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毛泽东提出，可联合福建的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突破敌人的围困，出奇制胜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的敌人心脏地区，迫敌回援，以粉碎“围剿”。这一大胆用兵的建议，被置之不理，因而红军只得在黎川一带的堡垒间转战，完全形成不了战斗力。
1934年1月，由博古等人为主的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的召开，真好比是雪上加霜，使得“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
他们视严重的内敌外患于不见，盲目地认为“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错误地将第五次反“围剿”的险恶局势说成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称共产党现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继续实行其宗派主义的对党内不同意见的过火打击和斗争。
五中全会的召开，巩固了“左”倾的错误领导，而“左”倾的错误领导，则最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春，敌军以十一个师兵力的强大进攻，占领了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这时，李德等人，却“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将原先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改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短促突击”，和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这些极端错误的军事指挥，使得红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
敌军在占领广昌后，再占兴国、宁都、石城等地。中央苏区的地域日渐缩小，红军力量严重削弱。
仗，越打越被动。损失，越来越惨重。而“左”倾错误则“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至兵日少而地日蹙。”
此时，毛泽东再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但此建议又为李德等人拒绝。
经过一年的战争，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
“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这是刘伯承元帅对当时局面的感叹。
1934年10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猝然改变依靠根据地的政策，下令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
李维汉当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他回忆道：“当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各路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全面进攻，形势已对我十分不利。红军在内线破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当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也回忆道：“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一军团总指挥）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
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谁走，谁不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李维汉回忆：“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部有四个女同志随军行动，她们是蔡畅、陈惠清（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维映）。司令部下面还有几个单位：一、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约有一百多人，李坚贞是指导员。这个干部团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的。二、干部休养队，也有一百多人，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等都在休养队。他们不担任工作，只要身体好，能随军走就行。三、警卫营（营长姚）。四、教导师（师长张建武），担任后卫，约五千人。配属第二纵队领导的还有一百多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权建设有经验，准备去新区建立政权。此外，还有运输队，挑夫很多，任务很重。党中央机关的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机关的东西很多。如中央银行携带很多银元，财政部有大量苏维埃钞票，还有银元，都要挑着走。印票子的石印机也抬着走。军委后勤部把制造军火的机器也带上了，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每个部几乎都要抬着机器走。卫生部带的坛坛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毛泽覃、贺昌、原江西省苏维埃主席陈正人等人因博古不同意而未随队长征，留下了。
这个贺昌，就是曾和父亲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在父亲遭受错误路线打击时，他又主动把父亲调到总政治部工作的那个人。他生于1906年，山西离石县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在安源、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从事青年工作和工人运动。1927年参与组织发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参与研究组织广州起义。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务。五次反“围剿”时负了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率所部红军两个营向粤赣边突围，在江西会昌与国民党作战时英勇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1934年10月，那时苏区的军民正在忙着对敌作战，忙着整点人马，忙着准备进行战略转移。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时间，将成为一个永载史册的举世无双的壮举的起点。
秋风，已开始萧瑟；山川，也似乎变得肃穆。风卷残云，在低空中飞逝而过。在云之外，便是那蔚蓝而又广漠的天空，没有边，没有底。
古歌有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两千多年过去了，同是一个寒秋，同是壮士即将远行，但是，这歌已不再是悲歌，壮士们则更非此去无回。
苏区的乡亲们含泪送别着亲人，泪花中闪烁着呼唤：红军，你们可要回来呀！
整装待发的红军战士，眼眶也早已湿润，他们在心底里发誓：瑞金，我们一定要回来！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从“红都”瑞金出发。
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共五个军团八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地区分头启程。
一个将永载史册的战略转移——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