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到1940年底,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已经经历三年多的时间了。
中国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使得抗战局面也变得异常复杂。而这几年中国际上所发生的形势巨变,又使得中国的抗战形势变得更加前途不清。
但是,不管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侵略,还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卑劣行径,都没有,也不能够阻挡共产党军队的抗战决心。
共产党的军队,经过英勇卓绝的艰苦奋战,不仅巩固了华北敌后的抗战,而且发展了华中和华南的抗战,在两年之中,以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简陋的武器装备,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侵华日军以及全部伪军,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至五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
在正面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军队,还要对付从背后袭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战争挑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共产党的武装,在广大爱国、爱土、爱家的抗日群众的直接支援和参加下,在左右开战的同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0年底,我军部队发展到五十万人,根据地人口达一亿之多。在华北,在华东,我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并及时地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军敌后的抗日力量。
但是,在中华大地上,民族抗战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仍未改变。
在华北战场上,日军所制定的方针仍然以“剿共”为重点。日军调兵遣将,使其在华北地区的兵力达到三十万人,伪军十万人,准备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和更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并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要把共产党的抗日力量置于死地。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有差不多五十万人,多于日军。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与共产党联手抗日,反倒把共产党作为心腹之敌,不断对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一些厚颜无耻之人,竟然提出什么“曲线救国”,为投敌叛国找下借口。于是,在不长的时间中,凭着这个无耻的借口,又有三万余国民党军队公开投敌,并肆无忌惮地向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
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不打日本人,却打中国人,这人世间,难道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吗!
1941年,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1941年元旦刚过,在安徽南部坚持抗战的共产党新四军,按照蒋介石提出的迁至长江以北的命令,向江苏南部转移。共产党万万想不到,国民党蒋介石早已密令部署,三面包围,突然向新四军大举围歼。双方激战一周,至1月14日,我新四军六千余抗日将士,被国民党顽军杀害。抗日名将叶挺将军,也被国民党扣押。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这就是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最为骇人听闻的事件。
这就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
杀共产党,蒋介石从来也不手软。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以何种方式,他从来都不会手软。
1941年2月,日军下达了《肃正建设计划》,从此,日本侵略军开始了对我鲁西、冀鲁豫边、冀东、冀中等平原抗日根据地分期分区地进行为期半年的春、夏季“扫荡”,力图捕捉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
在晋冀鲁豫地区,从1月开始,日军就开始行动了。
1月10日至15日,日军五千人“扫荡”榆社、辽县、和顺、昔阳地区。
1月15日至2月6日,日军七千余人“扫荡”鲁西地区。
1月24日至2月4日,日军四千余人“扫荡”太行。
3月3日,日军一千余人“扫荡”濮阳东南地区。
3月21日,昔阳日军进犯太行地区。
3月29日,日军在华北实施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
4月3日,日伪军一千四百余人“扫荡”南宫以南、广宗以东、武城以西、邢济路以北地区。
4月10日至20日,日伪军万余人,汽车坦克一百辆,对冀鲁豫边沙区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
5月7日至25日,日军六个师团约五万人进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中条山地区沦陷。
5月27日,日军二千余人进犯寿张、范县地区。
5月29日,日军一千余人“扫荡”太岳地区。5月,日军在平汉路西侧修起了第二道封锁线。
6月18日,日伪军五千余人“清剿”泰西地区。
6月19日,日军一千余人“扫荡”太行地区。
6月28日,日军二千人“扫荡”冀南地区。
在春、夏季“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仅在沙区一百四十多个村庄,即屠杀中国群众三千四百余人,在十五个村庄把村民们赖以生活的五万株枣树砍伐殆尽,烧毁村民住房无以数计……
日军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地区分等级划为不同的“治安区”,大力修筑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日军在平汉路北侧修筑了长达五百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在平原上,日军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平原根据地分割成“格子网”状小块,严加封锁。
由于日军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我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
面对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蚕食”斗争。
4月28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的严重局面》一文。
邓政委指出: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以坚强的意志,奋勇的精神,不疲倦的工作,克服当前的严重局面。
5月底,一二九师连续下达命令,要求健全和强化游击集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同时,主动开展了多次对敌军的破击战。
在中国进行艰苦抗战的同时,世界局势迅速变化,狂澜又起。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在二千多公里的战线上,突然对苏联发起了闪电式的大规模进攻。
苏德战争爆发。
在国际法西斯侵略行动猖獗到顶峰的时刻,侵华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6月,日军制定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方针。一方面将关东军增至七十万人,一方面进兵进占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
为了稳定南进的后方,建立巩固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占领区的“治安肃正”作战,开始了疯狂残酷的秋、冬季“扫荡”。
此次“扫荡”的重点,从华北的平原移至山区,把刺刀和枪炮的瞄向直指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腹地。
在1941年的下半年中,侵华日军采取了“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的残酷作战方式,长时间地、更大规模地对共产党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8月12日,日军四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9月22日,日军二万余人对岳南地区进行“铁桶完壁之包围阵”与“电击反转之机略作战”的大“扫荡”。
10月6日,日军三万余人对岳北地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10月17日,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扫荡”冀南地区。
10月25日,日伪军三千余人“扫荡”冀鲁豫地区。
10月31日,日军七千余人对太行实行“捕捉奇袭”的“扫荡”,妄图捕歼我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夜袭一二九师师部驻地。
11月1日,华北日军开始实施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11月25日,日军四千余人“扫荡”冀南。
12月9日,日军六千余人“扫荡”冀南南宫、威县地区。
12月26日,日军三千余人“清剿”冀南地区。
面对日本侵略军疯狂而又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邓率领下,一面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坚持内线游击战,一方面组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对敌进行大小破击战和反“扫荡”作战。在前所未有的敌人强大残暴的“扫荡”下,保存了主力,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数次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从另一个方面的进犯。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斗争最严酷的一年。
在这一年中,战争紧张残酷,部队转战行动频繁。同时,敌人封锁严密,根据地又遭受自然灾害,抗日军民的生活都艰苦异常。
在这一年的9月,我的大姐邓林在赤岸出生了。因为战事紧张,军队转战,因此母亲在生下孩子七天后,便忍痛将她的第一个孩子寄放在黎城县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去哺养。放下孩子,母亲头也未回,马上随部队转移而去了。
1941年,我华北敌后军民,共粉碎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六十九次,万人至七万人的大“扫荡”九次,以及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初步打破了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分割封锁。但是,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我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八路军的兵力下降,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就是在这样一种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抗日军民,仍然以高昂的战斗士气,仍然以保卫家乡、保卫国家的英雄气概,准备去迎接1942年的到来。
就在1942年即将到来之际,国际战争形势又发生了令人瞠目的巨变。
1941年12月8日,狂妄已极的日本军国主义,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941年12月9日,在日本侵华整整六年多之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终于对日本宣战(当然,也同时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分析了形势,指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我国抗战是有利的,日本现在与二十余国为敌,因此其对中国的侵略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但日军为供应太平洋战争,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加迫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必更加强化和残酷。我抗日军民,一方面要有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信心,一方面又要对日益增加的严重困难有充分的认识。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全党全军要“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
那是1941年的最后几天。
敌人“扫荡”之后,一二九师师部已回到了涉县赤岸。
冬天的太行山,天寒地冻,北风凛冽。
刘邓忙碌了整整的一年。年末,无战事,于是和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一起会餐。“四方块的肥肉,四川式的蔬菜,桌上摆上十几碗。有邓的爱人卓琳同志,有我们全体人员”。杨国宇在日记中记道,他和大家一起饱餐了一顿。
12月31日,这是1941年的最后一天,“司政请客,各界有名人士偕夫人到赤岸,拜见刘邓,大家一块共餐,四川菜,管够”。
1942年来临了。
1月1日,在赤岸。“今年过年不如去年,去年唱歌、团拜、杀猪会餐。今年羊肉煮稀饭,红萝卜加地瓜,算可以”。
1942年的新年,比1941年的艰苦。
但1942年的新年,过得与1941年一样的忙碌。
1月3日,一二九师颁发1942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
1月7日,刘师长作关于“精兵简政”的报告。
精兵简政,是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针对敌军日益疯狂的“扫荡”和“蚕食”,针对根据地日益困难的经济状况,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