维护和发扬。他们主要活动于鸦片战争前后，是桐城派在近代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其中以梅曾亮地位最高、声誉最隆、创作成就最大，紧随姚鼐之后，有继主坛坫之势。方东树则以古文家兼学者的身份，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做了一番扎实而卓有成效的推进工作。
对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著作，方东树也很关注，显示出可贵的开放意识。如他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连忙写信给作者魏源，说“此书闻名已久，迟而未见，急拭昏眸，悉心展读”，“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学者本色，于兹可鉴。
方东树是程朱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和传播者，但并非冥顽不化、守旧不移的腐儒。他不满于汉学末流的繁引曲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但他对汉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切切实实下过一番苦功，否则不可能写出《汉学商兑》以揭其失。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颇能说明问题。道光四年（1824年），方东树客于广东督署，曾以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借卢文留原本详校一遍，上下四旁朱墨交错，所加按语，或发明，或纠正，考据精确而详明，实为读《注疏》之精要。可见方东树对汉学并非束书不观，要说门户之见，间或有之，但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
方东树在诗论方面用力尤深，他晚年所著《昭昧詹言》一书即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将桐城派诗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昭昧詹言》是方东树的重要著作之一。从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历程看，该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总结性著作之一。
《昭昧詹言》是作者论诗之作。正集10卷，写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专论五言古诗。首卷为通论，以下汉魏、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杜甫、韩愈、黄庭坚各一卷。其后又撰《昭昧詹言续录》二卷，专论七言古诗。前卷为总论，后卷分论从唐代王维、李颀至元代虞集、吴莱等16人。道光二十一年又写成《续昭昧詹言》八卷，专论七言律诗。首卷通论，以下各卷分论初唐诸家、盛唐诸家、杜甫、中唐诸家、李商隐、苏轼与黄庭坚，末卷附论诸家诗话。作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认为古文文法通于诗，“诗与古文一也”。此书即以论古文之法论诗，其大旨皆与作者论文思想相通。作者追求的诗歌标格是既要“义理”蕴蓄深厚，又要“文法”高妙。通过前者使诗歌“合于兴、观、群、怨”，达到作者所期望的社会作用；通过后者攀跻古代名家的高格，他认为为诗必学古人，但不可袭其形貌。更有因有创，做到义理自得，辞语独造，所谓“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之则失其所以为我”。
这本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评断诗歌，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由于它评论历代诗人的作品，多独出机杼，使学习者不仅能够时时追踪古代文论发展的潜在脉络，而且可以紧紧把握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对巩固桐城派的主导地位、扩大它的影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方东树继承了方、刘、姚“三祖”的遗风，悉心扶植人才，奖掖后进，成就斐然，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相貌清癯，长身玉立，神采凝重”的良师，道德文章学识更是世所共仰，故四方学子，负笈来求。与别人不同的是，方东树的弟子大多是晚年家居时所收。方东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无论是阐道、论艺，还是析法、评点，都能独树一帜，独陈己见，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桐城派文论体系。他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于为数众多的书序、题跋、尺牍中，虽非集中阐发，条分缕析，但读者通览之后，就会发现，方东树理论建树涉及古文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贯穿其中的主旨一脉相承，思路清晰而缜密。
4.姚莹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近代文学家。从祖姚鼐，为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1838年，奉特旨调任为台湾道，与总兵达洪阿一起率领军民多次打退侵略台湾岛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保卫祖国宝岛立下了赫赫战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以知州分发四川。咸丰初年，奉旨赴广西赞理军务，先后任广西、湖南按察使。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坚决抵抗外国入侵的爱国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爱国思想家，其宏富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此方面的详细材料。
鸦片战争后，姚莹被发往四川，曾两次奉命入藏，撰写了《康輶纪行》这部传世之作，是姚莹在地理学上的最大成就。这本书是他贬官四川后，奉命前往乍雅（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宁静山以东地区）、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县）处理当地呼图克图（清政府授予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之间争权斗争的沿途见闻实录。对中国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对与中国西藏毗邻的一些国家以及英、法等国的情况都尽可能地作了介绍，尤其是涉及了英国的政府机构与官员设置情况，对议会制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并不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该书表达了姚莹的满腔爱国热忱，体现了经世致用思想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尽管姚莹对西方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但他对西方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林则徐、魏源、夏燮等人，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
姚莹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使他虽身处逆境，仍忧国忧民，注意边疆考察，努力从事地理学的研究，他最先呼吁人们重视西藏问题，及时提醒人们警惕英国殖民者觊觎中国西藏的险恶用心，并与英国妄图永久占领中国西藏作为自己殖民地的阴谋诡计作斗争。这些，足以证明姚莹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
姚莹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辩、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又“善持论，指陈时事利病，慷慨深切”。如《通论》《再复座师赵笛楼先生书》等，于论政议事之中，渗透着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愤深忧，激昂豪宕，文笔隽永而富于感情。但他的文章也时有琐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与锤炼。
姚莹是清散文家、翰林院编修姚范的曾孙，又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的侄孙和受业者，他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并称为姚鼐的四大弟子，为桐城古文八大家之一。方东树称赞他：“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其文一自抒所得，不苟其形貌之似。其齿少于余，而其才识与学之胜余，相去之远，中间恒若可容数十百人者。”因此姚莹在桐城派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他继承、发扬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文论主张，竭力“倡明道义，维持雅正”。强调文章贵在“神气”，注意格、律、声、色，主张“文贵沉郁顿挫”，提倡将沉郁顿挫与清雅秀洁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绮巧而宏蔚的美学境界。所作散文刚健雄直，长于议论，指陈时事，慷慨深切；记叙文、传记文，叙事清楚，感情丰富。尤其是文中所表达的政治见解有独到之处，表现出“义有所不安，命有所当受”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献身国家民族的可贵品质。姚莹从小热爱读书，对书无所不窥，往往“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其“文章善持论，指陈时事利害，慷慨深切”。他心系人民，做过许多官职，在台湾岛任职期间，他多方规划，建造城垣衙署，改筑仰山书院，大力鼓励人民开垦农田，兴利除弊，积极促进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的团结友好，对开发噶玛兰作出了积极贡献，因而“深得士民心”，声震一时。后来，因龙溪别案，受牵连而被革职，“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间，任江苏武进、元和知县。当时，道光帝诏谕朝廷内外大臣举荐人才，姚莹为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所器重，力荐朝廷，皆认为姚莹“可大用”。林则徐推荐姚莹的评语，尤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于是，升为高邮州知州，未赴任便调署淮南盐监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见，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谙练”，于次年授台湾兵备道，赏加按察使衔。
台湾镇总兵达洪阿“性过刚，同官鲜与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初至台，彼此“亦有龃龉”，历经两年，姚莹待之以诚，达洪阿深为佩服。某日登门谢过，他对姚莹说：“武人不学，为君姑容久矣，自后诸事悉听君，死生福祸愿与共之。”于是，结成兄弟之交，相互团结合作，之后他们在鸦片战争期间领导台湾军民抗英，屡次取得重大胜利。
姚莹以强烈的爱国思想及实践保家卫国，震动神州；以渊博的学识、精深的思想、清正的节操，处世为人，享誉中华；得到了世人的钦佩和敬仰。张际亮曾称：“余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士，然仅得近古豪杰一人，其惟桐城姚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