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冬去春来。大约在三年前的春末夏初,我从外地来北京讨生活。当时刚毕业没多久,先是在上海一家小报社做事。有死党骗我来北京,抱着左右也是做事的心态过来,被北京初夏宜人的气候给诱惑到,甘心臣服于它纷飞的杨絮裙下。
死党说我早来一个月还有机会观摩春天蔚为壮观的沙尘舞,可惜我没福气。我倒是比较喜欢北京初夏的羞涩,在朝阳公园旁边租了套房子,这样就算安顿下来了。
房子在六楼,不算大,普普通通的两室一厅,装修也是简单马虎,然而对我来说这些本是无所谓的事。电器家具之类倒是齐全,但也仅仅如此而已,不能指望它们有多实用——可以进博物馆的老式水仙牌洗衣机,开动起来声音活像飞机起飞轰鸣一般震动全楼,又有间歇性哮喘,工作一会儿就要咳嗽罢工;冰箱也许应该叫微波炉,冷冻室热得可以煮鸡蛋;空调总有一股经年的霉味,散发着流年似水的气息;沙发看起来倒是蛮像样子,只是坐上去会塌陷到地面。
这座楼房传说是某民航的空姐宿舍楼,我的房子中介——一个头发短到近乎没有的家伙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这个,并企图因此每月加收我100元房租。我认真问他手头有没有空哥宿舍楼房间,希望他低价转租给我,他就被我气跑了。
事实证明传说之所以成为传说,正是因为它是传说。这里空姐没有,空气倒是不错。从房间下来沿着地下通道走到马路对面,是成排矗立的高大杨树。杨树再往外是成片的绿油油灌木和草地,中间有条石子铺就的小路。这片小天地因为有中间的杨树和灌木隔着,立即与近在咫尺的喧嚣马路隔离开,很有点闹中取静的味道。
穿过这片可爱的芳草地,是一人多高的铁栅栏墙壁,透过缝隙可以看到铁栅栏蜿蜒围起来的一个无名小湖,以及湖边的依依垂柳。这个栅栏墙壁并不算高,很容易攀越过去。只是顶部有尖锐的钢铁利刺,容易扎到屁股——我就被扎过。除了扎屁股,这玩意儿还有另外一项用途,就是让湖显得很“中国”。只有中国人才喜欢把稍微能看的风景都用栅栏给围起来,再建个傻乎乎的入口坐收门票。也只有中国人才如此乐此不疲地从一个票口钻到另一个票口,并管这种行为叫旅游。
其实我在自己房间推开靠街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对面无名小湖的全貌,因此我并不经常去翻对面的铁栅栏。我计划等我下次便秘的时候再去翻一次,可我总没便秘,因而这个计划也就总没完成。
现在可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死党。
所谓死党,就是理直气壮借你的钱理直气壮地不还,你又不能生气的家伙。对一个人来说,死党绝无可能有很多——多了会导致破产——但毫无疑问,对我来说,蚊子可以算其中一个。
和蚊子认识,是在上海的时候。
某一年的冬天,天气阴霾,没有风。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大约四点多钟,我在家闷着无聊,信步出来,漫无目的地游逛。快走到衡山路的时候,看到街边有家不大的旧书店,左右无事,正好踱步进去翻书。书店大概有十多平方米的样子,门口是堆积如山的过期杂志,如《读者》、《知音》、《青年文摘》、《妇女之友》等等。再往里走左右各有一个书架,笼统而言,左边是外国文学,右边是中国文学。就文学本身而言,这个分法未免太过粗糙,但就我而言,倒也方便。书店的老板是个半死不活的老先生,头发秃得如同茫茫戈壁滩,坐在门口右首靠柜台后面,半睁半闭眼睛打盹,活像停在树梢的猫头鹰。书店里空无一人,我乐得自己逍遥,惬意流连在书堆之间。其间进来两个中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里生意实在不大好。
不知不觉天色已暗。我选了上下两册的张爱玲的《张看》,封面上是她穿旗袍的黑白照片,一如既往的一张幽怨的脸,和店里的气氛倒是相配。
这种天气,买这种散发着霉气和女人怨气的书,是否有点不大地道?我若有所思地想到。然而——也没什么不可以。
走到门口,我深吸一口气,反手横劈,一招神龙摆尾,一巴掌拍醒了老板,付钱出门。出来才发现外面正在下雨,雨不大,若有若无地飘着,隐隐有一点风,吹在脖子里生冷。
抬手看了一下表,才六点多。转头看到街角有家酒吧,我走进去要了杯柠檬汁,坐在门右侧的一个角落的沙发上,开始看书。
一阵喧哗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抬头一看,隔着几米远的一个桌子围着三个男人在喝酒,其中一个身高约一米八、长发披肩的男人大约喝醉了,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说:“别他妈的给我扯梅西!都他妈的给我喝酒……不喝死不算!很好!这种feel非常的,非常的好!呃……Feel,你们可懂?”
我看了一眼又低头看我的书,心想,在酒吧喝醉的人倒是少见。和他一起来的两个男人拉他坐下,他用力一挣,东摇西摆地往外走,口里嘟囔道:“老子要去撒尿!”等走到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指着我的鼻子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像傻瓜一般笑起来,像弱智一般笑起来,像白痴一般笑起来。“别以为你不脱裤子……我……我就不知道这里是男……男卫生间!”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径直解开腰带,掏出一个又大又粗的家伙,放水把我面前快喝光的柠檬汁杯子充满。尿完了他倒是知道把腰带束回去,一边束嘴里一边嚷嚷道:“Feel!爽……”
我和蚊子就是这样认识的。
蚊子的口头语是“feel”。这个词他的念法有些古怪,抑扬顿挫地念为“费油”。大体上,他是想指某种感觉的意思,虽然我总觉得他用的不大对头。喝醉酒那天,正是他过生日。所谓不尿不相识,如此一来,我们倒成了朋友。我在上海朋友本来几乎没有,朋友这种东西,我一直觉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但蚊子不同,蚊子对我来说,有种奇异的吸引力。这倒不是因为我见过他硕大的阳物……我的性格内敛,朋友不多,除了工作就是回去看书,睡觉,基本属于和社会脱节的那种。而蚊子热情,义气,也意气,让人觉得十分之亲近。即便是我这种人,也觉得把自己为数不多的友情交给他大可放心。他保管会拍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好了!放心的feel你懂?保管把一切交给我就是!”
罢了罢了,瞧这个家伙。蚊子是做手机行业的,硬件编程。想不到程序员里还有他这样热血的家伙,我一直以为程序员都是生活在马里亚纳海沟整日沉默不语的生物。他先前在南京,和一个已婚的女同事胡搞了一通,弄得没办法在公司立足,就跑到了上海。在上海认识了我,待了没多久,他又跑到北京。最后还把我给诱骗到北京来了。
我认识悠悠,则是因为蚊子。那天聊到了自己认识过好女子。“当年老子在四川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有个班花,叫悠悠……”“等等。”我打断蚊子的话。当时我们正在我北京的狗窝,手里各拿了一瓶啤酒。推开窗户,可以看到远远杨柳掩映下的一片翠绿中国湖。“班花有什么好稀奇的?”我喝了一口啤酒,“我从幼儿园到现在,见过几百个班花,可以相信?”“完全相信。”蚊子用诚恳至极的目光看着我,他的脸色发红,眼睛充满血丝,状如疯狗。这个很好理解——我才喝了一瓶啤酒他已经干掉了六瓶。
我开始默想自己从小到大见过的班花,是否有几百个之多。小学时,隔壁班级有个班花,是校长的孙女,长得文静漂亮,谁知初中以后青春叛逆期一到,她抽烟喝酒逃课打架无一不干,最后上了一个三流的高中从大家眼里消失;初中时我们班里的班花,被校外的一个小混混勾搭上,怀孕之后毅然辍学当了单身妈妈;高三时候隔壁班级有个班花,在高考前抱着块石头一气走到附近一个水库水底,他的父母来学校收拾她的遗物的时候哭得惊天动地,那情景十分凄惨;大学的时候系里有个班花,被男人骗了感情和肉体后被抛弃,一时想不开从科技大楼二十一层的房顶跳了下来,摔成了糊糊的一团肉酱。我到现在看见果酱之类的东西都会想吐。
我给蚊子讲了这些,他说我扯淡。“你知道么,悠悠有一种独特的feel……”蚊子双手比划着,似乎想不出说怎么形容,叹口气,“悠悠和别的女孩子是不同的,我以我的特大号龟头保证。”蚊子的大头和他的小头一向同样没谱,但很少见到他这么一本正经,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难不成你和她?”我奇道。“不是的……”蚊子沉吟道,“有种女孩子,你总觉得她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太残酷了,实在太残酷了。你可明白?”“不明白。那么现在她人呢?死了?”“去你的!她现在在德国柏林念书,读建筑,硕士还是博士来着?唉,真是一个地道的好女孩,就是有点古怪。”“哪里古怪?”“异乎寻常……不,不,应该说非我等俗人可以理解。”“比之梅西如何?”酒精的刺激,让我口无遮拦起来。“你信不信我和你翻脸?”“Comeon!”蚊子一拳打得我眼冒金星,我还了一拳揍在他肚子上,我和他就这样打了一架,用的都是王八拳、野球拳之类不入流的招式。最后我们一起醉倒在沙发上。
因为有蚊子这样的死党,我在北京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难熬。半年转眼过去。秋意萧索。中间我又跳了一次槽,跳到一家互联网公司,搬过一次家,认识了几个新朋友。似乎每天都在忙碌,但似乎又没做什么事。
到这年十月底的时候,北京天气渐变,虽然还有秋老虎,但渐也一层秋雨一层凉。那天我在公司上班整理材料时,蚊子的电话打了过来。“下班了没?”他开门见山。“下你妈妈的头,你们公司下午三点下班啊?”我没好气。“嘿嘿,”他倒是不生气,“下班后叫我啊,一起吃饭。”怪了,这个家伙平时约我吃饭都是抽冷子,基本都是我睡觉进被窝了,他电话打过来了,说,“蚂蚁蚂蚁,别睡了,快起来陪我吃夜宵!”我说:“操你妈,半夜打电话过来叫我吃个鸟夜宵。”他说:“你不是瘦么,我让你吃点夜草肥肥。”要是我不理他,他电话准能打到天亮。如果关机的话,他十有八九会冲到我住的地方来敲门。所以我每次只好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诅咒老天有灵,他引以为傲的那个大阳具有天突然失灵一蹶不振。
今天一定是时光逆转了,太阳西起了,河水倒流了,股市崩盘了,七星坠落了,木乃伊复活了,中国队世界杯夺冠了,蚊子会提前预约我吃饭?我半信半疑地和蚊子约好了下班后在东直门地铁见,放下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