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318国道川藏线上的成都、雅安和康定，提起文化遗存的话题，提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题，听到最多的一定是关于茶马古道的。
“我是在四川长大的孩子，从少年开始就对茶马古道的传说已有耳闻。上学之后，尤其是大学毕业后当了杂志编辑，接触的知识面更广了一些，有意无意地读过很多关于茶马古道的书，对于茶马古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次仁扎西声情并茂，开始为我们讲述茶马古道的往事。
……
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它的肚子里装满了沧桑的故事，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启迪。带着一颗朝圣之心，像收藏者一样沿着茶马古道去寻觅、去探究、去破译，我们寻觅到了一块净土，选择了一个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的最佳视角。
神秘的茶马古道成了我们表达情感的载体——在历史的遗迹里圆自己的梦，那梦的重点不是金钱、物质和交易，而是行走。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成都、雅安和康定是古代的几个大驿站和物流中心。从这里出发，茶叶、丝绸、棉花、香料、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辣椒、烟草、红薯、玉米、马铃薯……同时，西域各民族地区的药材、土特产和马匹也从古道输入中原。“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存在，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想象古代先人们有了行走的双脚，从东走到西、从内走到外。关于行走，尤其是茶马古道上的行走，其意义远比现实大得多。
拿成都来说，“天竺邛杖、蜀布路线”就是东到盐乡自贡和重庆、西到藏族同胞居住地、北接长安、南通云南的古商道。同时，它又借助茶马古道，可以抵达印度、尼泊尔和缅甸，甚至可以抵达波斯。川滇茶马古道亦因势而兴，直到建国后，随着公路铁路的修建，才逐渐衰落并消失。据考证，川滇茶马古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古代的成都是中原进入西南边夷的最大关塞，中原与西南各民族的交流，都以它为中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13年后，周游西域列国的张骞回到长安。
他向汉武帝汇报了此行的所见所闻，在汇报中，张骞向皇帝说出自己的见识：“我猜测，大夏离我国一万二千多里，在西南边。天竺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的物品，应该离蜀地不远……如果从蜀地过去，既方便，又安全。”
于是，汉武帝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犍为郡出发，去结交天竺。历史上，犍为郡是汉代时期的大郡，即今天的宜宾。张骞从汉代国都长安出发，朝西南走，到达成都后，沿着岷江经过今天的乐山到达宜宾，之后从宜宾逆金沙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攀枝花，最后沿着茶马古道到达昆明、到达缅甸、泰国。
张骞的此次出行有收获也有遗憾。遗憾的是他没有走到天竺；收获的是，这次出行结交了西南地区的滇国等国家，使汉代与这些西南边夷国家联系了起来。
张骞的出使报告写进了《史记》。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后，司马迁记写下了汉武帝的想法：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张骞是汉代的信使，他不是商人，但他却在汉代与西域之间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他设问，大夏为什么会有蜀地的产物？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大夏的蜀地物产是从今天的印度来的，那么印度的蜀物是从何而来的？
于此，他得出一个判断：毫无疑问这些蜀物是从茶马古道进入缅甸和印度的。
果然如张骞的判断，茶马古道以云南最为著名，但那只是古道的下游主干，这条古道的中游无疑就是四川，上游起点非长安莫属。事实上也是如此，茶马古道从长安到成都后，路分两条：一条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西昌、会理，然后从攀枝花拉鲊渡金沙江上云贵高原，经永仁、大姚、祥云至大理，与云南通过缅甸茶马古道相连；另一条是从成都经乐山、宜宾跨金沙江进入贵州的赫章，再到云南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这两条路线为茶马古道的“天竺邛杖、蜀布”路线。
蜀地的茶马古道并不仅仅只有通往缅甸和印度这两条路，其实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这支社会实践团队重点考察的文化遗存——目前史学界最为关注的“川藏茶马古道”。
川藏茶马古道从成都到雅安，翻过二郎山到达康定（打箭炉），然后到达理塘、巴塘、昌都、林芝、拉萨，最后到达江孜、亚东，通往尼泊尔、印度。川藏茶马古道山高路远，地形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如果把物产直接运抵尼泊尔和印度，困难太大。所以，这条路更多地充当着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物流路线。中原战事需要与西藏交换马匹，藏地同胞则需要用马匹换回生活必需的茶叶、盐巴、棉麻丝绸等物产，因此，茶马互市便有了发展的底气与可能。
《史记·西南夷传》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筰马是指筰都的马；僰僮只指僰人奴婢；髦牛即牦牛。这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早在汉代初年，四川人已经开始用当地物产去和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特产作交换了。事实上，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司马相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当时，朝廷派司马相如治理西南夷，他做得很成功，“邛、筰、冉、斯愉之君，皆请为内臣”，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被写进了后来的《华阳国志·蜀志》：“夷人冬则避寒入蜀”。
有史以来，成都平原与藏区民间的物流、贸易、文化沟通一直存在，司马相如让它变得更为通畅。利用这条古道，把成都平原所产的茶叶、盐巴以及其他物产运往康定，再由康定的马帮驮运到藏地各区，换回军队所需的马匹；同时，藏商也会把当地的药材、土特产输入内地。
张骞出使从犍为出发时，司马相如已过天命之年，这时的蜀地周边，汉藏物流、贸易、文化已经交流得如火如荼，正是得益于川藏茶马古道建立得最早、运输量最大、保持得最为悠长这一点。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雅安、天全、汉源一带的半山腰上直观地看到那些蜿蜒曲折的悠悠古道，古道石板上依稀可辨那些背夫们用丁字拐砸出的坑洞。所谓丁字拐，是象形的说法，其实就是T型木杖。行走时可用来当拐棍，歇脚喘气时可用来支撑脊背上的重负。
次仁扎西亦史亦诗地讲述着，像是一个在隐身之处观望世情的人。
川藏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通商之道。
背夫们一滴汗珠摔八瓣，背负着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茶包，一步一个脚印，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汉藏贸易、文化交流史。在那细如羊肠的石子路上，背夫们用丁字拐当节拍器，敲打出愣愣怔怔起起伏伏的韵律来。
一队背夫身背着数百斤重的茶包出发了，晨曦中，他们的身形影影绰绰，脚步声沉着稳定。
平路上行走时，前面领唱的人唱道：“茶马小路一条线哪……”
后面伴唱的人便会呼应：“跑得马来射得箭喽……”
众人呼应道：“喂……喽呀嘿。”
要上桥了，前面领唱：“人走那桥上过呀……”
后面伴唱的呼应：“水往那东海流呀……”
众人呼应道：“咿呀嘿呀。”
前面的路拐弯多，领唱：“弯弯拐拐的花灯路呀……”
后面呼应：“慢摇细摆走几天喂……”
众人呼应道：“咿呀嘿呀。”
若路上有牛粪羊屎，前面领唱：“天上掉下来一朵花呀……”
后面呼应：“地上堆起牛屎巴嘿……”
众人呼应道：“呀啦嘿呀。”
若路上突然跑出来个幼童，前面领唱的人便会唱道：“地上的奶娃儿海嗨呀乎嘿呦……”
后面伴唱的人便会高声呼应：“喊他妈来抱呀嘿！”
众人呼应道：“不抱要撞到呀！哼呀嗨呀……”
一路上，背夫们见啥唱啥，苦中作乐，忘却了行走和重负的艰辛，忘却了求生存过程中的一切烦恼与悲哀，顶风冒雨，披星戴月，踏破孤岛的寂静和落寞，踏破晨曦和黄昏，愣是用一双双脚底板儿踩踏出历史文化的璀璨光华！
那些隐身于历史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如镌刻于历史丰碑上的画面，见证了汉藏贸易文化交流的全过程。今天，行走于古道之上，收集一些历史碎片，复述那些断壁残垣的故事，尝试着破译古道上遗留给后人的时隐时现的文化密码与信息，一定会引发人们内心那种欲说还休、复杂的情愫，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们很长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家园的情感。
“真没想到，”诗人李维总是会在最感动的时候发出感慨，“如此羊肠小道，竟会隐藏着如此感人的古老传说！”
诗人的正经名字叫李维，准大四学生，影视文学专业，跟我一个专业但不在一个班。平时喜欢写诗，曾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获奖多多。诗人的光荣称号恰如其人。
吴老师接着说：“文化遗产就这样，沉默无语，却意味深长。”
“嗨，老边，你背上我走几步试试，可以？”站在羊肠小道上，红红逗边勇说，“不多走，三百米，可以？”
边勇愣在那里，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背背试试嘛……”泥流石怂恿道。
“试试吧，机会难得呀！”
大家附和道。
平时，边勇就一副公子哥的样儿，甭说背人，连拿扫把扫地这样的力气活也没见他干过。现在可好，背人？怎么背呀？背得动吗？
大家越是起哄他就越显得尴尬。
“背不动吧？边大少爷？”泥流石更是来劲，可抓住一次拿边勇开涮的机会，“一个大老爷们儿，连个女孩子都背不动？真是差劲哪！”
“嗨！别像个娘们儿嘛！”大家起哄道。
“好……吧。”边勇被挤兑得无地自容，脸上的表情像苦瓜。犹犹豫豫，想了想，鼓起勇气说：“试试就试试！不过，一旦出了安全事故，比如你自己摔下来、我不小心踩滑啦等等，可是你自己负责呀！”
“怎么会呢？不就是背一背吗？至于吗？”泥流石吼道。
“是嘛！至于吗？”大家跟着起哄。
“那……好，来吧。可是，怎么才叫背呢？”
“傻小子！”泥流石走上前，把边勇的腰弯下去，“就这么背。从这块石头开始算起，看你小子能背多远？”
边勇弯下身子做好背的架势。
红红在众人的瞩目之下，一纵身，跳到边勇的脊背上。
边勇身子晃了几晃，泥流石赶紧上前扶住。
泥流石这一扶，似乎给了边勇一点刺激，他坚持了一下。站稳后，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晃地开始朝前走。
红红在他的脊背上调皮地唱道：
“茶马小路一条线哪……”
大家伙反应极快，回应道：“跑得马来射得箭呀……”
“我在老边的脊背上呀……”
大家回应：“看得我们心里馋呀嘿。”
“谁还想上来试一试呀……”
大家回应：“就怕老边他不干呀，忽儿嘿！”
“噗通”一声，边勇把红红从脊背上撂了下来，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大喘气儿。
“哎呀！你想摔死我呀……”红红大声吼道。
“实在……背不动……了！”边勇喘着粗气说，“我等……不如古人……我等不如……古人呀……”
“这才走了几步呀！连二十米都不到！”泥流石指着小路上的石头，取笑道，“真丢人哪！”
“那，你来试试？”边勇反唇相讥，说。
“可以呀！巴不得呢！”
泥流石兴高采烈，立马做好架势，“来，红红，上来！”
大家起哄道：“红红快上、红红快上……”
“嘿、嘿、嘿，泥流石呀、泥流石，净想占我便宜，想背我呀，没门儿！”红红噘着嘴说，“你去背背老边吧！”
泥流石分辩着：“背他呀？肯定死沉死沉的，比茶包沉多啦！背他，我还不干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谁不知道你就想背人家红红嘛！”
“我是想着来，可人家不干呀。”泥流石悻悻地说。
“非诚勿扰嘛！”
次仁扎西真不愧是位真正的藏学家，一旦讲述起藏地文化便会滔滔不绝。
“大家都知道，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人已经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了。”
当时，蜀地的商人常以茶叶、盐巴和其他物产与大渡河以外的少数民族部落交换牦牛、骡马等特产。这一时期进行商品交换的道路古称“牦牛道”，也可算作最早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过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新渡桥、塔公草原）的旄牛王部落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由于这个时期藏地的饮茶习惯还未普遍形成，一方面由于茶叶在内地被视为药品使用，价高量小，另一方面，上层领域和文人雅士对茶推崇备至，尚不可能被内地普通阶层大量使用，以至于能够输入藏地的茶叶数量更为有限。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汲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认识到茶叶在汉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榷茶制，限定互换的物资，内地为茶叶，边疆为马匹。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实行茶法的朝代。这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形式，就是史学界所称的“茶马互市”。
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路东起长安，经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期，茶马互市还未限定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并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
到了元代，为了发展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茶叶的数量，抑制茶商投机行为。
据《明史》记载，公元15世纪60年代，代藏区朝贡的人员一次多达3000～4000之数。他们把藏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香、藏绒、铜佛等特产和手工艺品带入内地，把内地的金银、绸缎、布匹、茶叶及各种生产工具带回藏区。
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许朝贡者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干脆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干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运茶，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与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年），又规定乌思藏、朵干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成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清代，四川与藏地的交往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戍军所需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选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交易。不过这个时期茶马交易的内涵已经大大丰富，不仅仅限于茶叶和马匹的交换，还包括了土特产品、药材、手工、百货等各种物资的汉藏贸易。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清廷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在大渡河上架起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