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覆盖的两山之间，我们行进在理塘至巴塘的路上。
从格聂山返回乃干多寨子时，接上了刚从酒醉当中清醒过来的诗人和摄像小王。平日里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诗人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十分，和赵静卿卿我我，诉说着两天的见闻。
他说他后悔死了，悔不该喝醉，悔不该喝得烂醉，悔恨自己没能跟各位去朝拜冷谷寺和格聂神山。
平时看起来挺健壮的小王已经有了高原反应，头晕、呕吐，四肢无力，等我们返回到理塘时，已经发展得很严重，脸色发白、呼吸急促，咳出来的痰已经带有血丝了。
在理塘医院外面，几位队领导碰头开会，决定立即把小王送下去。
往哪里送？是雅江还是昌都？
围绕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了一番。
跟大家一起向前行，前往西藏昌都，那里是个大城市，医院条件相对要好一些。如果在昌都治好了高原反应，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到拉萨，把片子拍完，圆满完成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但是，理塘距离昌都400多公里，况且路不好走，最快估计也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沿原路返回去送回雅江，那里虽说是个县城，医疗条件或许不如昌都，但是距离近得多，最多半天可以到达。况且那里海拔低，一旦到了那里，就意味着高原反应消失，不用去医院便可痊愈。
可是，这样做就意味着小王从此就离队了。队里就两个摄像，小王是主力，一旦他离队了，就只剩下夏瑞一个人，接下来的拍摄工作一定会受影响。
理塘县医院的急救室，正在输氧的摄像小王脸色苍白。高原稀薄的氧气已无法满足他沉重的呼吸，肺活量跟不上快速跳动的心脏。病床上的小王扫了一圈盯着他的目光，用几乎是哽咽的声音说：“盛老师、邱老师、吴老师，嗨，杨兄；嗨，诗人；嗨，红红、赵静；嗨，黄勇、夏瑞……各位老师、同学，你们是了解我的，一般的小病小痛我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别送我下去，求你，求求大家了，别送我下去。好吗？”
见我们都很严肃，他又央告道：“别送我下去，千万别送我下去，好吗？我想跟大家一起到拉萨。好吗？”
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盛老师的脸上。
盛老师低头不语。表情严肃，看不出宽松的意思。
盛老师是个很直率、很严肃的人，不适合进入小说充当角色。他是那种可以在社会学方面著书立说写论文的类型。现在，他的身份是领队，远离这部小说的磁场之外。换句话说，他的存在就是一条纪律，凡队员都不能擅自越轨。
盛老师去年独自从川藏南线穿越，直到拉萨，他是有高原经验的。
大家又把目光集中在我的脸上。
我咬咬牙，狠狠心，摇摇头。转身走出病房。
我也见识过高原反应的厉害，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小病小痛。
在高原上，只要产生了反应，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抵抗。高原反应就是个无形杀手，它声息全无，但可以把任何一个强健无比的人击垮！
说什么都没有用。目前我们能够帮助他的，无非就是在短时间内把他送到低海拔地区。
百人百见，一锤定音。这时，一直矜持默坐的盛老师从病床边站了起来，言辞坚决：“我权衡再三，生命安全第一位！决定把王长江同学送回到雅江县城。”
后来我们才知道，领队盛老师的决定绝对正确。
因为这个决定里面贯穿着一个关于高原反应的理论知识。
大家知道，理塘是世界高城，海拔高度4700米。而雅砻江海拔高度只有2700米，两地相距260公里，路途顺利的话，5个小时之内可以达到那里。事实上，在理塘至雅砻江返程中，海拔高度也在急剧下降。正常的情况下，患者只要降至3500米以下，高原反应就会逐渐自动消失。也就是说，当患者还在返回的路上，还没有到达雅砻江，就已经保住了安全。
另一种选择是让小王随队继续前行到昌都。
这段路的距离为470公里，路上需要10～14个小时，还要翻越几座4000米以上的高山，即使路上一直给患者输氧，也未必能够保住生命安全。相对来说风险要大得多。
这也就是许多户外爱好者选择318国道进藏的重要原因。
318国道川藏线是一条渐渐攀高的路线，人可以慢慢适应高原。理塘，则是一个分水岭，在那里待上一两天，就可以判断有没有高原反应。没有，继续前行；有了，急速下撤至雅砻江，以保证生命安全。
青藏线则不一样。从格尔木至昆仑山口，2400米～5000米的高度，是个急剧攀高的过程。有些人会在通过昆仑山口后到达可可西里或者更远的地方，才会产生反应，但那时候再要下撤返回格尔木，或者选择继续前行至拉萨，都需要耗时一整天。而且，一旦路上出了意外，堵车、塌方、恶劣天气等等不可抗拒的状况，那就无异于要了命！
所以，相当一部分人从青藏线入藏会遇到这个难以排解的问题，安全系数相对很低。
高原反应这个东东很奇怪，有些人平时身体很好，可一到高原就有反应。有些人平时看起来身体不怎么样，到了高原屁事儿没有。还有，年龄大小也不是问题，完全因人而异。
高原反应属于物理、化学加医学的知识范畴。
尽管小王一百个不愿意，坚持着要克服高原反应跟上大家一起到拉萨；尽管大家伙依依不舍，一再跟各位老师求情留下好伙伴。但是，高原反应无情，情感替代不了现实，必须做出决断。
把王长江送走后，我们继续向巴塘前进。
这个季节，公路两旁青稞已经抽穗，已经在慢慢地灌浆、成熟、硬朗起来。青稞穗子在未成熟之前，是柔软的，绿绿的，煞是悦目。待它翘首向天、露出针尖样的芒时，就意味着要成熟了。雪山、阳光、青稞田，环境绿到抽象。
行于其间，像是走出了生命与现实之外，一切都像是失了真，眼球里只剩下简单的蓝、绿、白几种颜色。有点不靠谱。
一条绿松石般的河与公路纤缠着，时隐时现，河中卵石色彩斑斓，静卧于水中。水在动、石在静，平生出色彩的波，如梦如幻，真是动静相宜迷人眼乱。
路旁一幢藏寨村舍中，一位喇嘛安详地眺望窗外，他的绛红色袈裟如一抹浓重的油彩，装饰着村舍乳白色石墙。
过了村舍，公路开始向上盘旋，我们渐渐升入无际而高远的天穹，深邃、湛蓝，宛如佛陀眼睛的颜色。山顶上朔风凛冽，风像个怪脾气的壮年人，吹得经幡翻飞不已。一会儿指向天空，一会儿指向大地，一会儿直直地飘着，不上不下，一会儿又猛烈翻滚，像要挣脱了身子，飞到神灵指向的地方。但是它们终究是挣不脱紧缚的绳子。翻飞，只能是在木桩上进行。有的时候，你感觉风中猎猎翻飞着五色经幡，红的如枝头沉甸甸的苹果，黄的如菌绿长叶探出头来的新鲜玉米，蓝的如天空的一角，绿的如四月枝头新叶，白的如天间飘过的云朵。
而书写其上的经文随之翻飞，把佛陀与神灵的意念传播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翻过山顶，我们的车开始向下盘旋，巴塘就在不远处。
起床后，我就信步走上巴塘街头。
展现于眼前的是晨光之中的市井街巷。
多天以来，行驶于崇山峻岭，于车窗之内观瞻车窗以外的世界，偶尔讨论些感性上所认识的藏地。乍到人烟辐辏之地，顿觉繁华无比。马路两旁土木阁楼高高低低，街上人来人往，四川口音夹杂着藏语不绝于耳，真是天涯海角，处处人生。
巴塘不算一个大县城，但街道十分整齐。县城中心是鹏城广场。鹏城，是巴塘的吉名、代称，意为这里天高云淡、山高水险、云起鹏飞、前程无量。
巴塘县海拔不算高，为2560米，安详宁静，藏族同胞聚居区。
信步走到县汽车站十字路口，忽然耳边传来一阵阵儿歌声：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老槐树新柳树榆木疙瘩，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都是木头……
好熟悉的童谣！小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
我连忙四处寻找唱歌的人，发现在一个烧饼摊子旁边有两个小孩子，一边互相交错地拍着手，一边用地道的陕西口音唱着这首父亲教过我的儿歌，让我感动不已。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幼年的时光。
上前一打听，孩子是烧饼摊主的，双生子。
烧饼摊主是一位陕西乡党。他自2005年初从西藏退伍至此，已六年之久。在巴塘以卖锅盔、烧饼为生计。他告诉我，媳妇在家烙饼，他带着孩子在十字路口卖烧饼，每天有三百块钱上下的流水。
“是咱陕西的烧饼？”我用陕西话问。
“正宗的陕西烧饼。来，尝一个！”说着，摊主用夹子加了一个烧饼，“要不要夹肉？”
我连忙问道：“多钱一个？”
他把烧饼递给我，爽朗地说：“难得碰上陕西乡党，说啥钱么？钱挣得完？吃！客气个啥么？”
我接过烧饼，问他：“刚才娃们唱的儿歌，是你教的？”
“他爷教的。”摊主拿起两个烧饼递给另外的买主，对我说，“娃在陕西老家生下地，他爷他婆带到五岁，今年才送到巴塘来。要不咋满口地陕西话？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张艺谋的电影上都唱哩！”
他说的是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张艺谋导的。片尾，张艺谋唱的就是这首无厘头的歌谣。
这时，两个孩子围了过来。
“叫叔！”摊主对孩子说。
“叔！”
“乖娃、乖娃！”我回答孩子。“他俩哪个大？”
“分不出来吧？”摊主自豪地说。指着那个脸上有颗黑痣的娃，“他是大的。”
这一下子我能分清了，脸上有痣的为哥，无痣的为弟。
我摸着老大的头，问：“还会唱啥歌？”
“多着呢！”老大高兴地回答我。
老二抢着说：“俺们还会唱《陕西十大怪》。”
《陕西十大怪》我也会唱，不是无厘头，是唱实的。
“唱一下么，能成？”我对孩子说。
“能成！”
俩孩子一点都不扭捏，对视一下子，拍着小手，开口唱道：
陕西十大怪么，帕帕头上戴；
陕西十大怪么，面条像裤带；
陕西十大怪么，有板凳不坐蹲起来；
陕西十大怪么，烙饼像锅盖；
陕西十大怪么，辣子就是一盘菜；
陕西十大怪么，碗盆分不开；
陕西十大怪么，房子一边盖；
陕西十大怪么，咱县的姑娘不对外；
陕西十大怪么，愣把石头枕起来；
陕西十大怪么，老婆子叼咧个大烟袋么，大烟袋。
“唱得好、唱得好。”我夸奖道。
“好啥么？”摊主讪笑着说，“都是他爷教的，纯粹含（闲）啦啦，正经东西没有学下么。”
“娃们么，学一点地方色彩的玩意儿，不是坏事。”
“嗨，我还顾不上管他俩。随他们。”
我对俩孩子说：“咱一块唱他大舅他二舅，好呀不？”
“好么！”孩子高兴地说。
于是，我们一起唱道：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老槐树新柳树榆木疙瘩，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木头……
“他叔，我问问你，娃们一天到晚地唱，他大舅他二舅，高桌子低板凳，到底是啥意思么？”摊主问我。
我想了想，回答道：“童谣就是童谣，无厘头的。听童谣么，有谁去问它的主体、它的旨在、它的精神和意思。好玩足矣。”
“噢，明白咧！”摊主笑着说，“无厘头么，听说过。周杰伦耍地就是无厘头么，今天我明白咧，无厘头就是莫道理么。哈哈……碎耸娃么，还懂得唱无厘头，耍长咧、耍长咧！”
笑着，摊主啪的一声把一块面团摔在案子上，擀将起来。
说句实在话，摊主的锅盔烧饼比之陕西当地卖的，可以用盗版一词形容。是说盗用了陕西锅盔和烧饼的名义。
我曾多次去陕西，还曾在西安专门考察过当地的文化现象，其中就有关于十大怪的内容。
谁都知道，刚才唱的陕西十大怪里，其中有一怪就是形容陕西锅盔烧饼的：“烙饼像锅盖”。是说陕西的锅盔烧饼个儿大、墩厚、精面、瓷实，是用慢火熥烤的。
那个儿到底有多大？
一个锅盔光面粉就得用上十斤！你说它的个儿有多大？
那陕西的烧饼就更有讲究了，“虎纹边、菊花心，吃到嘴里甜生生”。在当地，锅盔烧饼是日常吃食，烧饼烙不好，没人买。
吃完摊主的烧饼，我开玩笑地对这位乡党说：“你先生把咱陕西的锅盔烧饼烙成这副模样，也可以说是发明创造了。以我看哪，叫巴塘版烧饼还比较贴切。”
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就打算今年春节再回一趟家，认真学一学，把咱陕西锅盔和烧饼的传统发扬光大哩！不好意思咧，您就贻笑大方啦！”
和他闲聊的过程中，得知移民巴塘的陕西乡党有三四十户，说这些人家有的已经来了有三代人了。这些人，当年为了躲避战乱，保护自己的财产，携家带眷，裹挟着金银细软流落于此。毫不夸口，当地最富有的，就是陕西人。他还说当地藏族人除了淳朴、诚实的一面，还特别闭塞，对山外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尤其那些深山里的人，他们甚至连钱的概念都很淡漠，经常会遇到有人拍下百元大钞，拿过一个烧饼，转身就走。
“我们这些外地人怎么和当地的藏族人和谐相处呢？”我问他。
他回答说：“别的地方我不敢乱说，巴塘这一带的藏族人特别好相处，我有好多朋友都是藏族，我也经常到藏传佛教的寺庙里供奉。有一位高僧还为我测过卦象哩。”
“是吗？”我很感兴趣，问他，“卦象怎么样么？”
“高僧说我的前世是一匹马，一匹白色骏马。再往前推算很多年，前世都是藏北高原大型动物。所以我觉得，之所以现在我今天能够在巴塘安家，都是和前世有缘地。”
他自豪地说。完全可以想象着自己前世矫健的身影。
我说：“你都相信前生后世了，也就快成了藏佛的信徒咧。”
“人家藏传佛教好嘛！教人行善积德哩么！”他说。言之凿凿。
我不能判断烧饼乡党所言的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其真假比例各占多少，但有一条我信，从他嘴里反映出来的是巴塘人的包容心态。
想象一下，外来的汉人不但扎根于藏族人的生活圈子，并且坚持了几代人。他们打拼天下、经商赚钱、生息繁衍、代代相传，俨然成为巴塘的“圈里人”。试问，倘若没有巴塘人的包容，能行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表明外来汉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尤其是关中汉子，守着“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八百里秦川不甘心，还要出来闯世界，开辟新的生活圈子，又是何等的不易！
一方面是包容、开阔的胸襟，另一方面是坚忍不拔的处世态度，几代人和谐共存，谋求发展，这样的生存环境，自然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了。
分手的时候，这位乡党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做客，说是要给我做很多很多好吃的，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羊肉泡馍、辣子蒜羊血等等说咧一泼拉陕西的饭菜，好生招待我。
俩孩子懂事得很，硬是拉着我的手。说叔到我家耍么、到我家耍么！我家一点都不远么！
因为有考察巴塘弦子的任务，对他们的盛情邀约，我只能婉言谢绝。
之后是一再地握手和告别。
我为乡党和他的双生儿子拍了照片。
还为乡党和烧饼摊拍了照片。
至今，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心头保留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