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的衰落，使一部分行商转而成为买办。清代前期的办主要是办外商服务的雇员，但由于他们与外商关系密切，很快他们就互相勾结，成为外商的奴才。当鸦片战争后，十三行被废，一部分行商成为买办后，既是外商的雇员，又是独立的商人。他们为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充当中国官僚与外国资本家的中介，从中收取佣金及其他各种收入，转而成为暴富阶层。最后，这些买办又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手中提取高额利润，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至此，买办已经成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沦至万劫不复的境地。
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广东商帮同样面临资本转化问题，在这一点上，广东商帮大致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三种类型，即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
（1）土地资本。土地私有制使中国历代商人都难以摆脱，中国商人一旦有了钱后，往往用来购置土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广东商帮将资本与土地结合，转化为土地资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他们以为雇工不如坐吃地租，总想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以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如明代正统年间，中山何图源通过经商后富甲一方，于是就在小揽镇周围买二万余亩土地，全部租了出去，每年获取大量的租谷，成了个大地主。
（2）高利贷资本。广东商帮也从事高利贷经营，但大部分是商人兼地主这种双重身份的人。他们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又放高利贷，同时掌握地租、利润、利息的回笼转化。他们把持当铺，既搞大宗信贷，又发放钱债给普通百姓，并从中间压价收购农民粮食和农副产品，从中捞利。广东商帮的高利贷虽比徽晋两商起源稍晚，但发展速度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与徽、晋商帮的高利贷资本构成了明清的主体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是一项暴利行业，收入十分惊人。广东商帮热衷于此，正表明了他们对厚利的追求和他们自身资本的雄厚。
（3）生产资本。在明代中期之后，广东商帮的一小部分商业资本开始流向生产领域，投入到手工业生产之中。一部分商人在一些城市和城镇中直接投资促进手工业生产。如明正统七年，南海聂天根即在纺织业中投入大量资金。到清代，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投资规模也有增无减。顺治到道光年间，黄氏家族以车模铸冶闻名于世，而早先黄龙文却是以经商为主，后他到佛山经营开矿炼铁，到他的儿子黄妙科时，已经是颇具规模积有千金的大作坊了。
投资冶铁业等产业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清代佛山商人的利润一般为一倍，而产业利润则比商业利润高出许多，如乾隆十五年的冶铁业利润高达成本三倍。这样的高利，自然会吸引不少广东商人投资于产业。一般来说，广东的商业资本与手工业结合转化为产业资本有二个途径：直接开办手工作坊或矿山山场，其次是直接垄断控制某项产品的生产销售。
随着广东商业作坊的发展壮大，渐渐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在清代，佛山的冶铁业有数十家；工人则数以千计，家家都有几十砧，一砧就有十几个人，这样大规模的生产，作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定式，广东商帮将商业资本全部投入到产业之中，半封建的社会决定了广东商人的投资走向。虽然如此，广东商帮对手工业等产业的投资、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陕西商帮
陕西与山西紧密相连，不但风俗习惯相近，就是陕西商人似乎也与晋商有着相同的命运，尤其是他们的兴起更与晋商一般。
明代的商界，徽晋两商平分秋色，由于两淮、两浙盐业被徽商垄断，晋商无法插足其中，便与毗邻的陕西商人联络起来，共同应付徽商及其他商帮。所以，在外地的经营活动里，两省的商人一直就有结合的传统。
除了盐业外，陕西商帮还不断扩大经营范围，所经营的其他行业也十分广泛，其中主要有毛皮业、布业、药材业以及茶业等，下面就逐个进行论述。
毛皮业是陕西的重要产业之一。陕西是明代重要的畜牧区，盛产羊、牛等毛皮，每年向省外销售大量的毛织品和裘衣。同时还要向朝廷进贡，万历二十九年，陕西就“岁供羊戴四千匹”。到了清代则更甚。由于朝廷贪得无厌以及地方官的胡作非为，大大限制了陕西毛皮业的发展。
陕西毛皮业的发达有目共睹，明代张瀚曾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纡，而三吴为最……而西北之利，莫大于城褐毵裘，而关中为最。”关中地区的农民以大片的河滩山地养羊牧牛，颇具规模。沿北山的各县也都有放牧的羊群，每年都有许多羊毛出售。
陕西的毛制品在清代十分有名，是陕西的拳头产品，与全国各个产品并驾齐驱。因为清朝皇族是满人，来自东北，崇尚穿毛皮衣服，所以上有所好，下必过之，有钱人纷纷效仿，都以穿毛制品为尊贵。产品一旦流行，品种就会变得多起来，皮货各类品种的畅销大大促进了陕西的商帮从新疆、宁夏、甘肃、西宁等地收购各种皮货，再运到关中进行加工，转而再销往长江下游等地区。康熙年间，陕西商人到苏州、松江等地销售皮货，一般采取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他们在春天卖藤凉帽，却不要现钱；到了秋天，他们就带着皮货来收春天的凉帽钱；等到明年春天再卖凉帽时方才取上年皮货的银两。陕西皮货还销往四川、湖广等地区，仅川东万县，“由陕西陆运沪州，由沪州水运入境者十余家，每年约可售银一万两上下”。
由于关中有利的地理和精湛的制皮技术，陕西商人几乎控制全国的毛皮销售，清代康熙至鸦片战争年间，从广州进口的毛皮大都是美国商人从印第安人那儿收购来的海狗、水獭等名贵毛皮。而在北方则由山西商人掌握着恰克图的毛皮销售，这些都是俄国人从西伯利亚和白岭海峡等地收购的珍贵毛皮。这些进口的都是名贵皮张，只有有钱人才能穿用。而陕西人经营的正好是大众能接受的羊羔皮和宁夏滩羊皮，所以生意一直很好，只有到了同治之后，才逐渐被毛织品所代替。
明清之际，甘肃、宁夏、青海以及陕北的经济比较落后，棉花产量低，布匹全部依靠内地输入，其中一部分由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关中供应，大部分仍然要从江南等地贩运才能满足需求。而关中地区尤以三原、华县、富平、泾阳、大荔、邻阳等县产量为最，这些地区每年除了向政府交纳大量布匹外，其余部分都作为商品销往甘肃等地。就连西北各边镇军队的棉衣也多从关中输入。虽然如此，边地每年还是欠缺三十余万匹布，这些就要靠商人从江南运来了。于是，陕西商人大都到棉纺织业发达的松江府采购。松江牙行商人都对陕西的布商十分欢迎，待他们像王侯一般，处处拉拢陕西布商。而陕西布商回报也十分存厚，往往采购一趟就“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可以说陕西布商的财大气粗，真不啻于是江南棉布业的头号客户。
清代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湖北的纺织业也发展起来，每年由家庭生产出许多土布，这样一来，陕西布商就舍远求近来湖北收购，据宣统《甘肃清理财政书说明》次编上《三原大布统捐》记载：“衣被为比户所需，甘肃产棉甚少，民间不谙纺织，故输入货品，布匹实为太宗。如德安、厉山、随州、枣阳、应山等布销售尤畅，梭布、阙布、猴布、台子小布次之，均名日大布，产自湖北。客商汇庄子陕西三原县，运销各地，其入甘处所分东南东北两路。东南路则由陕西凤翔府陇州、略阳县等处入境。东北路则由陕西耀州、长武、定边县等处入境。”由此可见，陕西布商在明清之际对于西北部的布匹贩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布商成为陕西商帮中一个颇具实力的商人之一。
陕西省药材资源十分丰富，其中尤以陕北甘草著名。关中每个县都生产药材，如礼泉的地黄、沿北山各县的酸枣仁、蒲城的防风、麻黄等等。而陕甫山高路险，峰恋叠翠，生长着许多名贵药材，著名的如党参、当归、黄芩等。经过采集加工之后，都是运销全国各地的上好商品。不仅如此，就连甘肃等地的名贵药材，也由“秦州赴陕西之三原县、皆大庄，分销内地。”清代末年岷州药材每年运至陕西的仅当归、黄芪、大黄、党参就共计一千三百余担。陕西商人还到西宁等地，用最常见的布匹、茶叶等物资与当地人换取十分珍贵的金、玉、犀角、香黄、药材等物品，其中药材占有很大份额。他们还到中国西南出产名贵药材的川、藏、云、贵等地贩运药材。
陕西人不但会贩药，还会制药，其中尤以华州人为最，他们凭借自身炮制药材的技术，都到西宁、兰州、秦州、肃州以及山东临清、日照等地开设药店。他们的药店中药材品种全、质量高，还会制造许多各种中成药，盈利十分可观。
茶叶一直就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日用物资，在西北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在宋代，“茶之为利甚薄，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到明代，政府仍然垄断茶叶贸易，实行召商中茶，就是召商运茶前往西宁，换取盐引。到了清代，西北各地皆饮砖茶，砖茶就是将茶叶炒好后，用专人制成砖形装封，每封五斤四两，上下钻孔通风。新制好的茶湿气重，要在茶楼上晾半月左右。茶砖刚做时呈绿白色，一旦晾干即呈现黄黑色。成品后入库盘验，再分别运往各地茶马司。
茶叶分红、黑、绿、青四大类，黑茶多产于湖南新化、宝庆、桃源、益阳等地。陕西茶商也到汉口买茶，汉口的茶叶来自湖南、江南、安徽和本省所产。不管是湖南茶还是汉口茶，都通过汉水运到龙驹寨后，再转陆路运到当时的西北砖茶制作中心泾阳县。据《秦疆治略》载：“泾阳县，官茶进关，运至茶店，另行检做，转运西行。检茶之人，亦万有余。”
明清之际，陕西商帮一直垄断着西北地区的茶叶运销，清中期，晋商也有一部分人投入其中。最后由于左宗棠主持西北事务，部下多是湖南人，所以湖南茶商渐渐代替了陕西茶商和晋商。
陕西商人对资本的使用与晋商一样落后，他们在挣了钱后，都因留恋家乡挟资而回，然后将资财购买土地，成为地主；要么花钱捐官，弄个缙绅地主当当；要么继续经营，开设典铺，发放高利贷。还有许多人将金银埋于地下，留给子孙，可惜的是美梦不到头，明末农民大起义时，富商们在关中的所有商店、当铺和埋在地下的金银，统统被农民军没收，真是财来财往，不从人意。
山东商帮
在明清两代，山东因为灾荒而到处逃难的灾民到处都是，他们为了生活走南闯北。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开始试着经营贩运业，时间一长，从中产生出不少富商，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山东商帮。
在明代，山东就已经普遍种植棉花，如明代中叶，临朐县民众勤于耕种，多种棉花纺织为布。到了清代，在运河流域已将棉花作为商品进行大规模种植。康熙年间，曹州府濮州“其地肥饶，木棉一亩，可拾二百斤。有万亩之家者，其尚奢，楼观相望”。“木棉成家者二三人，各巨万。”乾隆年间，“高唐、夏津、恩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之收，居人以此致富”。道光八年，长清县“各乡民勤纺织，机户甚多”。每年要向朝廷“额解阔布一项”共三百三十八匹有奇，由此可见长清棉花之多。
烟草也是山东大面积种植的农作物。早在康熙年间，济州就种烟草，“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到乾隆时，山东的烟草种植就已经十分发达了。特别是济宁州，“（烟草种植）甲诸郡。齐民趋利若鹜”。大规模的烟草种植带动了加工业的发展。道光初年，济宁州城就有六家烟叶加工场，工人四千余名，每年的交易额达到白金二百万两。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变化，山东的烟草种植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几个著名的产烟区。
除了棉花和烟草，山东的花果种植也十分普遍。在明代中叶，荷泽就有甲于海内的曹南牡丹。荷泽牡丹品种繁多，家家户户都进行培育，少的一户数百株，多的达到一两千株。到道光期间，曹州的牡丹种植就已经达到五百余亩，每年向外出售近十余万株，获利甚厚。果品如肥城的水蜜桃、乐陵县的金丝小枣、聊城的胶枣、益都县的核桃、青州府的银瓜、山东半岛的苹果、莱阳的鸭梨等，都有大规模种植，享誉中外。
随着山东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山东商帮才迅速崛起，雄踞四方。山东商帮最具代表性的要算登、莱、青三州府商人。因为他们又集中于山东半岛环抱的胶州湾，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胶东帮。登州府三面临海，处于山东半岛最尖端，交通十分方便。《光绪登州府志》载：“（登州）境内所产，不足自给，故民多逐利于四方。或远适京师，或险涉重洋。奉天、吉林、绝塞万里，皆有登人。富或为商，或挟重资南抵苏广，北赴辽沈。”登府在清未有九个州县，其中以黄县和文登县最为著名。莱州府则地处登、青两府之中，北边是莱州湾，南部是胶州湾。交通也十分便利。青州府则位于莱州府西边，西边接近济南，南面紧接鲁南沂州。青州府的商人主要在博山县，博山县一直以生产煤炭等矿业而著名。
登、莱、青三府的胶东商人在整个山东省的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
山东商帮在明清之际大致可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其中坐商又称为铺户，顾名思义，坐商也就是坐地经商，他们的经营场一般集中在城镇等。密集的地方，同时他们有自己经营的门面库房。库房和门面都设在城镇中，既有租赁的，也有干脆花钱下的。坐商的经营活动一般都比较稳定，与消费者或批发商直接打交道，在一进一出中赚取利润。
行商则是指那些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他们往来于各种商品的产地和销售地之间。山东行商则是将本省所产的盐、山货、丝绸、水果等产品贩运到外地，然后再将外地的产品输入本省。比如陕西的药材、东北的粮食、江南的布匹等等。行商生活漂浮不定，常年奔走于产地与销地之间，十分辛苦。
然而，行商并不直接与坐商打交道，他们之间的交易必须通过牙行来做中介人。虽然他们并不想牙行来插一脚，但无奈的是政府有明文规定：“商贾兴败，不能不经行家之手。”行家即牙行，牙行即通过这种中介手段，从中捞取利润。
山东商帮的经营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最典型的只有独资和合资两种。像一般资本雄厚、财大气粗的巨商大贾，则一般从事独资经营。而资本较小者则只有合伙经营，合伙经营就像如今的股份制，股东之间要书立合同，坚守信用。这种方式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商业繁荣，才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会使各股东的零散资金合而为一，共创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