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的斗争远没有其他政治斗争激烈，它一直表现得很安静，所以一直不为人所关注，虽然在表面上它已偶露峥嵘。在本书主题选择的全部历史时期内，英国并没有建立起对海洋的支配地位，这无疑是决定最终各种军事问题的主要因素。然而，截至目前，特别是《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这一影响力就被预见到了。在此后的12年里，由于法国政权的更替，法国同英国一起对付西班牙。当1762年夫勒里以路易十五教师的身份代波旁公出任首相时，这一对外政策虽然有所改变，但法国的海上力量依旧没有受到重视，给予英国唯一的打击的，是1736年波旁王太子登上了两西西里的王位。众所周知，波旁王朝正是英格兰天生的死对头。
在1739年英国同西班牙交战时，英国的海上舰队数量已经超过了西班牙跟法国的联合舰队。在其后长达20余年的战争中，这种数量上的差距也在一点点扩大。在战争期间，英国人仅凭直觉就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地和强大的舰队，在此基础上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的财富跟它的海上霸权在这一时期内是最引人注目的。在马博罗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英国就开始了广泛的对外援助。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中，这一制度对英国的盟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敢想象，一旦离开了英国的援助，这些盟国是否能够依旧保持战斗力。作为这样的一个政府：一方面能够无私地用金钱帮助软弱不堪的同盟国，一方面又把它的敌人赶向更远处，远离自己的殖民地，所以说英国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土地资源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其崛起完全是依赖于大洋。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所奉行的政策在皮特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特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尽管在那一时期，他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皮特对他的政敌缔结的1763年合约强烈谴责，他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法国将是我们唯一的夙敌。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唯一致命的打击就是摧毁它的海上贸易，可是我们却给了它重新崛起的机会。”话虽如此，英国在战争中的收益依然非常丰厚，它在印度取得了统治地位，在北美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域。这些都表明，英国政府在推行这一系列政策时，继承了它的传统势力，并坚持不懈地加以遵循。
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英国才被卷入了战争。抛开政治和宪法不说，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一场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北美殖民地远离英格兰，并日渐发展成了规模空前的群体。只要这些殖民地依旧属于英国，就应忠于自己的祖国，它就会成为英国在世界另一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但结果恰恰相反，这些殖民地人口数量过于庞大，与英国本土又相距太远，如果有某个强大的国家愿意帮助这片殖民地的话，英国将无计可施。但这只是“如果”存在可能，因为法国和西班牙都遭受过英国的凌辱，它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寻机报复。众所周知，法国正在悄然而又迅速地扩建海军。如果美洲的殖民地只是13个岛屿的话，以英国的海上力量会游刃有余地解决掉这个问题。然而美洲各地相互之间的猜忌只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一旦共同的敌人出现，它们将完全消除这种猜忌。英国人大费周折地想要加入这场冲突，以它的武力控制这片如此辽阔、拥有无数反对者的土地，并且这片土地距离自己的本土又如此遥远，这就注定要重蹈当年法国与西班牙在七年战争中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中美洲人民不是支持英格兰，而是反对它。7年的战争是英国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不能承受新的负担了，而且完全有必要安抚美洲居民来赢得支持。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智，其结果是大部分的海上力量葬身鱼腹。当然，这种错误决策并不是有意的，而是积累多年的狂傲自大造成的，并不是自身条件的不足。
由于一个国家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始终坚定地执行一条总方针在英国并不难做到。从某种角度来看，目的的单一性只是强加的。死死地控制住海上霸权，坚决发挥海权的作用，自大地把海军力量永远保持在备战状态等，都是由其政治的制度特点决定的，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对于这样一个阶层来说，无论它有什么样的缺点，总是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迅速地接受挑战，并执行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治传统。当然，它也会为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而感到自豪，但相对而言，对于维持这个国家富强的民众疾苦却不是那么敏感。为了准备或者赢得战争，它不惜加重民众在经济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对这个富裕的团队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从事商业贸易，所以也不会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因此他们没有那些资产阶级的资本胆怯性。
然而，在英国，贵族阶层对触及贸易好坏的事物并不是完全麻木不仁。英国的议会两院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自身的扩张和英国的海上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就将英国议会这种高效率的管理归功于议会长期调查研究的结果。这样的一个阶层自然而然地保持着一种崇尚武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军事管理中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这个阶层随时充斥着阶级情绪和民族偏见，这使他们在从事海军职业的时候，跟在别的地方一样让人避之不及，但这种思想却能够让出身低微的人一跃成为享有最高荣誉地位的人，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从底层涌现出来的著名军事统帅。在这一方面，英国显然要比法国超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海军编制中专门设有一名军官，他的职责就是审核企图进入海军学校学习的人是不是来自高贵的贵族家庭。
自从1815年以来，特别是现在，英国政府的权力已经慢慢地转移到了广大民众的手中，这一变故会不会使海上霸权有所损伤，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英国海上力量的根基依旧存在于庞大的贸易船队、机械队伍和广泛的殖民体系中。一个政府是否具备一定的远见卓识，是否具备国家地位和荣誉感的敏感度，是否在和平时期愿意投入足够的资金维持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这些都是军事准备必须考虑的，也是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国家的普通民众则一般不情愿花大把的金钱在军事开支上，从这方面而言，英国已经有落后的趋势了。
荷兰共和国从海上获取了它的繁荣和灿烂的生命，并在某种程度上一度超过了英国。但荷兰政府的一贯政策确实不利于海上霸权的维持。荷兰是由7个省份组成的国家，它的政治名称又叫联合省，这些权力的分配跟美国《各州权限》法案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每一个临海的省份都有自己的舰队和司令部，于是各省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猜忌。这种逐渐扩大的趋势被荷兰巨大的优势取代了，单单是荷兰省就提供了80%以上的舰队和近60%的税收。在其他国家政策方面，政府也相应提供了一定的力量。尽管荷兰人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做出牺牲，但民众的商业贸易精神却逐渐侵蚀到了政府机构内部，使得这个政府厌恶战争，不愿意为战备提供过多的经费。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等到兵临城下时，这个政府的行政长官才很不情愿地提供御敌经费。但是在共和国的那段时间里，政府对海军的开支还是非常大方且不计成本的。在1672年约翰·德·维特去世及167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之前，荷兰海军就装备和数量而言，是丝毫不逊于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的。这一时期荷兰强大的军事实力也确实使这个国家免遭两场灭顶之灾。随着德·维特的去世，共和国时期也相应结束，接下来是威廉·奥兰治领导下的君主制政府。这个政府只存在了18年，而且君王将毕生的心血都用在对抗路易十四和法国强权的扩张上了。这种对抗的手段不再是海上力量的竞赛而是着力发展陆上力量，接着英国便退出了战争，更加助长了这种发展趋势。
早在1676年，德鲁特海军上将就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根本无法单独跟法兰西抗衡。由于荷兰政府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关注陆上局势，荷兰的海上力量便很快衰落了。1688年，当威廉·奥兰治需要一支舰队护送他去英国时，遭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们的强烈反对，由于海上实力已经滑落到低谷，一些能干睿智的指挥官也被罢免了。而在那时候，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仍然保留联合省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并继续推行着他的一系列欧洲政策。威廉三世在英国找到了他需要的海上力量，并把荷兰可以利用的资源用于陆上战争。当荷兰王室的成员同意联合舰队之间协商作战时，已经意味着荷兰海军的统帅们屈居于英国统帅们之下了，随着这种媾合，荷兰在海上的优势就完全被抹杀了。1702年，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依然沿用着他的这种政策，将军事目的牢牢集中在陆地上，时间长达40年。直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之时，由于荷兰在海上力量的局限性，它没有取得海洋资源、殖民扩张和贸易利益等任何成果。
在这一系列战争中，关于最后一场战役，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说：“荷兰人的经济状况和他们的贸易原则极大地损害了它的名望和贸易。他们在地中海的军舰总是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他们的护航舰队不但缺乏战斗力，而且装备也非常落后，以至于我们和他们的损失比例为15。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只有我们是更为可靠的运输船队。通过这场战争，我们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这次战争之后，荷兰就不再是海上强国了，并且迅速丧失了凭借海上力量建立起来的领导地位。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在这个狭小国家没有英明政策的前提下，面对着路易十四的虎视眈眈，无论它再怎么意志坚定都无法挽回败局。还好，法兰西相对来说是友善了，这也确保了荷兰边界地带的安全，这本来是可以让其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与英国海军一较高下的。如果法国真的和荷兰结盟的话，以这两大国的军事实力完全有可能遏制英国在海上霸权的扩张。英国同荷兰之间要保持和平的话，就必须有一方愿意屈服才行，因为两者的军事目标是一致的。在法国和荷兰之间，则完全相反。荷兰开始衰落的原因不是它的领土范围和人口，而是其政府执行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当然，至于哪个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则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法国的地理位置具备了拥有海上霸权的优越条件。至于法国的对外政策，它的两位伟大的统治者——亨利四世与黎塞留已经给我们以明确的指导。法国在陆上把领土向东扩张，主要进攻奥地利和西班牙；在海上，法国主要同英国对抗。为了实现法国在陆上和海上的军事战略，它急需拉拢荷兰成为它的盟友。在此基础之上，法国应该鼓励商业和渔业，以此作为建立海上霸权的根基，并建立一支用于商业活动的海军。在黎塞留的遗嘱中指出，依据法国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法国完全有实现海上霸权的机会。因此法国的作家都将黎塞留看作海军创始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给法国装备了战舰，也因为他确立了健全的海军机制，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很多观点。在黎塞留死后，马萨林继承了他的遗愿跟大体方针。但是马萨林没有黎塞留那种尚武精神和高尚品质，以至于在他的统治期间，这支刚刚组建的海军就土崩瓦解了。
1661年，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执政时，法国只有30艘战舰，其中只有3艘上面装备了60门火炮。此后的工程进度让人瞠目结舌，这种工程也只有健全高效的专制政府能够完成。负责处理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殖民地的工作完全由一个人掌管，他就是财政大臣柯尔伯特，曾经在黎塞留手下任职，所以完全继承了黎塞留的思想和政策，他以一种法国人所独具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每一件事都在严格的组织下进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要把制造者和商人组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得到富有活力和健全明确的方针指导，以便通过命令和一致的努力，来为法国的工业赢得一场前所未有的辉煌。并将所有的工人培养成极其富有才干的杰出人才，采用最佳的工艺流程，创造出最好的产品……要把海员和远在天边的商业组织纳入制造业和商品贸易的庞大团体，作为对法国商业力量的一种支撑，并创造出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的力量和规模是现在无法预料的。”这就是柯尔伯特的目标，它涉及海权三个环节中的两个环节，即航运和产品；第三个环节指的就是航线另一端的殖民地，这同样也是按照政府的指令有组织地去做的，因为法国政府已经开始从拥有它们的国家手中赎回加拿大、纽芬兰、新斯科舍半岛，以及法属西印度群岛。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独断专行的权力，在法国人的手中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利剑，这也促使法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海洋强国。
如果要详细探讨柯尔伯特的政策的话，这显然已经脱离了我们本书的主旨，我们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政府在国家海上力量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能够知道柯尔伯特这个伟人并没有只注意到影响海权的表面因素，而是极具有远见地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法国的农产品不断增加，工业产品也成倍增长；国内的贸易渠道和规章制度也日渐变得方便；航运业和关税也牢牢掌控在法国人手中，从而促进了法国海运业的不断发展，利用海洋运输业进行殖民地之间的产品交换，通过对殖民地的有效管理和开发，一个远在天边并受国内控制的贸易市场便发展起来；与外国签订条约有助于发展本国的贸易；对敌对国家的商船征收关税，有助于阻止竞争对手的海上贸易。上述种种措施包含着无数的细节，都被运用来为法国建立：一、产品；二、航运；三、殖民地和市场。概括起来，就是为了扩大海上霸权。比起在另一个相对复杂的政治机构里，这些工作的统筹规划都由一个人来完成，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展开，就显得比较容易和简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