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屁股”毕竟不是全身，看“屁股”更调动起了我要看“全身”的欲望。我下决心要看一个名角的演出。决心下了以后，我吃饭更节约了。当时的菜有1角一份的，有5分一份的，最便宜的3分钱。要是不吃菜吃咸菜，只1分钱就够了。那段时间我大部分是吃咸菜，有时吃菜，也只吃3分的。终于腰里有块儿8角的闲钱了，我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时机终于来了，全国四大须生奚派创始人奚啸伯来人民剧院演出了。街上贴着报子，橱窗里挂着他的剧照，实在诱人。那天，我义无反顾地花8角钱买了一张20多排的票。最贵的票我忘了是3元还是5元了，我买的是倒数第二档的，幸亏我当时还是1.5的视力，人看着小点，却能看清。
那天唱的戏是《将相和》，奚啸伯饰蔺相如，那个饰廉颇的好像是景荣庆。以后我看到介绍奚啸伯的文章，说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在历史、文学、书法诸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表演气质脱俗，清新典雅，文静深沉，唱腔委婉细腻，韵味醇厚，有“洞箫之美”。而他开创的“奚派”，总的艺术风格是“委婉细腻，清新雅致”。这些特点，我那时当然说不上来，今天对照文章上说的，再回想当年看戏的印象，觉得的确是那么回事。
过了一两天，课外活动时间，奚啸伯领着他剧团的人来我们学校与我们教职工篮球队赛球来了。奚是1910年出生，那年45岁，他一身运动服上了场。他这年纪唱戏是正当年，打球就不行了，只打了一会儿就下来了。他那些队员却都是跟头一翻老高的小伙子，我校球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到跟前看了看这位名角，见他脸色黑黑的，面皮还有点高洼不平，全没有在舞台上那么清秀俊逸。
当时潍坊有条很繁华的商业小街叫“坝崖”，出了城里东门，顺“若飞桥”西头向南倾斜的路向下走，就来到了这条小街上。街西侧紧临高大的城墙，倚城而建的是一溜店铺，南头稍宽的地方是“大同戏院”；街东侧是临河而建一个挨一个的门头。我在城里上学时，每次回家都要经过这街，到新校后回家若走西路也得走这里。在我印象中，这条街好像不卖别的，光卖与唱戏有关的东西。好多橱窗里张挂着蟒袍玉带、凤冠霞帔，金线银丝，闪闪发光。有的挂着各种髯口：张飞戴的黑扎、蒋干戴的吊搭、窦尔敦戴的红髯、孙权戴的紫髯，各种样式、各种颜色都有。有的橱窗摆放着刀、枪、剑、戟，斧、锤、鞭、锏，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有。有的店铺则专卖文场武场各种乐器，京胡、二胡、月琴、中阮，锣、鼓、铙、钹，件件不少。我每次走到那里，都要在橱窗前驻足观看，我看到的不是挂在那里摆在那里的东西，而是穿戴着这些东西的舞台上的人物，耳朵里响着那些乐器，像坐在戏院子里看戏似的。
有一个店铺专卖京剧唱片，门口摆着那种有个大喇叭的老式留声机。在奚啸伯来潍坊唱戏的那些天，我走到那里，留声机里正在放奚啸伯的一个段子。那几个喝着茶水抽着烟斗的老者坐在那里以手击节摇头晃脑地听着。
“你听听！这口儿二黄原板和夜来后晌奚老板唱的一个味。”
“不如他唱的那段西皮慢三眼，听着真过瘾！”
“今后晌是《白帝城》，那可是奚啸伯的拿手！”
这么些年了，这些“道听途说”的话不可能记得这样清楚，大意是这样。“夜来后晌”是家乡土话，“夜来”指昨天，“后晌”是晚上的意思。
潍坊最早的戏园子是1929年建起的“永乐戏院”，在东关的下河街上。1953年因院子早过了保险期成了危房而拆掉，到南关建了“和平剧院”，随后又在东关叶挺街南紧靠城墙的地方支起了一座简易剧院，也以“永乐”名之。这剧院不光简易，而且十分简陋，屋顶片瓦无有，是以苇席覆顶，大家都叫它“席棚子剧院”。正因为简陋，所以租金低，一般的剧团愿在里面演出，倒也好戏连台。租金低，剧团档次低，票价也就低，正是我这穷学生过戏瘾的好去处。记得我曾在里面看过潍坊“底包”名角徐韵声的戏。徐是位女老生，眼微有点斜，都叫她“斜眼生”，扮相、唱功都不错。另外还看过青岛、烟台、莱阳的戏，什么角什么戏都忘了，倒是在席棚子里面看的一场并非京剧的演出，至今印象清晰。
有一天齐国恩说，有个“北京实验话剧团”在“席棚子”里演出曹禺的3个名剧《雷雨》、《日出》、《北京人》，话剧是世界通行的戏剧形式，咱得去看看。于是我们几个人就去了。看的是《日出》，那上海永安大厦逼真的布景，那陈白露的精彩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那演员名字忘了，倒是从戏报上知道有个演员叫“王刚”，不知道是不是当今在影视圈里大红大紫的那个王刚。
我们去买门票的时候，老齐说：不用买贵票就有好座，我还不信，入场后一看，全场子里就二三百人，一小撮都集中在甲等座的位置上。我们花两毛钱买的最差的票，却坐在了最好的位子上。这么点人聚在前排，偌大一个场子显得冷冷清清，可演员演起来还是一丝不苟，很卖力的，我们这些捏着差票坐好座的人，心里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这次看演出是我第一次看话剧，第一次接触曹禺的作品。但我也有一点感慨：潍坊人光认得京戏，名角来了不用说，就是县级京剧团来了，戏院子里也是座无虚席，而这么好的话剧、这么好的剧团、这么好的剧目、这么便宜的票价，看的人竟寥寥无几。钟爱传统艺术无可厚非，而且是一种文化档次高的表现，可一到了只认京剧别的一概排斥的程度，就未必不是一种阿Q式的偏执了。
说当年潍坊的京剧盛况，一个没看几场戏的穷学生当然说不出多少史实史料，我只是说我初中时对潍坊京剧氛围的感受，说那几年“母城”潍坊是如何把我熏陶成了一个京剧爱好者。爱好是有了，但以后这种爱好就进入了“潜伏期”，再无法给这种爱好寻找到落脚地了。进入高中，新校建起了宿舍，再不用下了晚自习到郭宅街住宿了，就很少进城，再不能每天看到戏报，连看“戏屁股”的机会也没有了，兴趣就渐趋淡化。以后到外面上了几年学，也没有接触京剧的机会。参加工作之后，先是在乡下近20年，后进一座县城工作，更远离了京剧的环境。幸好，“****”期间兴起了京剧“样板戏”，我这才让自己的爱好借尸还魂式地有了个释放口。《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大小唱段我差不多都会唱，我还指导学生宣传队排过“赴宴斗鸠山”、“小常宝痛诉家仇”、“盼水妈盼水”等片段，学校晚会上我还登台清唱过《海港》、《沙家浜》上的一些段子。样板戏虽是京剧，但始终觉得不地道，对我的兴趣来说，聊胜于无罢了。改革开放后，在县城里倒是看过李丽芳的《法门寺》、迟小秋的《锁麟囊》，算是看到了正经的京剧，也算看到了名角，着实滋润了一下我久渴的兴趣。但像给小孩子吃好东西又只给一点点一样，没把“馋虫”打下去，反而把“馋虫”勾出来了，以后就任凭这虫子抓挠自己，再没有把它打下去的机会了。直到退休以后来北京，才有机会在长安大戏院里看了于魁智、邓沫伟、杨赤的《打金砖》，孟广禄、赵葆秀的《遇皇后》，李胜素、郑岩的《女起解》，谭孝曾、闫桂祥、谭正岩的《四郎探母》，这才差强人意地使当年在“母城”培养起的京剧爱好有了一点着落。
“母城”把我熏陶成了美术爱好者
潍坊自古以来书画气氛就非常浓厚，是个出产书画家养育书画家的地方。
书画的爱好，一方面来自母校给我的教育，一方面也来自“母城”对我的熏陶。
前边说过，我们的美术老师侯卓如先生是位画家。画家可以是美术老师，但美术老师并不一定是画家，而且绝大多数不是画家。画家自有画家的素养、画家的风范。我们学校美术氛围浓厚，与有位画家老师是绝对有关系的。而我直接受教于一位画家，形成美术爱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初中生还具备一些儿童的心理。一是“老师崇拜效应”，对哪位老师崇拜，就格外爱学他教的课。二是“爱好与进步的互动循环”，因为画了一张好一点的画受到老师表扬，就对画画更加爱好了；因为兴趣更浓，就会画出更好的画来——这就是个循环，一个良性循环。我就在这循环中对画画兴趣愈来愈浓，画也就画得越来越好了。记得在一次学校举行的画展上，我画的水彩画《苏联姑娘》得了二等奖。那时我正借了苏联小说《海鸥》来读，那书封面上画着一个苏联女子，色彩协调，形象可爱，我就随手画了下来。征集展品了，来不及现画，就把它交上去了，没想到居然得了奖。记得当时我还画过斯大林抱着个扎蝴蝶结的小女孩的那张画，也是临摹。当时都是临摹，还达不到搞创作的水平。
学校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学校浓厚的美术气氛与整个城市的美术氛围是分不开的。好像“母城”比母校给我的美术熏陶更重一些。当时虽还没有展览馆，可经常在多处地方举行书画展，我是只要有机会看展是绝不错过的。记得在邓发街东段路南我看过一个美展，至今还留在记忆里的是潍坊老画家徐培基的国画《云门献寿》，把青州云门山画得很有气势。过了多少年去青州看云门山的时候，还想起当年看的徐培基那幅画，在实景与艺术作品的结合中更好地领略了那山的美。徐培基是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高才生，是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一位画家。他的儿子徐金堤和我是一时的同学，不过他在二中就读。有一次我到二中去玩，见他正在作画，当时就知道他是要继承其父衣钵的未来画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应朋友之邀去编一本名《齐鲁英才》的画报，其中有一篇介绍徐金堤的专稿，收有他的三四幅山水画作，那画已有相当的水平，那稿子也说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山水画家。我一边编着那稿，一边回想着当年见他画画的情景以及他父亲那幅《云门献寿》，有种阔别多年重又见面的感觉。近在老同学葛伟堂家叙旧，谈起徐氏画家父子，葛拿出徐金堤给他画的山水画，我俩展玩良久，面对旧人旧物，给忆旧的话题平添了许多兴味。
我还在一个画展上观赏过郭兰村的《水浒一百单八将绣像》。郭兰村也是潍坊的一位很有知名度的老画家。
记得是在博古街南首城里南门那地方，我看过一个画展，在那批展品中我看到了潍坊画家郭味蕖和于希宁的作品。郭味蕖时任中央美术学院花鸟系主任，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大画家。以后我买了一本《郭味蕖画集》，当年看的展品都收在画集里，的确是一些花鸟精品。那画集中还有一些画小麦谷子、铁锨粪杈一类东西的作品，那是“****”期间把大画家撵来潍坊老家逼他学习工农留下的作品。于希宁是山东美院的教授，也是国家水平的大画家。他的代表作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画一棵老松树，虬枝盘扭，苍翠遒劲，树根如扭曲的蟠龙，倔强地抓住山岩，伟岸地挺立在山巅上，画面与画题做到了巧妙的结合，有一种看一眼终生不忘的效果。
在这种美术气氛中，我渐渐成了个画迷，爱看画，也爱画画，居然在我们同学中还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在母校的教学资料档案中，我估计至今还能找到我的一幅画。
你道是何作品？说来可笑，是幅画不错，却不是什么美术作品，而是一幅生物教学挂图。当时还在分院里上课。一天，班主任老师叫我课外活动时间到前院西厢老师办公室去一趟，说动物老师找我有事。我们那时不叫“生物”课，叫“动物”、“植物”课。教“植物”课的老师我们称作“植物老师”，这还好听点；教“动物”的称“动物老师”，太难听了，可也没有别的叫法。我去了，见“动物老师”在那里等我。这位老师大概是姓李，教我们初十二级，但不给我们班上课。原来这位老师是叫我画一幅动物教学挂图。他大概是问了班主任们，谁班里有画画得好的，结果找到了我。
李老师从一本书上翻出来一幅河蚌内部结构图，叫我照着画在一张对开的大板纸上。“蚌”就是“鹬蚌相争”的“蚌”，别看那东西外壳硬硬的，却是“软体动物”，蚌壳里边是它的柔软的身体，有肉足、外套、鳃等器官。记得我用淡粉加一点豆青把各部分画得准确而又有点质感，自己看了，觉得尚可。李老师给我布置了任务，就出去了，到第二节课外活动刚上一会儿，老师回来，一看我画完了，说：
“这么快啊！”他端详了一下，又说，“不错！写上名字。”
我急忙说：“不用写名字！不用……”
老师一愣，接着脸上显出一点尴尬的颜色，无语。
我话刚出口，顿悟，更是大尴其尬，无语。
原来老师是说要写上各个部位的名字，我领会成要写上画此画者的名字了。
彼此也没有解释，我就说了声“老师再见”，匆匆走了。
那画我们动物课上用过，无人知是我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