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烟波浩淼的大湖泊,那烟波浩淼的大湖泊边的那座古老的历史名城,那座古老的历史名城里的那座恢弘而气派而秀丽的天下名楼,那座恢弘而气派而秀丽的天下名楼下的那个庄严而优雅而安静的中学校园,全都告别了！总之,过去那一切的一切,从现在起,不复再在生活中出现了；总之,过去那一切的一切,就如同曳光的流星,只在岁月的天河里划出一道深深的、却稍纵即逝的流痕而已！
流痕，仅仅只是一道流痕！
火车穿破浓浓的夜色，碾着一身浓霜的干冷枯裂的湘北大地，向着湘南，向着更远的地方疾驰着，铁轨在车轮下低沉地呻吟。除此之外，窗外那空旷的四野，沉寂得悄无声息。偶尔只见得黢黑黑的一个个像树影又像屋宇似的狭长的影子，从关严了的窗玻璃外忽闪而过。当然，还有那夜空中的一弯冷月，她死死的跟定着这列南下的火车，将她那透着寒意的光晕辉映在结了一层薄霜的龟裂状的窗玻璃上。
好在车厢内还暖融融的。
周亚明无心欣赏车窗外的霜夜景色，他背靠着软软的人造革椅背，尽量的坐直身子，让双膝曲成约80度，大腿略向上抬。这样，为的是好让妈妈的脑袋枕在他的大腿上会舒服一些。妈妈上车前曾服下了两片“乘晕灵”，但是不管用。坐了才两小站路程，不足二十分钟，便晕车了，又呕又吐。而且，呕吐得很厉害，几乎虚脱气绝。幸亏在家里动身时，他和妹妹亚君就估料到妈妈一定会晕车的，兄妹俩预先带了一些药片和针剂在身上。那会儿由他抱住妈妈的身子，亚君便紧张地给妈妈注射了一支镇定剂，而后又是拿捏按摩穴位，好一阵忙乱，才使妈妈止住了呕吐，气息亦渐渐平缓下来。那当儿，连列车长也惊动起来了。好心的女列车长对他兄妹俩说，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个卧铺床位。看着妈妈晕吐成了这个样儿，他也不管卧铺票价的昂贵了，便满口答应下来，招呼亚君掏钱。可是妈妈她宁死也不让他兄妹俩糟蹋了这点钱，拽紧亚君的手，不让掏钱。兄妹俩拗不过妈妈，只好作罢。好在大概是镇定针剂起了作用，后来妈妈竟也慢慢地不再呕吐，枕着亚明的大腿，躺在座椅上，昏昏然地睡着了。
此际，车行了个多钟头了，车厢里的旅客大都在打盹儿，连亚君也疲倦了，她趴在茶几上，枕着自己的一只手臂睡着。
亚明却无法入睡，他时而低头看看枕着他的大腿昏昏然地睡着了的妈妈，时而又瞥一眼对面趴在茶几上的妹妹。现在，他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了。爸爸不在了身边，确切一点的说，此次他们母子被迫下放原籍湘南老家，不用说爸爸没能来送他们的行，就连面儿也没见上一面。妈妈寻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吵，还上市里寻教育局“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吵，直闹得学校和市教育局大院里鸡犬不宁，也还是没有用，甚至连爸爸关在什么地方，也没人肯说。
妈妈本来就拖着一身病，现在便被磨折得更加虚弱，根本就不能挑得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了。妹妹亚君18岁，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祖父是地主，“右派”爸爸又在文革中再次被揪出打倒，便被剥夺了升高中的资格，和他一样呆在了家里。如果不是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家庭罹难，妹妹这种年岁，正是如花似玉、天真烂漫、不知愁为何物的少女时代。亚明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二十一岁了，算是成年的个大小伙子，大过妹妹亚君三岁，而且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可毕竟自出生起，就一直生长生活在城市里，从小及大过着的是一种衣来伸手，饭来端碗，没钱花了向爸爸要的生活。文革之前，虽然爸爸早已因五七年里划了“右派”，行政领导职务降了级，被下到学校任职，但公职还算好，保留了下来，好歹还在学校当了个“内控摘帽右派”的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家里诸般事体——吃饭穿衣以及他们兄妹们的读书操心，仍有爸爸顶着撑着，做一家人的主心骨，无庸他亚明来管。就算后来爸爸在文革中再次被揪出打倒，甚至升级抓进了牢房，现在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了，这个几年光景他们兄妹俩双双都被贬为“出身不好的子女”、“黑五类子女”，打入了另册，剥夺了继续升学读书的资格，一度成了社会上闲散的失学且无业的城市游民和贱民阶层，但还毕竟生活和居住在这个城市里头，靠着家里过去的一点积蓄以及兄妹俩也能时不时的去街道小工厂企业中打打零工，或接一些诸如糊火柴盒这类的活儿赚几个小钱，日子虽然比有爸爸在时紧巴多了，苦难多了，但也一定远比下乡当农民的日子好多了。
现在甚为糟糕的情况是，亚明亚君兄妹俩在今年里一再被爸爸工作的学校和户口所在地街道居委会强逼着必须有其中的一个接受指标，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去偏远的湘西山区，被吊销城市户口离开这湘北巴邻市。母子仨商量来商量去，认为与其让兄妹俩一个去偏远的湘西山区当知青，不如母子仨团团圞圞的回去爸爸的祖籍湘南老家山区落籍当农民，好歹那里毕竟是爸爸的祖籍，那里毕竟还有着秋宝大伯一家人在，文革前的过去，亚明母子仨曾跟着爸爸一起全家回去过，秋宝大伯一家人以及村子里的人们都对他们很好很热情。母子仨主意拿定后，便找学校和街道居委会申请全家一起（当然其实不是全家一起，爸爸不在其中，实在只能叫做“半边家”）下放去湘南老家农村当农民，学校和街道居委会居然同意了。就这样，母子仨如今便从从湘北巴邻市的那个城市里动身还乡了。
不消说，这一还乡，亚明他便无可推卸的成了唯一应当支撑这个半边家庭的主心骨，今后的生活担子，必然要靠他来顶来撑了。他面临的是一身病的妈妈和与他同样毫无农村生活和劳动经验的妹妹，他，将怎样顶撑得起这副沉重的担子。亚明原本是有着一个哥哥的，名叫亚光，可亚光大学毕业后在了湘中的一个城市里工作，后来又结了婚成了家，远离父母弟妹的，亦不再过问家里的事体了。而且，当“文革”进入高潮中，父亲给打倒了，他便登报宣称“父子革命”，与家里断绝了一切联系。
亚明和妹妹亚君小时侯虽然曾跟爸爸妈妈回过两次老家，但那只是回乡省亲，最长的那次也只有十来天时间。于今保留在他记忆中的仅仅只有了故乡的那个小山村傍水依山，四四方方。村子两边各有一条山溪流过，西边的那条较大点的山溪，叫着一个好听的名字——“流玉溪”。“流玉溪”上跨着两拱很有些气势的石拱桥——“上接龙桥”和“下接龙桥”。这里的人们很讲究风水之说，他们把山势一定走向的脉络看作是“龙脉”。恰好亚明老家所在的那个名叫“冲头湾”的小山村的后龙山上，便有一条山脉（“龙脉”）自南延绵而来，及到冲头湾西边的流玉溪便落了下来，“流玉溪”上的两座石拱桥即为接引“龙脉”至湾村而建筑的，故称之为“接龙桥”。当然，既接引了龙脉，实际上更起到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作用。这两座石拱桥所连接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青石板路，青石板路宛转逶迤，依着山势，沿着山坡，通南去北，很远很远，不知它的尽头究竟通到什么地方。
亚明曾有过几次到接龙桥上看朝霞和落日，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蛮有诗情画意的，真有古诗“旭日衔青嶂，晴云洗绿潭”、“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的意境。
不过，在他觉得那时最富有情趣的当是跟秋宝大伯的儿子得得在流玉溪里玩。秋宝大伯的儿子得得带着他去溪沟里追钻脚子鱼，翻螃蟹。夏日里，流玉溪的水不深，刚淹上脚踝上下，是追钻脚子鱼和翻螃蟹的最好时节。溪沟里钻脚子鱼和螃蟹忒多，这是他在城市里永远见不着的。那些钻脚子鱼手指般大小，却活泼泼的特灵性，你站在水里不动，它们竟会肆无惮忌的在你脚踝和脚背上窜来转去，甚至直撞横冲你脚踝和直擦横摩你脚背，叫你怪痒痒的。可你一有动静，它们便飕的一窝蜂似的窜得无影无踪了。
得得追钻脚子鱼是里手，他根本不用捕捞工具，只是光着一双手，猫着腰，在水里猛追，便从石它它罅隙里拧出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钻脚子鱼来。亚明紧追在他后头，给他当下手，捧着一个小撮箩捡鱼儿，跑得时时上气不接下气的，可他觉得很有味儿。还有翻螃蟹。溪沟里的卵石下面，或者是溪边的岩缝里，螃蟹很多很多，都举着钳子似的两个大夹子，那样子真叫人害怕。亚明翻着螃蟹了也不敢动手去捉，都是得得帮的忙。得得捉住螃蟹，便掰断它的两个大钳夹子，然后再交给亚明。
得得大过他许多，不过究竟大过三岁四岁，还是五岁六岁，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侯他只是个小男孩，而得得已是个大男孩子了，而且还是湾村里那一帮野小子们的头儿。得得带他去流玉溪里玩，他俩的屁股后面边总跟着一长串拨皮似的野小子，如同得得的一条长长的尾巴。山村里的孩子野，得得他们就天天尽光着膀子，亮着上身，下身只穿一条裤衩，腰间捆一条黑不溜秋的长罗帕。可他就不敢。有一回，得得要他也脱了短袖衬褂，他便死命也不肯。大白天的，光膀子亮胸脯，那太丢人现眼了呢！于是他在心里，便很有些瞧不起得得他们这帮子乡村的野小子们——虽然他知道自己的根也在这个山沟里的乡村。
两次跟爸爸妈妈回乡省亲都在暑假里，乡村生活留在童年的记忆中最好的印象，便只是乡村里比城市里凉爽得多。哪儿有巍峨的大山，沟沟洼洼，山上山下，有绿树修竹，有野荆山花，有藤萝刺蔓。葱葱郁郁，风清气爽。除此之外，别无太多的好印象，房屋矮小，远不及城市里高楼参天，大厦林立，且房前屋后很脏。记得秋宝大伯家的大门口，就是一个大垃圾坑。扫地撮起来的邋遢物，“扑——”的一声，顺手就倾倒在大门口的这个大垃圾坑里，冲起些绿头苍蝇横飞，臭气熏天的。小孩子们更不讲卫生，鼻涕流出来老长，如同两条蛔虫长长的挂在唇沟上。不用说那些野小子们身上仅有的一条小裤衩和那条长罗帕黑不溜秋的，就连小丫头片子们的小布褂儿前襟上也满是鼻涕和饭菜的残渣星儿。还有更为讨厌的是秋宝大伯打屁就很不讲文明。当着众多的客人在座，他就放屁，而且一放就是连着几个：“蹦——蹦蹦——蹦！”放屁的时候，他还要摆出个用力的架势来，将半个腚挪出凳外，同时两腮一鼓，“蹦——蹦”的连着两三声，沉闷闷的好钻耳，如同屋子里炸响了一串沉闷的连珠炮似的。这还在小，更令人讨厌的是他放出了一串响屁之后，还要得意洋洋地大声说：“呵哈，好畅快呢！”真够恶心的。有一回，亚明和妈妈就在座，亚明注意到，妈妈皱起了眉头。
现在，火车载着他和妈妈，还有妹妹，就要去到那个山沟里了，去和那么样的一群粗俗粗野得不可耐的人们长期地甚至将是永远地生活和劳动在一起，过那么样的一种叫做“农民”的日子。他简直不敢往下想象，也想象不出未来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一个糟透的境况，他此刻的心十分的困惑和迷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害怕。想到这里，他伤心地低头看了看昏睡着的、枕着他的大腿的妈妈。
妈妈此刻居然睡得很安详，双眼合着，身子微侧，双手操拢，合抱着盖在身体上的长大衣上。长大衣的一只衣袖落了下地。亚明弯弯腰，伸手轻轻的将大衣衣袖捞了上来，重新扎稳在妈妈身子下的座垫上。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很轻很轻，可不知怎的，竟也惊醒了妹妹亚君。亚君一觉惊醒，恍恍惚惚便问：
“细哥，怎么啦？”
“没什么。妈妈身上的大衣衣袖落下地板去了，我这捞上来给妈妈扎好了。”亚明轻声答道。
“妈妈没醒来吧？”
“没哩。你只管困你的吧，别吵醒了妈妈。”
“嗯。”亚君应着，即而又压低声音说，“细哥，你轻轻的，试着我俩调个位子，让妈妈躺我腿上一会儿，你也轻松一下吧。”
“别了，我不累。你最好别讲话，让妈妈好好的就这么困吧。你自己还是继续趴下再困一觉，明天下火车还要走好几十里的一条山路呢！”亚明瞥了妹妹一眼，怜惜地说。
亚君也深情地回望哥哥一眼，听话地又趴在茶几上，换用另一条手臂垫着额头，不再做声了。
这一天，日历上记着的是1972年12月3日。这是一个十分平凡的日子，但它在周亚明心中，却十分的不平凡，镌上了深深的刻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