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是为儒家之“五常”。最早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后来又延伸为“仁、义、礼、智”，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便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世尊为“五常”。这“五常”始终贯穿于中国几千年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中国古代文化提倡“五常”，是基于建立一种文明有序的社会风气之需要。何为“五常”之意？简而言之，在与他人相处时，能够做到融洽和谐，能够爱人即为仁；在别人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其一把，即为义；敬人即为礼；把日常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能够明辨是非就叫智；言无反覆、诚实不欺，就叫信。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者，人言也。远古时代还没有发明纸张，记载文字非常不方便，人类在生存过程中累积的经验或技能主要依靠言传身教。那时候的人们因生存的需要而抱成团，是非常纯真朴素的，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往往需要付出许多生命或鲜血的代价，而这种代价换来的经验，往往也是最可靠的。所以说，信者，更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言传经验，古人教人做人要守信，不能讲空话，而讲了的话必须兑现或应承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一诺千金”就是很好的诠释。
我们经常所说的“仁义”或“侠义”，这个“义”字与墨家的“义”有相同之处。《水浒》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大都是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结果为当朝律法所不容，被逼走上梁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墨子精神的流广，乃至后世衍生的帮会，都有这种侠义的精神。我们中国人的传承中就有这种性格，小到个人，可以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为了忠或为了义，可以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对方；大到民族，当国家变乱动荡的时候，老百姓可以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不畏牺牲。所以，忠义之气，也是我们民族的优良特性，是非常伟大的一种潜在力量，也是中国文化的表现。这种精神除了来自儒家孔孟的影响外，墨家的行事态度及古代侠义小说的教化作用更大。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其建立的墨家组织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诸侯各国出任官职的同时，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领取的工资也必须向其组织奉献。墨家组织的成员也称“墨者”，多数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其注重艰苦的实践，生活非常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里有一出场景，描述的就是钜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然得到了秦惠王的宽恕﹐但钜子仍旧坚守“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墨家虽然主张“非攻”的政治主张，但墨家的行事态度却决定了墨家为了自己的目标，可以用非常的手段，比如，墨家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以减少不必要的军事杀戮，往往会对主战方的首脑人物进行刺客的暗杀行动。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侠”是指帮助别人，不一定要舞刀弄枪，或是武功超群，但需用智慧或策略以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非攻”目的。这正如墨子一样，他虽然没有舞刀弄枪，但是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侠士。
受墨家行事态度的影响，无论是酬君王之恩义，还是报朋友之情重，慷慨赴义的悲壮事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荡气回肠，且经久不息。“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刺秦王的壮士荆柯从此真的一去不复还，而为了完成荆轲未竟的壮举，高渐离也奋不顾身地举筑扑向秦皇，“惜筑铅满阶难上，仅为弦余十二殇。”专诸之刺王僚，慧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白虹贯日；“中包猛士胆”的悲情壮士要离，成就了“白日照高秋”的千古颂扬；“酬恩岁深，高名不朽”的豫让为行刺赵襄子，舍死忘生，备尝艰辛，虽未成功，却用生命报答了智伯的对他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令人感佩。“懦夫增气”之曹沫，以其忠诚勇气使“暴秦夺魄”……这些仁侠仗义的典范不胜枚举，流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
《三侠五义》等古代侠义小说，在描写侠义道方面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对后世的这种侠义文化精神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三国演义》语言的通俗化，更是把这种仁勇侠义的精神直接搬到了普通老百姓的手中，“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义释华容道”等精彩篇章更是家喻户晓，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这种影响是儒墨两家均无法预见或比拟的，在墨家精神以及古代侠义小说的影响下，后世所衍生演变的帮会，常常以此为其精神，一旦帮会之间发生纠纷或帮会内部标榜忠义之需要，往往就会诉诸武力予以解决。这种文化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里，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金庸以儒墨佛道的精神为根基，以如椽巨笔开创了现代侠义小说的先河，为世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江湖，有个人之义，更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义，给人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迈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