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铁器普遍使用，犁耕出现，施肥进步，灌溉和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荒地的垦辟，农业生产发生了飞跃，社会分工、城乡分工、商品流通进一步扩大，货币经济得到发展，市场逐渐形成。
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为保卫自身安全，开始筑城以防止外来的冲击。五帝时代，都城历史记录分别是，黄帝都新郑、颛顼都濮阳、帝喾先都濮阳后迁偃师、帝尧都平阳、帝舜都永济。五帝之后，到了夏禹时期，因他传位于儿子夏启，一般认为自此中国进入国家时代。随着夏商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正式的都城开始出现。
夏朝时社会上已经游离出一部分专门从事物品交换的人。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首领叫契。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封地为商（今陕西商县），他的部落便被称为商族。契的六世孙王亥很会做生意，经常率领奴隶，驾着牛车到黄河北岸去做买卖。商族到了商汤时期，手工业尤其是纺织业已相当发达。商汤为了削弱夏的国力，组织妇女织布纺纱，换取夏的粮食，把贸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最后灭了夏朝的统治者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建立后，商族人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其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周朝建立后，商族人由统治者变成了周朝的奴隶，生活每况愈下。商族人为了过上好日子，纷纷从操旧业——做生意。久而久之，人们便有了这样的看法：商族人就是做买卖的人。后来，人们简称商族人为“商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城市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西周统治者率族众居城内，称国人，城外为郊，郊外为鄙或野。《吕氏春秋观世》上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每国均有城市。当时西周的城市还很小，周制王城方九里，公国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城方三里。东周时私人工商业者有所发展，城市也开始兼有工商中心的性质。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冶铸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与手工业相互促进，不断发展，又导致产品交换频繁，商业渐趋发达，一些重要城市成为商业活动的中心，社会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燕下都易、韩都新郑都是当时规模很大的城市。城市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对商品交易的需求也逐渐增大，渐渐就在这些城市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
据近代考古发掘，春秋时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两个互相衔接的城，总面积达60平方公里，有11座城门，有比较规整的交通干线和排水系统，还有冶铁、炼铜、铸钱和骨器作坊，说明该城工商业已颇为发达。战国时该城居民达七万户，《战国策齐策》上说，苏秦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春秋战国有国家常设的市、临时的市和农村的市三种。总结起来，春秋战国市的功能有几方面：解决民间的物资匮乏问题；市是聚集天下财物、众人通过交易而获利的地方；市可以促进货物流通；市可以鼓励、促进生产发展；市可以向统治者提供赋税；在市的房舍、场所储存货物也要纳税；通过市上货物的交易可知物价的贵贱；从市的情况可以知道吏治的好坏和民情风俗的正邪；通过市场可以了解货物的多寡；市是争利的地方；市上有娱乐场所，可以娱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随着城市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还出现了范蠡、端木赐（字子贡）、吕不韦等大商人。
延伸阅读
最早的市场经济
市场的经济活动在人类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中国春秋战国市的经济活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事例。春秋战国市经济活动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发展的表现。它促进了铁、盐等新兴产业的兴起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农村公社土地共有制的解体和庶民“助耕公田”的共耕制崩溃，促进了新兴封建地主制的产生。历史事实证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发展生产、经济方面的作用是无法相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