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在兴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违背誓言，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支持叶赫，助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明廷遣兵驱逐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许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七大恨集中反映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对明朝君臣欺凌所产生的愤怒之情。明朝的皇帝，从太祖朱元璋到万历帝朱翊钧，都要女真尊他们为“天皇帝”。辽东的明朝文武官将，也对各个少数民族采取歧视的态度，称蒙古为“西虏”、“北虏”，称建州女真为“东夷”，称努尔哈赤为“奴儿哈赤”、“奴酋”，这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不满。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时，“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这样的公开抢夺更增加了东北少数民族对明朝的愤恨。
七大恨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
以七大恨告天之后的第二天，努尔哈赤便披甲上马，亲率步骑兵马2万，直扑辽东明军边防重镇抚顺。在进军前，努尔哈赤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同时颁布《兵法之书》，修器械，严军令。八旗官兵士气昂扬，飞驰前进。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守卫抚顺的是明游击将军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守将李永芳投降，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9000匹，甲7000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捷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鹘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后金军攻入鸦鹘关，攻占清河。
至此，明抚顺以东诸堡，大都为后金所占。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把孙女嫁给他，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后金军袭占抚顺、清河后，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侧翼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清河被后金兵攻陷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神宗皇帝以及众臣“举朝震骇”。
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办法。
努尔哈赤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又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亲率大军进攻叶赫部，给予重大打击。叶赫部向明廷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福建、浙江、四川、甘肃等地调集了9万余人的军队齐集沈阳，任命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杨镐为经略辽东（经略是朝中派出的总制一方的军务重臣），并特赐先斩后奏尚方宝剑一口。经过调兵、点将、筹饷和置办武器等一系列准备，明军决定出兵。
杨镐采用分兵合击的战术，兵分四路，进攻后金都城兴京，企图一举摧毁努尔哈赤政权。他以总兵杜松为主力，出抚顺关，从西南进攻；以总兵马林合叶赫兵，出靖安堡攻其北；以总兵李如柏经清河堡、鸦鹘关，从南面进攻；以总兵刘铤会合朝鲜兵，出宽甸攻其东；以总兵秉忠率一部驻辽阳，作为机动；以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杨镐本人则坐镇沈阳，居中指挥，限令四路明军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城。但是明军出动之前，作战计划已经泄露了。
当时，后金的八旗兵力共6万余人，与明军相比，处于劣势。努尔哈赤正确分析判断敌情，认为明军东、南、北三路道路险远，不能即至，遂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即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各个击破的战法，集大军于赫图阿拉城附近，准备给予明军以迎头痛击。
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教科书式的经典战役“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对于后金政权来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羽翼已然丰满的努尔哈赤，将经历自13副遗甲起兵以来的最大考验。
萨尔浒、开原、铁岭之战
萨尔浒大捷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明东路刘铤军正由宽甸向西开进；北路马林军由开原出发，叶赫军尚未行动；南路李如柏虽已由清河堡出发，但行动迟缓；西路军将领杜松虽“勇健绝伦”，却是个有勇无谋之人，他为了抢头功，竟不顾将令，“违期先时出口”，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三月一日，杜松军驰至萨尔浒后，分兵为二，以主力在萨尔浒扎营驻守，自率万人攻打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
努尔哈赤认定杜松的西路军是明军的主力，只要破了杜松，“则他路不足患”。因此只派500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铤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他派遣大贝勒代善等率两旗兵力增援吉林崖，截击杜松，使杜松两部不能互援；自己则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主力。明军战车阵发射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经过激烈的战斗，萨尔浒的明军被击溃，伤亡甚重。而后，努尔哈赤又驰兵与代善会师，击破进攻吉林崖的杜松军另一部。进攻吉林崖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消息，军心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看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都打到丛林中去了；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击，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主力西路军全军覆没。
次日，努尔哈赤乘胜挥戈北上，攻击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西北30余里）的明北路马林军。当时马林已知杜松被歼，遂在尚间崖一带就地驻扎防御。后金军队向马林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时，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逃回开原。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全营皆没。
夺占尚间崖后，努尔哈赤立即转兵南下，迎击明东路刘铤军。刘铤治军素称严整，行则成阵，止则成营，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努尔哈赤根据刘铤军的这一特点，采取诱敌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力求全歼刘铤军。当时，刘铤军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正向距赫图阿拉约50里的阿布达里冈行进。努尔哈赤知道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正是设伏的好地方。于是自率4000兵守城，派遣主力设伏于阿布达里冈，另以少数兵卒冒充明军，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铤军速进，与杜松军会师攻城。刘铤中计，下令轻装急进。当驰进到阿不达里冈时，刘铤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满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铤军惨败，刘铤本人阵亡，努尔哈赤乘势迫降了协同刘铤作战的朝鲜军队。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但对四路明军，却未能作出任何策应。及至得到三路丧师的消息后，杨镐才慌忙急令南路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在回师途中，为小股后金哨探所骚扰，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人，但最终总算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命运。至此，萨尔浒之战落下了帷幕。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后金军以劣势兵力，在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缴获大量的驼马、甲杖等军用物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努尔哈赤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后金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乾隆皇帝称颂萨尔浒之战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
明军经此惨败之后，在战场上完全陷入了被动，被迫采取守势，辽东局势日趋危急。
明军的失败，一是对后金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情况不明，料敌不确，筹划不周，准备不充分，因而分进不仅未能达成合击，反遭各个击破。二是杜松主力突出冒进，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全军覆没，并使南北两路也陷入力单势孤的危境，为后金从容转移兵力，依次各个歼击造成了有利战机。三是杨镐掌握的机动部队置于辽阳，远离前线，既不能及时策应前队，也不能掩护败退。加上杨镐远处后方，对战况一无所知，前线又无人统一指挥和协调各军行动，其失败是必然的。另外，明军作战意图事先泄露，使后金预有准备，也是明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努尔哈赤，在作战指挥上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是十分成功的。首先，及时探明敌情，适时判明对方进攻的主次方向，正确决定首先反击对其威胁最大而又孤立突出的杜松军，形成对明军各路的中间突破。其次，善于集中使用兵力，除了以一部扼守要点外，八旗主力始终集中，尽管总兵力处于劣势，每战却能形成局部优势，保证战斗的胜利。再次，发挥骑兵快速机动的长处，及时迅速转移兵力，既弥补了兵力不足，又使明军猝不及防。另外，努尔哈赤善于用间行诈，也是取胜的重要原因。
智取开、铁萨尔浒丧师过去两个月之后，明廷对辽东局势并未作出有力的决策。努尔哈赤见时机有利，便乘胜率军进攻开原。
开原势据形胜，东邻建州，西接蒙古，北界叶赫。辽左三面临险，而开原孤悬一隅。
开原不仅是明朝同蒙古和女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而且是明廷在辽东对抗蒙古贵族和女真贵族南进的前沿堡垒，努尔哈赤进兵辽、沈，自然要先摧毁明朝孤悬的堡垒开原。
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初十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军4万人往征开原。
他兵分奇正两路：以小股部队直奔沈阳为疑兵，沿途杀30余人、俘20人以虚张声势，主力部队进靖安堡，于十六日突抵开原城。明统领开原的推事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素失军心，总兵马林也一贯松懈疏忽，努尔哈赤的大军摧枯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占据开原。
智取开原之后，努尔哈赤更为重视对降服汉官的政策。他说：“彼知天念佑我，又闻吾国爱养人民，故相继来归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明原任开原城千总工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等6人，因妻子被掳，投降后金。他们分别受赐50人，马50匹、牛50头、羊50只、骆驼2头，银50两，缎布若干匹。其随从人员也被赐给妻仆、耕牛、乘马、衣物、粮食，田庐、器用等。这个优待投降后金汉官的政策表明，努尔哈赤要分化明朝官员，收买汉族地主，以便进占更多的辽东城镇。
七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又一举攻克明在沈阳北部的重要城堡铁岭，后金军威震天下。
开原和铁岭的失陷，使明朝在辽东地区失去了御守后金军西进的屏蔽。明人评曰：“铁岭、开原，为辽重蔽，既并陷贼，则河东已在贼握中。”
连夺辽沈
夺沈阳
正当努尔哈赤智取开原、铁岭，连连得志的时候，明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驰骑兼程，来到辽阳。熊的到来，使辽东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后金进取辽沈计划遇到了困难。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后任御史。他身高七尺，雷厉风行，有胆知兵，刚直不阿，严明有声。熊廷弼镇辽一年，整顿了濒于溃散状态的军队，稳定了陷于混乱状态的前线，守备大固，功绩卓着。努尔哈赤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期间，见辽东军容整肃，边防改观，便改变了全力向辽东进攻的部署，转而北吞叶赫，西抚漠南蒙古，对明朝只进行一些小规模的试探性行动，等待时机攻取辽、沈。
当明朝辽东形势初步好转，后金挥戈南进屡受挫折的时候，明统治集团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变化。万历四十八年即天命五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死去。其长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日继位，是为光宗。光宗九月初一日因吞红丸死于乾清宫，“一月之内，梓宫两哭。”朱常洛长子朱由校袭受皇位，是为熹宗天启帝。天启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之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熊廷弼因性情刚直，不曲意逢迎，得罪了一些人，在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被挤下台，朝廷派袁应泰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袁应泰虽为官“精敏强毅”，但不谙军事，他改变熊廷弼原来的部署，撤换许多官将，造成前线混乱；又收纳过多蒙古和女真降人，混入大量谍工，阴为后金内应。
此时，后金方面有得有失。一方面努尔哈赤灭叶赫，抚蒙古，女真实现统一，势力空前强大，军队约有10万人。同时，辽东大旱，赤地千里，粮食奇缺，数以千计的女真人沦为乞丐。努尔哈赤为摆脱经济困境，度过灾荒，需要向辽河流域兴兵。他紧紧地抓住明朝皇位更替，党争益烈，经略易人，军心涣散，辽东大饥，边防紊乱的有利时机，向辽、沈大举进兵。
沈阳是明朝在江东的重镇。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大军，将“板木、云梯、战车，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向沈阳进发。明军闻警，举烽传报。后金军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位明朝的总兵官，各有将兵1万余人，明朝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又引领四川江浙一带的士兵1万余人从辽阳来援，守卫奉集堡的明朝总兵李秉诚、守卫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和姜弼也领兵3万增援。努尔哈赤先派出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去4人。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于是改变了原来“固守”
的策略，决意出战。第二天，努尔哈赤又派遣少数老弱士卒上阵挑战，贺世贤喝得大醉，率领家丁千余人出城，说要尽敌而返。后金兵诈败，贺世贤中了计，“乘锐轻进”，刚进入埋伏圈，后金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四矢”，边战边走，退至城门外侧，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和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
陷辽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