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法国一支远程探险队到撒哈沙漠探险。这天，他们来到阿尔及利亚东南部的塔西利。一天的沙漠跋涉，使队员们又渴又累，困乏不已。队伍只得在一条早已干涸了的河床边石阴下休息。突然，队长布雷南斯惊叫了起来。原来，在他躺下昏昏欲睡时，看到画着一只犀牛的岩画与真犀牛一样大小，呼之欲出。这个惊奇的发现，使布雷南斯激动不已。接着，他沿着河谷仔细寻找，又发现了许多岩画。他将发现的河马、大象、骆驼、长颈鹿、狮子、羚羊和头戴面具的人物等岩画一一描绘在记事本上。几个月之后，布雷南斯的这本记事本转到了考古学家亨利·洛德的手中。
亨利·洛德对此极感兴趣，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发现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他立即组织了一支考古队来到了撒哈拉沙漠的深处，对岩画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这些岩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这些岩画或刻在山洞的石壁上，或绘制在裸露的岩石和山崖上，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雨侵蚀，但大部分岩画仍然得以保存下来，而且线条清晰，成为考察和研究撒哈拉历史的珍贵文物。
在这5000幅岩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120平方米的大型岩画，画面上的大象、狮子、长颈鹿和其他动物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另外，面积约20平方米的一幅狩猎图也很有特色，上面画着135个人，正在追杀围猎一群飞奔如疾的羚羊。一只身负重伤的大犀牛鲜血淋淋，表露出痛苦绝望的神情，正在猎捕者的追杀下拼命抵抗和挣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岩画向人们展示的是撒哈拉地区的一幅幅历史长卷。譬如在利比亚的乌德马西多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恩阿杰尔伊赫伦等地发现的大量壁画，都是反映狩猎时期的艺术作品。绘制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壁画上主要画的是大象、长颈鹿、羚羊等野生食草动物，甚至还有水牛在画面上出现。这些岩画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撒哈拉是一片水草丰美茂盛的大草原，自然条件湿润而多雨。在这样气候温暖，河流纵横的森林和草原地区里，不仅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动物，而且为人类提供了很好的生活条件。在塔凯德杜马廷发现了一幅绘制得十分精致的牧牛图，至今大约有5000多年历史。从图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养牛的规模很大，而且饲养技术已经非常进步，反映了放牧时期的特色。养牛业的发达，除了表明人类生产技术水平有提高之外，自然物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丁阿尼乌因发现的一幅壁画，上面绘着一个男子驾驭着双马牵引的车辆在飞驰，这种车辆即可用于打猎，装载货物，也可用于战争。此外壁画上还有几个只在腰上缠着一块布，手执长矛围攻一头叼着羊的狮子的猎人和一个穿着阔袍，戴着有花饰头巾的人物，显然是地位较高的贵族。在这些壁画上出现了穿着统一制服，带着武器、排列着整齐的队伍的军队。据分析，专家们认为这些壁画所表现的是部落进行掠夺和战争的时期，距今约3000多年。
再往后，壁画的题材出现了商业贸易和马队运输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也有一些反映干涸和沙漠化的内容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很少，但至少也向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即这时的撒哈拉已经成为即将被人类抛弃的荒漠地带。
但是壁画中没有出现一向被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据记载骆驼出现在非洲的时间在公元46年，显然在此之前，由于撒哈拉沙漠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人们不得不迁往他乡。于是撒哈拉岩画的创作也到此结束了。
这些遗留在塔西利·恩·阿耶山石壁上的数千幅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的史前岩画，半个世纪以前，还与世隔绝着。现在，它终于出现在世人的眼前。那么，谁是这些形象生动，绘制精巧的史前岩画的作者呢？
马里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一个班乌尔族人在看了那些只有头和身躯、没有腿的牛的岩画后指出，这些奇特的画可能和班乌尔人的传统信仰有关。班乌尔人认为牛来自水中，因此，在一年一度的洛托里节，班乌尔人把牛牵到池塘中，而牛到了水中，腿部自然就看不见了。这些解释是否就是答案？人们还难以下定论，有待考古学家们继续探讨。
点评
虽然岩画的作者无法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大漠中的“艺术长廊”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又一伟大发现。我们相信，通过这些岩画，可以更详细地了解撒哈拉地区的发展演变过程。
石像生最多的陵墓
石像生是指在皇陵神道两侧相对排列的石雕人物、禽兽等的统称。由于秦始皇曾以他生前大将翁仲之像立在他的陵前，所以，也有人把陵墓前的石人像称为“石翁仲”。
帝王陵前神道上排列石像生仪仗队的历史，由来已久。自秦汉以后又有了一些发展，可惜的是，唐代以前，帝王陵墓多遭毁坏，石雕几乎荡然无存。因此，陵前这支仪仗队的数目有多少，已无从查考。
在安徽省凤阳县西南8公里，距明中都城西南5公里，有一座明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在这座陵墓前，有32对石像生，加上华表，共有36对，恰恰比规定的十八对增加一倍，这是现存陵墓前石像生最多的一座。现在这些石像生是独角兽二、石狮二、石马及控马人二、石虎二、石羊二、石人二等，其中缺石马一对，只存31对。石像生立于洪武二年（1369年），应是元朝人所雕琢，所以带有元代风格。皇陵碑立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文为明太祖朱元璋亲撰。全文1105字，楷书。内容包括家史、朱元璋青年时为僧史、明开国史和其他等四个部分。据考证，皇陵碑文对《元史》《明实录》《明史》等史籍，具有证史、补史、校勘史的作用。
汉墓前的石像生，保存较好的是汉武帝茂陵陪葬的霍去病墓石刻。唐代则以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保存得较为完整，石像生共有18对（外国王宾像不在此数内）。宋代诸陵的石像也不过十余对。到明清时期才形成陵前置18对石像生的规格。北京明十三陵、清东陵和西陵的主神道两侧都是排列了石人石兽18对。但是，朱元璋父母的明皇陵是现存石像生最多的一座陵墓。
这些石像生象征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尽管很多石像生遭到破坏，但现有的石像生还是向我们描述了历史的演变和发展。
点评
通过陵墓前的石像生，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古代的丧葬形式，也更多地了解了当时的历史现状和社会制度，对考古学家来说，石像生的作用不能小看。
埃及出土世界最古老船只
一个考古小组在埃及红海岸边发掘出距今约有4000年历史的一些古埃及船遗物。据认为，迄今为止，这是考古学家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航海船遗物。除船板外，这些遗物中还有古代船只上运送货物用的箱子、锚、成卷的绳索以及其他航海用具。考古学家们猜测，此处很可能是一处古老的军事管理地区。
这些船只遗物是在位于埃及萨法加港附近一个名为瓦迪加瓦西斯的沙漠断崖上的6个人造洞穴中被发现的。考古小组的成员之一、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考古学家谢丽尔·沃德在接受美国《生活科学》采访时说，这些发掘物所属的年代非常了不起。类似独木舟等有些年头的船只在世界各地都曾找到过，但是这些是年代最久的海船。
考古学家们发现，在一些货物盒子上刻有古老的象形文字和图画，而这些雕刻显示出它们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古埃及赋有传奇色彩的神秘城市——邦特。沃德说，很明显，这个时代的埃及人经常出海，尽管这是一项大任务，但现实的地理条件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如果靠车辆运送物资穿越沙漠的话，那可需要几千人才能做到。所以，这些发掘出土的船只遗物显示出了古埃及人非凡的航海能力。沃德说：“考古界一直普遍认为，尽管古埃及人曾常常乘小舟顺着尼罗河旅行，但他们不具备长途航海的技术能力。然而，在瓦迪加瓦西斯发掘出的这些证据也许意味着，古埃及人实际上是一群杰出的航海家，就像在他们之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
沃德说：“这些洞穴更像是我们今天的飞机修理库。如果所有的飞机都离开修理库，会剩下什么呢？零件、工具和各种材料，这里也是一样的。”考古学家们发现，古埃及人会对船只部件进行循环利用。洞穴中的一些剩余木材显示，每当船只经过数月航行最终返回时，它们会被送往洞穴进行拆卸，工人们检查船只各个部位的破损和断裂情况。有些损坏太严重的部分就丢弃，而那些较为完好的部分则留作未来造船之用。
点评
这些古老船只的遗物给考古学家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通过它们，考古学家可以透过古埃及的历史，更好地了解璀璨的古埃及文明。
“千年陶都”铜官镇出土保存完好的民间古窑被称为世界釉下彩陶瓷发源地的长沙望城县铜官镇，发现一座罕见的保存完好的民间古窑，成为“千年陶都”铜官镇的又一历史见证。
这座长沙古窑长54米、宽3米多，依山而建，窑床为斜坡式，其火门、风道、烟道等均为砖砌，窑底部有多层烧结面，窑内还残存一些窑具。据湖南省收藏协会理事邱建荣介绍，该古窑据民间传名为“义霄窑”，推测已有200余年历史，是该镇陶业兴盛的宝贵见证，如此完整的古窑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位于铜官镇的长沙铜官窑辉煌一时，对世界陶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铜官窑早已废弃达千年之久，目前仅存遗址。
兴盛于1100多年前的长沙铜官窑，其实是一处唐代的民间瓷窑，遗址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望城县铜官镇和丁字镇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釉下彩瓷器，证明了这里是釉下彩装饰工艺的发源地。兼任长沙复古产品开发小组组长的邱建荣同时向外界透露，经过上百次研讨实验，已经研制出1000多年前生产长沙窑产品的技术。当地政府将积极配合长沙正在启动的铜官窑遗址保护开发工程，制定长期的保护规划方案，力图使铜官窑再现“十里陶城”的盛世风采。
为了全面地了解陶瓷的历史，作家钱汉东进行了广泛的探求，突破技艺层面，糅合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视角综合考察陶瓷的模式，完成了《寻访中华古窑》一书。与以往大多有关陶瓷的著作不同，除了有关古窑的专门知识外，《寻访中华古窑》还涉及来自正史、典籍、笔记杂录、古诗词、府志县志以及书法等多方面的知识。对我们了解陶瓷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点评
陶瓷是我国的国粹，我国的历史离不开陶瓷文化。了解陶瓷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祖国的文化。
成都惊现最大的唐代圆雕佛像头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汉时传入中国，并盛行起来。关于佛教题材的考古发现很多，成都市发现了一座最大的唐代圆雕佛像的佛头。
佛头最初发现于该县鹤山镇金家村老年大学支校在建的戏台前，那里曾是大梵寺遗址所在地。在大梵寺遗址考古挖掘现场，500多平方米的挖掘现场分布在一块水泥地的两侧。一侧挖掘现场已挖出了纵横交错的几条沟。据文管所人员介绍，这是大梵寺曾经建立的地基。另一侧，戏台前，一个5米长、3米宽、2米多深的大坑就是佛头出土的现场。
蒲江县文管所的有关人员说，佛头被当地村民挖出来的时候依然保存完好，青石材质的佛头高80厘米、宽50厘米、厚55厘米，重250公斤，头上细螺髻，额上有白毫相。虽然历经千年时光，但其面容依然方中带圆，弯眉细长，眼神垂视，似乎蕴藏着无限睿智与慈祥。挺直的鼻子，厚长的双耳，嘴角上扬，流露着一丝会心的微笑。
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勘探发掘一部主任刘雨茂说，蒲江曾多次发现过唐代摩崖造像，可发现如此大的圆雕佛像，在该县乃至成都市尚属首次。因为一直没有找全该佛像的佛身，刘主任初步估计该佛像身高应在4~5米左右。
因为遭到自唐朝开始的历次毁佛运动，发现的佛像多是身首异处，要不只是有佛身，要不只是有佛头。但尤其是这尊大佛头，其佛身到目前都还没有找全，能否还原佛像本身成为大家的企盼。
此地除了大佛头外，还出土了寺院当年建设时留下的建筑材料、雕刻有精美的香炉和造型各异的佛龛，以及一些身着精致服饰的飞天、力士造型的石雕。然而，因为佛像身首异处，至今没有寻找到，所以留下了一些悬念。刘主任说，目前虽然发现了部分大型石雕残体，但并不能判断其就是佛身，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工作后将这些残体组合，看能否合为完整佛身。他同时表示，佛身因为遭遇毁佛运动，也不排除会被深埋异处的可能。如果真的可以找全佛身，这尊大型唐代圆雕佛像将成为“冲刺”国宝级文物。
大梵寺从唐代到近代跨越上千年历史，汇聚了各朝代的佛教艺术，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尽管大佛的佛身还没有找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佛头是成都市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唐代圆雕佛头，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非常高。
点评
佛像头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佛教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全球主要教派之一佛教，其经义值得我们肯定。对于佛教，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海南陵水出土新石器时代的石刀和石璧
新石器时代是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新石器时代是史前人类文化演进的最后阶段，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年代大约从距今1万多年以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初步推算，海南岛新石器时代最早约在6000年前。石贡海南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南湾村的猴岛，属于海南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据专家介绍，4000多年前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社会，而海南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因此遗址须称为海南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对陵水新村石贡海南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队由省博物馆研究员郝思德带队，此次发掘共掘探方5个，总面积达200平方米，专家在探方中发现了七八处当时居民的灶的遗迹，三块摆成品字形的石头上有烟，旁边还有做饭用的陶釜残片。另外，发现有大量陶片堆积和面积达三四平方米的石块堆积，排列整齐，其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中，石刀和石璧为海南首次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