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结束后，共产党已得半壁江山，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得。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刘伯承、粟裕请假。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
在西柏坡一个简朴的会场内，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
会议决定主要如下：
一.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二.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三.解放军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会议还研究了经济问题和民主革命等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讨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中共中央的视野，已开始转向怎样建国，怎样把中国由一个旧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也就是3月14日，中央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做出决定。
出席会议的除中央领导外，还有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包括西北的彭德怀，东北的高岗，华北的聂荣臻，华中的邓子恢和林彪，中原的陈毅、邓小平。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让邓小平提出华东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邓小平显然已经经过充分的准备，他深知毛泽东委以他“点将”之任务的重要性。
邓小平拿出一个名单，边念边解释。
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十七人组成，邓为第一书记。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华东区共有军队两百万人。
上海市由陈毅任市长。
南京市由刘伯承任市长。
邓还谈到其他许多有关的人事安排建议，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接管上海的工作。
对于邓的细致而又周全的报告，毛泽东欣然表示赞同。他说：“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有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
父亲告诉我们，毛泽东当时亲口对他说：交给你指挥了。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这样说过一次。
在西柏坡开完会后，父亲和陈毅一起回前方。
这时，他们二人的心情轻松多了。4月份才进行渡江战役，军队正在休整。父亲对我说过：“开完会后，我和陈伯伯顺便去爬了泰山，还去曲阜看了孔庙，然后我们才回前线。”
父亲和陈毅都是史学兴趣极浓厚的人，也都极爱游览观光之赏心乐事，这次游览，是他们二十多年来都未曾享受过的逍遥自在，他们一定相当开怀。一路上，他们一定是谈笑风生，悠哉悠哉者也。
二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的番号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
一野，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二野，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三野，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
四野，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委。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四百万人。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下一个大的战役，就是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中央部署，由总前委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军于4月中旬进行渡江战役。
3月26日，总前委在蚌埠附近的指挥部召开第二、第三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渡江作战方案。
3月31日，总前委移至合肥以东。
在这里，邓小平亲自执笔撰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电报中央。
纲要提出，敌军总兵力是二十四个军四十四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七个兵团二十一个军一百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拟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4月1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4月2日，邓小平和陈毅坐着一节“闷罐车厢”，沿铁路从蚌埠到达了合肥，并立即驱车前往瑶岗村的总前委指挥部。
第二、第三野战军，开始进入渡江战役的全面准备。
共产党，已下定决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江的那一面，蒋介石虽名义上退隐，而实际上仍在行使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指挥大权。
蒋介石一方面由南京政府派代表，假与中共谈判，一方面积极在长江沿线部署江防。在湖口至宜昌一千八百公里的地段上，布置了一百一十五个师，七十万人的兵力。其中，以汤恩伯布防上海一线，以白崇禧扼守武汉一线，并于该战区部署了江防舰艇四十余艘，空军四个大队。
蒋介石，以最后的勇气，最大的能力，准备凭借长江天堑，不惜任何代价，进行负隅顽抗，保住其半壁江山，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长江，西起青藏高原，东至黄海之滨，以其浩荡蜿蜒之躯，流经九省一市，由西向东五千八百公里，构筑了中华大地上最大的水系，形成了亘古以来中国最长的江流。
长江，以其万古滔滔，谱写了中华民族的不朽史诗。在长江以北，我人民军队，正在用热烈而又紧张的行动，进行渡江准备。
我军一面勘察水情，一面进行训练，一面组织民工，一面修造船只。广大江北地区的人民群众，以高昂的热情，以各种形式支援军队，光是临时民工，就达三百万人，真是“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
在总前委统一领导下，东有粟裕，中有谭震林，西有刘伯承，人民解放军已一字排开，万事俱备，只待令下。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公开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0日20时，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开始。
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中、东、西三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
一时之间，万船齐发，乘着滚滚波涛，冲向南岸。照明弹如礼花怒发，映红了天空；枪声炮声一齐轰鸣，如催人奋进的战鼓，震耳欲聋。
我军部队，乘着千万艘木船木舟，英勇无畏，有进无退，似神兵，似天将，勇猛难挡。
长江，像一条巨大的蛟龙，被我英勇之师踏在了脚下。
蒋介石那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为我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突破。
蒋军之江防为我军突破后，仓皇实行总退却。
我军以迅猛之势向纵深发展。
23日，我军攻占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的旗杆上倏然飘下，落入尘埃。代之而冉冉升起的，是共产党那艳丽夺目的鲜亮的红旗。
几天以后，总前委进驻南京。
邓小平和陈毅，在庄严肃立的解放军战士队列中，走进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我问过父亲：“你进总统府了吗？”
父亲说：“进去了，是和陈伯伯一起进去的。”
我问：“那刘伯伯呢？”
父亲说：“他那个时候在西线指挥。”
我问：“你们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吗？”
父亲微笑了：“总要坐一坐嘛！”
南京解放了。
下一步，解放上海。总前委移至南京以东京沪铁路上的丹阳县。
陈毅5月3日先到了丹阳，邓6日才从南京赶来。
邓到丹阳时，已是夜深人静时分。
也是一时兴起，陈竟然带着邓，上街找铺子吃宵夜去了。三更半夜，哪儿还有店开门。陈和邓，只碰到了一个卖馄饨的挑子。他们二人，稀里糊涂地大吃了一顿仅剩的馄饨皮和馅的大杂烩。
这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两位都乃开国元勋，但仍脱不了四川人那爱下小馆子的脾性，而且是随时随地的，竟连时间也不看看。我想，这么着“逃”出来溜达一下，也是他们二人的一件快事吧！
邓、陈也就偷闲了这么一下，要布置打上海的工作，真是时不我待，分秒必争啊。
丹阳，并不是一个大地方。总前委在这里，这座小城，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的人，有各纵队穿军装的，也有来自上海穿长衫西装的，真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刘尚在南京，粟裕和谭震林还在各自的部队，只有陈和邓两人在丹阳。作为总前委书记，邓自然是临战受命，繁忙异常了。
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入城工作，干部准备，都要抓紧安排。
总前委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上海，是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口岸城市，拥有六百万人口，其工业产值和贸易均占全中国的一半，又是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
陈毅比喻：“解放上海，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老鼠要抓住，瓷器可不能打烂。”
这就是所谓的投鼠忌器。
但蒋介石已在上海附近部署了以汤恩伯为首的八个军二十五个师，共二十万人。4月26日，蒋介石还乘军舰从浙江赶到上海，亲自部署上海防务，准备凭借着丰富的资财和四千多个永备工事守上海，以争取时间抢运物资和进行破坏。
东北战场，是蒋介石亲赴指挥的；淮海战场，也是蒋介石耳提面命地指挥的；这次守上海，蒋介石又来了。
父亲曾对我们说过：“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
蒋介石来上海了，因此，上海这一仗，他又败定了。经过紧张周密的研究，邓、陈决定：
一.稳住汤恩伯，不使其从海路逃走。
二.首先在外围作战，切断吴淞海上退路。如向市区进攻，力争不用炮火炸药，尽量保护居民和财产。
三.加强部队纪律教育，严肃军纪，进城不扰民，宿街不入户，用鲜明的纪律性作为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四.作好接管准备，调集五千多名干部集训，以参加入城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