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时，家旺被保送参加中专考试，却名落孙山，被青禾镇中录取。青禾镇中在离家十几里的青禾镇上，用的是原县二中的校舍，二中便搬迁到了县城，与五中合并。家旺家贫，连床像样一点的被子都拿不出来，不能寄宿学校，只能步行去上学。光走路就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校，可父亲竟还要他每天带一担河煤回来，以备冬用。
原来，青禾镇中附近有家大型化肥厂，每天要吃掉数千吨煤，燃烧不充分的煤渣和漏掉的煤粉经水一冲，便在排污口的下方河滩上沉积出一片含煤的泥层，附近十里八乡的农民便以此为燃料。这种煤泥含煤量很低，做成煤球后既不耐烧，又容易碎，往往要与好煤混合一起才能用，但这种煤泥成本很少，又有一定的热量，贫穷的乡亲用不起好煤，只能将就着用它。
家旺家里大部分时间用柴禾——都是自己上山砍的，有时也用这种煤泥，但以前是用拖拉机去装，需要运费，现在要家旺去挑，连运费都省了，模立的算盘实在精明，只是苦了家旺。但为了有书读，家旺心里虽不情愿，也只好按父亲的要求去做。
早晨上学时，他带着一条扁担和两个簸箕去学校，书包里则装着几个地瓜或者土豆、玉米之类的食物，那是家旺的午餐；下午放学后，他便来到离校几里远的河滩挖煤泥，之后挑回来。
家旺拿着一担簸箕，心里委屈极了，他不想让同学们看到，每天清早就出发，第一个赶到学校，将簸箕和扁担放好，再去教室。
第一天，他将那挑煤担子放在教室后面的围墙边，心里放不下，时不时地看一眼，但还是被人弄得东一个西一个的，觉得不妥，便想将工具藏在食堂下面的生活区。他拿着工具藏来藏去，被教历史的曾老师看到了，问他想做什么；家旺脸膛红红的，支吾了半天才说清楚。曾老师被他的情态逗笑了，说这有什么呀，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也担过煤；你就将工具放在我门口吧，保证丢不了。家旺犹豫着在那里，还是不好意思似的，曾老师却动手夺了他的扁担和簸箕，放在了靠近门边的楼梯口。然后抬起头双目炯炯地看着他，说去吧，去上课吧，以后放这里就行了。家旺看着老师，点了点头，一转身走了。从那时起，家旺不自觉地关注起曾老师来，他的身材、长相，他的为人处事甚至讲课时的动作和生活习惯，家旺都有留心。所以，曾老师虽然教的是副科，但在所有任课老师中，家旺对曾老师的印象最深。他在心里对曾老师充满了感激与尊敬，只是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人十年后会与他成为一家人。
放学的时候，家旺总是找理由拖在后面，让同学们先走，之后再挑了担子去河边担煤。尽管他做得很仔细，但还是被大家发现了，有些同学便悄悄跟着他，慢慢的，家旺也就习惯了，不再躲着人。
开始几天，沉重的煤泥压在瘦弱的肩膀上，生痛生痛的，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家旺心里满是委屈，对父亲充满不解乃至怨恨，回到家后扁担一扔，什么话也不讲，有时连晚饭也不吃。李模立看在眼里，不仅不难过，反而很高兴的样子，还笑嘻嘻地夸儿子能干。
十几天后，家旺的脚上打起了血泡，母亲看了不忍，同父亲吵起来。母亲说，这么远的路能不能不挑了，你看家旺脚底都起泡了。父亲说，不就是带点煤回来，我又没有规定他要担多少，想想我那时候十来岁就当挑夫了，一担去一担回的，不也过来了吗？母亲说那是旧社会，怎能跟现在比呢？父亲说现在怎么啦，不一样要干了活才有饭吃，他长到这么大还没有帮家里干多少活呢，光读书了，还要怎的？
“就你那么狠心，你看看还有哪个读书娃像家旺这样去挑炭的！”母亲生气地说。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各人有各人的情况，他不挑你叫谁去挑，我去吗？我身体不行了，挑不动了。不想挑煤就别读书，这是事先说好了的。”父亲端坐在椅子上，拿眼瞅着家旺，态度坚决。
母亲站起身来，动了动嘴，似乎还想说什么，被家旺制止：“妈，别说了，没事的，我能挑。”
“就是嘛，这点活有什么，累不死人。”父亲嘟哝了一句，便站起身来走进了里屋。
母亲无奈，只得作罢。
就这样挑了一学期，家里的煤堆成了一座小山。家旺的脚不痛了，肩膀也有力了，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快步如飞，挑着那点煤就跟没挑一样，心里头对父亲的怨恨早没了踪影，反被轻松快乐取代。
一天，家旺与几个同学走在前面，同学刘水平吃饭晚了，便爬了一个去化肥厂拉氨水的中型拖拉机，走了一段路，看见家旺几人在路边走，便想下来一起走。但十六岁的他只有一米五几，人不够车厢高，上去时容易，往上一跳就行，下来就难了，脚踩不到地，又不敢一次性放手，加上车子正在加速冲前面那一段上坡路，开得很快，水平脚放了几次，都被弹了起来，像荡秋千一样，最后没力气了，手一松，人便像根木头一样往前打了两个滚，又转了九十度，倒卧在路边不动了。
同学们吓呆了，愣了一会便都迅速跑了过去，看着满身是血，毫无知觉的他不知所措。这里离镇区还有好几里路，怎么办？突然，家旺想起自己的姨妈就在附近的村子里，便将担子一丢，飞也似的跑了过去，叫来了几个人。这时，水平醒来了，发出痛苦的呻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有的说要叫救护车，有的说送医院，有的说回家里叫人，但身上没有钱，谁也做不了主。最后听了旁人的建议，将水平临时送到就近的大队诊所。因为家旺的姨父在场，医生便给水平做了认真的检查，仔细清洗了伤口，发现除了鼻子和嘴巴摔烂之外，满口的牙齿也没剩几个了，需要送医院治疗。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小时，已经迟到了，几人商量后决定，由家旺留下来看护水平，坤朋回去通知水平家人，另一个同学则去学校帮几人请假。同学们走后，家旺才想起自己丢在路边的担子，连忙跑过去找，扁担不翼而飞，只剩了两只簸箕。家旺懊恼地提着两只簸箕走向诊所；走了十几步，感觉簸箕碍事，便将其藏在路边的南瓜藤下；刚走几步，仍觉不妥，又回头将簸箕提起，带回了诊所。
水平躺在诊所的竹椅子上，又痛又怕，浑身抖个不停，像筛糠一样。家旺站在椅边，紧紧握住水平的手臂，不知怎样安慰他，只是无声地握着。
水平的家人赶到了，将水平送到了乡卫生院。水平脸上缝了几十针，上下两排牙齿几乎全部摔掉了，后来装了满口假牙。那些时常爬车的同学受到了学校的严厉批评，只有家旺成了漏网之鱼。其实，家旺虽然每天挑煤，但有时在去的路上也爬车，汽车、拖拉机都爬过，而且要先把工具扔上车，人再往上爬；下来时先把工具扔路边，人再往下跳，就像是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飞虎队”，其过程惊心动魄，想想都后怕。
从此，同学们再也不敢爬车了，老老实实地走路上学。那天家旺提着一担簸箕回家，以为会挨一顿打骂，但父亲知道了事情原委后却对他说算了，别挑煤了，好好读书吧。
家旺明白了，父亲内心里还是希望自己多读点书的，只是父亲没有文化，不知怎样帮助自己而已。对于他动辄打骂家人的行为，家旺已经习惯了，但他内心里并不认同，甚至非常反感——这是父亲留给他的最不好的印象。
高二那年，家旺结束了跑通，寄宿学校。二人睡一张床，家旺带席子，同学王放带棉被。家旺每周回家一次，挑来大米和炒好的干菜，干菜吃完了，才去食堂买那些几分钱一份的菜。家旺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白辣椒炒萝卜条，有时里边还放些油渣，实在是美味极了。班上有些同学来自城镇，是吃国家粮的干部和职工子弟，他们衣着光鲜，来去坐车，从家里带来的是花生米、猪肉罐头，还有各式糕点、糖果，令家旺羡慕不已。
“如果我也能吃上国家粮，那该多好。”家旺心想。从那时起，跳出农门的理想便像一颗种子，开始在家旺心中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