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天天喝草药，家旺心里慌的很，加上脚上的伤口迟迟不见好，孟叔建议适当给家旺补充营养。母亲问家旺想吃什么，家旺说想吃肉。其实那时候家里根本没有肉。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那时食品供应要凭票，农村人没有肉票，平时要吃点肉非常难，除过过年时自做的一点腊肉，要到送统购猪时，才能买到一点规定数量的鲜肉。
家旺的父亲下狠心把猪卖了。
猪还不够大，勉强够一个丙等，母亲舍不得，但父亲还是下决心卖了。
猪被绳子捆了，绑在两根长竹杆上，由父亲和哥哥抬着，去十几里外的食品站。每走一步，猪便叫唤一声，好像极不情愿似的。
下午，父亲手里提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两条猪腿，三斤猪肉，还有六十几元钱。那些钱除给家旺治伤外，最后还给将要出嫁的大姐早秀做了两身新衣服和一些嫁妆，包括：一对（两个）装谷的柜子，两只盛衣服的木箱，一个衣柜共四抬嫁妆及两床印花被、一对枕头。因为家旺要读书，便也给做了一身新衣和一双布鞋。
晚上，母亲专门用瘦肉给家旺汆了一碗汤，那扑鼻的香味让家旺口水横流，几下便连滓带水吃得精光，恨不得连那碗一起吞下去。尽管因为吃得太急，嘴上烫起了几个血泡，几天才好，但家旺对这碗肉汤的记忆却是那么美好。
由于长年粮食短缺，人们生活特别节俭，从不浪费一粒粮。家旺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各家各户长年以红薯、土豆、玉米、高粱等杂粮为主，就是煮饭也是掺了杂粮的饭，很少有净米饭吃。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家纷纷从山上挖来蹶根，晒干后磨成粉，做成糊糊，靠这种东西充饥。在粮食这方面，父亲对子女要求极严，凡掉到桌子上的米饭，必须拣起吃掉；谁要是打饭时不小心或是打烂碗将饭洒地上，不仅要拣起来吃了，还免不了一顿打骂。能单独有这么一碗肉汤吃，那是极其难得的。
三十多年后，当家旺回乡探亲，听说狗不吃肥肉，小孩子不吃鸡腿时，时代的飞速发展着实让家旺惊讶不已。当然，这是后话，容后再述。
那段时间里，家旺的功课落下不少，心里很是焦急，班主任李四娥老师来家访，知道情况后一边安慰家旺，一边抽时间来给家旺补课。李老师一般隔几天来一次，把考试的试卷带给家旺，把重点和难点指给家旺。家旺凭着老师的鼓励和自学完成了所有要学的功课。
伤愈返校后，家旺饱含激情地把四十多天来的体验和情感写在一篇作文里，题目是《该怎样报答您，我的亲人》。没想到这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宣读，还被贴到学校的黑板报上展览，这给了家旺很大的鼓舞，并自此爱上了作文，文章越写越好，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家旺那时候不仅作文好，数学也好。他的心算能力强，记性好，但自尊心也很强，爱较真，很有其父之风。在此只举一例，便可知一斑。
在六、七十年代，有一大批城市的知识青年为了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纷纷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家旺所在的双龙大队就有好几个知青插队，其中一位就住在他们队里。
那是一位男知青，大上海来的，大约二十几岁，个子高高瘦瘦的，鼻梁上架着一幅黑边眼镜，脸上时常带着笑，很随和的样子。他有知识，有气质，来自大城市，家旺很羡慕他，常在没事时找他去玩，请他讲故事什么的。有一次他突然兴起，将戴在手上的一块银光闪闪的上海牌手表摘下来扔在桌子上，然后说我出道数学题给你们做，谁做对了这块表就奖给谁。那时候上海表是稀罕货，只有少数城里人才戴得起，农村人连想都不敢想，家旺他们都是从知青那里才知道了手表是啥东西。现在那块手表就放在桌子上，只要答对一个题目就能得到，这让家旺等几个小朋友个个张大了嘴巴，根本不敢相信。但知青却再次申明，只要谁答对了他出的这道题，手表就归谁。除了坚定的眼神，他还将手表拿起又放下，像是要用那清脆的响声证明，他说话是算数的。他说着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来，将题目写在了上面。家旺等人纷纷将信将疑地凑过来观看，见题目是这样的：有49个烟头，每7个烟头卷一支烟，问最终能卷多少支烟？
家旺心想这题太简单了，心里一喜，便毫不犹豫地写出了答案。其他几个小孩的答案也出来了，同家旺的一样，都是7支，但结果都是错。那几人唉声叹气地走了，只有家旺不服气，他一定要知青讲出原因来。但他就是不讲，说你回去好好想，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找我要手表。家旺苦思冥想了很久，直到知青离开时也没有想出来。
知青回城的那一天，家旺缠着他要答案；知青随手摘根树棍在灰土地上写了一个分式：8又7分之1。
家旺还是不明白，追问为什么？
知青提醒说开始是卷7支烟没错，但7支烟吸完后又会有7个烟头，又可以卷一支烟；这支烟吸完了还会剩一个烟头，还可卷7分之1支烟，这样加起来不就是8又7分之1了吗？
家旺顿悟，拍了一下脑袋说：“真笨！”但转念一想又不对，按知青的说法，不是等于说母鸡下了个蛋，这个蛋又可以孵出一只鸡，这样蛋不就等于鸡了吗？
家旺尽管心里不服，但还是觉得有道理，这才不再与那知青纠缠。也是从那时起，李家旺学会了动态思考，看问题的角度和眼光就大为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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