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海上强国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让对手的“私人财产”免受侵犯。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弱势的海上交战国的梦想，它们都认为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在这合理的表层下并没有什么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只是没有认清事情的本质而已。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基于这样的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威胁时，就不会出现侵犯私人财产的事。出于这个原因，没有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海战中会受到保护。另一方面，陆地上的规则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私人财产给敌国造成威胁时，它就不会受到保护了。如今，海洋上的私人财产增加了它所属的国家的财富。一旦这个国家发生战争，这些财富就增加了它的财力，也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因为海洋商业是海上国家的力量源泉，对商业的打击就犹如对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国家的营养，切断了国家的力量之根、战争之筋腱。所以在战争时，人们希望商业能免遭战火的荼毒，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确是最致命的打击。
假如只是小打小闹、止步不前，破坏商业的方针可能会受到指责，但是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掌握住海洋，是值得肯定的取胜之法。从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如果两个交战国达成协议保证商业贸易不受侵犯，那陆军也可以在交通线上达成一致。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海军力量是决定国家政策能否顺利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但我们有组建强大海军的潜力。
如果我国想要建立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就要用新型的舰船去取代已不能胜任现在各种任务的原来的舰船。我们决不能让我国的海军舰队是个无用的花架子，更不能是毫无攻防力量的稻草人。不过，我国海军重建的事已经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程度比新闻贩子和记者的好奇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有一部分是忧虑和敌意，另一部分则是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说明了一件事，我国海军的组建是符合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的，而这种发展变化与海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国家的有些人却没有这种意识，他们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仅仅在我国的疆土上，不愿承认现今的局势要求我们在全世界发挥影响，他们带着厌恶的情绪和怀疑的态度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另外一些人则与他们相反，他们随时注意时代的变化和特征，关注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海外活动，觉得我们有必要介入那些争论中去，具体指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有关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可能会一直宣讲下去，但今天有些宗教主张却处于尴尬的局面。它们来源于人们的传统生活，反映了以前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是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它会变得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人们就不可能还信守它。如今的美国和19世纪初的美国在形势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接受被奉为信条的先例，我们需要制定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19世纪时，美国只是北美地区几个陆上强国之一，它和其他的国家有着利益的纠纷，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后者是导致摩擦的主要因素。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消除摩擦的根源，想吞并所有存在争议的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运用各种计谋甚至进行威胁。例如，我们从一个无权出卖路易斯安那的政府那儿购买了它，并无视另一个大国的抗议；我们通过曲解谈判的方法获得了西佛罗里达。仅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国当时的政府是相当英明的，另外，当时上述地区的人口稀少也是它们被我国迅速兼并的原因之一。
尽管当时的政治家们意识到了在大陆扩张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有关长远利益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忙着处理有关眼前利益的事情，没有过多的精力考虑将来的问题，但是这对于治理国家却是一个大忌。不过，美国当时的政府还是发现，一旦有了外部利益，就绝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不采取措施保护它们。所以，尽管我国当时对大陆以外的世界没有野心，但我们的商业活动导致我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时候，我国政府想和英国达成协议，和平解决我们的矛盾，而不是利用武力解决。但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1812年爆发了英美战争，我们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
构成当今美国及整个世界所处政治局势的因素和19世纪初大不相同，就是我们如今的实力也不能决定一切，只能改变问题的程度而不能改变性质。我们今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和世界上的主要强国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而以前我们在政治上是处于孤立状态。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国家对欧洲的格外关注导致了我们的孤立，而孤立政策也符合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需要时间发展壮大自己。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就是商业贸易。今天有些人反对我国在境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就如当时反对我们进行商业贸易时一样。总之，就是让我们待在自己的国内，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在今天，没有多少人会赞同将美国割离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但是，在1807年，美国人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为此而战，或者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用以迎接或避免战争。在如今的局势下，我们决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武装自己的结果就是被别人吃掉。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洋成为主要的交通渠道，各国间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正如前文所说，接近是产生政治摩擦的根源，但接近也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变得更小了。不过，虽然距离缩短了，但海上距离仍然存在，政治影响要依靠海军才能跨越它。所以，海军对于我们来说必不可少，当突发状况发生时，我们可以凭借它来解决。
要想知道杰斐逊对海军的认识，就要分析一下当时转瞬即逝的事实情况。1812年的战争，我国的海岸线遭到攻击，几乎导致对外交通线的全部瘫痪，这时我们意识到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尽管当时的海军在战斗中有突出的表现，但光荣只属于他们自己；政治家们应该感到羞耻，是他们让国家遭受了海岸被攻击、商业遭炮轰的局面。因为当时美国的海军只是一支小小的力量，只能进行零散的行动，不存在单个行动与整体行动的相互配合、紧密联系。
在1812年的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国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它不仅使我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对我国海军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很多人对门罗主义的认识不全面或者有所曲解，但门罗主义的作用不是让我们承担无法摆脱的义务，而是通过一些先例，找到一种全体人民都认可的普遍立场。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些由门罗主义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全归到门罗主义里面去；也许这些结论更符合当今的局势，但它们和门罗主义是两码事，尽管它们有着共同之处，门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美国疆界之外的地区中有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而门罗主义设想的实现要依靠海军，因为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引出来的，但它却是历史不断前进、发展变化的产物。在1778年，我们反对法国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思想中就有它的萌芽。但是，这种意识并没有在1783年的佛罗里达身上得到延续，它依旧被英国转让给了西班牙。从那时到1815年的这段时间里，有关土地转让的事，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不过，这种情况在今天绝对不会发生，因为这关系到原则问题。
国家的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门罗主义，我国政治影响的范围如何确定，这些显然不是一位海军军官需要操心的事。他只要认识到门罗主义的提出对国家有着重要意义而不仅仅是美国人民对南非的同情就足够了。假如门罗主义只具有后者的意义，它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就像所有基于同情发表的声明一样。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充满活力，是因为它体现了一项有关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一开始针对的是欧洲可能干涉美洲的问题，后来又有了多次类似的运用，这些运用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如今已成为太平洋上的强大国家，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凭借运河进行两大海岸间的商业活动。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门罗主义有所调整，调整后它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是：承认不处于我国控制下的海外地区不仅与我国公民利益有关，也与整个国家的利益有关。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将这些地区收入囊中。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改正某些人认为我国海军只需具备防御力量的错误观点。因为我们在海外有着需要海军去维护的利益，因此，我国的海军除保护我国的海岸之外，还要做其他的事。另外，一个公认的原则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不管这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
对于国家的安全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目标和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假如一个国家同时具备了这两点，它就可以应付各种情况。不过，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存在争论，也不是说对外界的局势有着准确的认识。最危险的情况是，平时大家都沉默寡言，心血来潮时就贸然行动，而且没有合理的组织；自由国家最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而它们往往缺乏必要的准备。不过，即使自由国家的政府更迭比较频繁，它们的民众在行动上缺乏一致性，但民众有一种本能，能够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在行动前做好准备。虽然美国的公民没有认识到美国在海外的政治利益，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海军的重建有着联系，但这并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美国海外的利益依然存在，美国海军的发展仍会继续，后者将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破坏目前的和平局面。
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海军最近的发展既不表明我国有了明确的目标，也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这只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做法。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紧急的局面、突发的情况会猛然降临，国家也会因此卷入无法预料的形势中。虽然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紧急的局面，但无法否认的是动用武力的情况仍会发生。另外，国家间力量的强弱也会影响国际争端的处理情况，就像“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决定。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与世隔绝，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均是如此。欧洲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程度的摩擦。蒸汽动力的使用，使海洋交通更为便捷，进而增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接触，海军的重要性也更加明显。这不仅在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有所体现，更体现在了各国政府对海军的重视上。目前，欧洲国家的活动场所是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它们的斗争很快就会波及到我们。随着我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张，这片海域将会成为政治、商业和军事竞争的焦点，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会卷入其中。另外，虽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如今的意义不大，但随着地峡的修建使用，它们会成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价值自然会水涨船高，也会成为各个国家的必争之地。日本的崛起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和警戒，因为它有着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又是个野心勃勃的海上强国。
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和我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去面对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导致随时会出现战争，而其他国家的战争，很可能会波及我国，如何保持中立免受危机是政治家们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都扬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和平确实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放弃在远方的政治影响和殖民权利，相反，还在努力扩张空间和增加影响。其中一个国家进行的是政府领导的政治性活动，它想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进而处于支配地位，以至于不太在乎经济上的得失；另外一个国家，则是个体公民被获利欲望驱使进行的活动，谋求的是商业利益，有政府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承认和保护他们的成果。
尽管不可能预料上述的过程将会有怎样的结局，但国家间的摩擦却频繁发生，有时情况非常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受大众情绪的支配。越来越多的文明国家想要侵略扩张，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股潮流锐不可当。当它涌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制度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时，当地的制度就会土崩瓦解，就像众所周知的埃及那样。在埃及，原来的制度不能存在不是因为埃及人自身，而是欧洲国家的利益纠纷造成的。目前，埃及的控制权掌握在英国手中，英国在埃及的拓展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因为这不仅有利于埃及的迅速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
埃及的例子告诉我们，文明国家侵入落后地区后必然会接管当地居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处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被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情况往往不会如此。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种族或者国家的统治下，它们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和经济水平的不发达，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无法认识土地的价值。另外，处于文明社会的国家，尽管政府和人民愿意帮助他们，但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机会，因此就出现了强大国家向海外扩张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