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要问,做为国家教师,曾老师怎会有那么多小孩,不是违反计生政策吗?要搞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这里做一些背景方面的交待。
曾右星老师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回到娄新,被安排在区里的一所中学任教,与在乡下一小学当教师的周芳兰成亲,生下一子一女,却都是聋哑人。因学校离家远,又没有亲人帮忙,只得请了一个保姆来带小孩。带了一两年,保姆嫌工资低不干了,周芳兰边工作边带小孩,日子过得很难。
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生活清苦。教师除了要教学,还经常开会、学文件、写标语、搞政治运动、办文化夜校,工作很辛苦,工资待遇也很差,芬兰每月十几元工资,还不够两个小孩的保育费和生活费,自己每月都是负数,还要靠丈夫拿钱来“赎身”。因粮食不够吃,孩子经常饿得发慌,在地上打滚。
有一次晚上学区要开会,芳兰刚安顿一下家务,急慌慌要出门时,一对哑巴子女见母亲要外出,哭着追来,过一条水沟时跨不过去,双双掉下沟里,全身透湿,芳兰只得回身给他俩换衣服。天已经黑了,同伴们走了,芳兰因担心迟到挨批评,便一个人抄小路往学区赶。因为走得急,忘记带手电,黑灯瞎火的,辨不清方向。正焦急时,看到前面一点亮光,于是朝亮光走去。亮光看上去很近,走起来却很远。田梗路又窄又滑,借着微弱的星光,只能看到道路的一点轮廓。走着,走着,突然脚下一滑,身体倾斜,向左侧陡坡滑去。芳兰的双手本能地向两边乱抓,幸而左手抓到了一根树枝,右手抠到了一块突起的石头,身体才止住下滑。但芳兰明显感到脚下已经悬空,泥土、碎石纷纷下落,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芳兰爬在那里好一阵,惊魂甫定时,转头向下一看,才发觉下面是黑古隆冬、深不见底的悬崖。芳兰的心脏呯呯跳着,但头脑还算清醒,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害怕。她稳住心情,屏住呼吸,身体紧贴崖壁,用着地的膝盖和抓住物体的双手同时用力,一点一点向上挪动,终于脱离险境站在了田梗之上。芳兰不敢停留,但双腿打颤、发软,根本不能迈步,只得四肢匍匐,向前爬行……等到赶到学区,她的心还在呯呯地跳着,她此刻害怕的,除了掉悬崖,还有挨批评。她设想着各种批评的方式:挨训斥、写检讨、扣工资……可当她推开会议室的门,看到的却是这样的场景:到会的人无所事事,抽烟、聊天、打瞌睡。半小时过去,领导才过来,先是开会,学文件,之后布置任务,芳兰的任务是写标语口号二十张。芳兰迅速裁纸、研墨,写好二十张交给领导,绕大路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两个孩子和衣睡在地板上,头发乱蓬蓬的,满脸鼻涕、眼屎,像两只野猫。看着可怜兮兮的孩子,芳兰眼泪扑漱漱掉下来,从那天起,她决意辞职回家带小孩、种田,不再干那入不敷出的连命都难保的工作。
周芳兰就是在那时辞职回了家,成了农村妇女,其家庭也就成了“半边户”。按国家政策,“半边户”的子女随母亲,周芳兰的户口迁回了农村,子女的户口也跟着回了农村。那时候城乡差别不大,甚至于当干部还不如当农民,好多干部都是那个时候回乡的。
在那个时代,农村人生育不受任何限制,且生育力特强,一般的夫妇都有数个子女,最多的有十几个。
双龙村有一个叫李传贵的,1912年生人,1929年结婚,娶妻王氏,在二十几年时间里夫妻连生十六胎,所生十子六女全部存活,并长大成人,大家都以为神。而另有一对夫妻则先后生了十二胎,却没有一个子女成活,最后只得过继了一个侄子为后。那时候乡下卫生和经济条件差,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接生,主要问题是对脐带处理不好,留下了隐患。有的人随手用剪刀一剪,或者用菜刀割断脐带,没有采取任何消毒措施,结果导致破伤风和败血症。而王氏则掌握了消毒技术,能科学地处理脐带,故成功率很高。可李传贵吹牛时则说,生娃太容易了,只要把短裤一抹,往床头一丢,就有了,跟掰玉米差不多。
因小孩太多,房间又小,到处都是人,坐的,躺的,爬的,一脚下去,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每次有人来家,传贵和王氏就会叫喊:“当心脚下,别踩了娃们!”
传贵的子孙汇聚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立的村落,到83年包产到户时已有二百多人,可见生命力之强。但传贵本人却在68岁时病故了,倒是其妻王氏得以寿终,活到93岁,死时五代同堂,送葬者数百人。
家旺的爷爷叫传喜,与传贵是堂兄弟,但传喜这一支发得较慢,因而后人的辈分普遍较高。家旺的母亲也生过十胎,但成活的只有七个子女。家旺排行第五。
在那时候的农村,多子多福的思想盛行,谁的子孙发达,谁就是旺族,叫做人多力量大,有人就有世界。周芳兰回农村,别的好处没有,就是多生了后面几胎,有了五个子女,而且后三个都是健康聪明的。这给了她很大的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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