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说情风”有3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范围广。没有不能说情办的事，没有说情办不了的事。二是目标集中。有的人为了办成一件事，不惜求亲告友，托关系，找门子，一次动用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出面说情，或捎信，或写条，或打电话，或以权压之，或以利诱之，或以情感之，轮番进攻，不达目的不罢休。三是交易现象日趋明显。“某某帮咱们办了某某事，看看准备点什么礼物表示感谢。”这是许多家庭的主要话题。特别是中秋节、春节等民族传统节日来临时，“送什么，怎么送？”许多人为此忙得团团转。礼品的档次也明显提高。“红塔山”、“茅台”等烟酒糖茶已过时，皮夹克、呢大衣、毛料西服拿不出手，电烤箱、微波沪、热水器等小家电用品已成大路货，彩电、冰箱、录像机等高档家电用品已不稀罕，送“大团结”、“股票”、有价证券等“硬通货”的大兴其道。难怪人民群众不无忧虑地问：“‘说情风’便宜了少数，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股歪风什么时候才能刮到头？”
风源来自何处？“说情风”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但应该承认风源的主体是说情者，其组成人员大部分是具有一定政治地位和掌握一定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按党纪规定，这是绝不允许的行为。有关部门和单位为此虽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然而，实际效果却令人失望。因为当事人在“说情”的实践中真正尝到了甜头，所以，卷入说情者行列的人员就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细细究之，其心态不外乎以下几种：
某局小车司机赵龙不仅自己经常到路边店与暗娼嫖宿，而且多次介绍他人参与嫖娼，从中收取“介绍费”，案发后，由于赵龙违法情节比较严重，公安机关决定给予刑拘并罚款5000元的处罚。某副局长闻讯找到公安局负责人：“赵龙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是不是少罚点？”“他嫖娼倒有钱，对这种人就得狠罚！”“别生气嘛！权当少罚了我，都是老熟人，这点面子还不给？”在某副局长软缠硬磨下，公安机关只好把5000元罚款改为3000元。
少数党员干部不是以党的事业和大局为重，而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摒弃党性原则，讲究江湖个人义气。有一些人借老乡、战友、同学、亲戚等关系，拉帮结派，形成非正常的“小团体”。表面上风平浪静，一旦发生问题，马上“牵一发动全身”，编织成一张难以撕破的“关系网”。报载，某县一姓吕的“大款”，因跑运输的卡车被人放火烧坏，一口咬定是王某作的案，便径直找到县里某领导帮忙。在这位领导的直接干预下，该县政法部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出于不好向某领导交待的考虑将王某非法拘押。既不批准逮捕，也不敢马上放人，拖了近一年时间没有结案，把一起非常简单的案子复杂化。王某的父亲万般无奈，想出个“让儿子上法庭受审”的救命办法，并上书《法制日报》进行社会呼吁。
一些喜爱出风头的人把能否帮助别人“说情”看作是自己是否“有关系”、“有本事”，千方百计地博得别人的称赞以满足个人虚荣心。某厂工人赵雷，在与同伴接触中，讲不上三句话，便开始吹嘘他叔在某实权单位当负责人，接着便拍拍胸膛：“有什么难办的事尽管找我好啦！”其实，他所谓的叔与他仅原籍是同村，并无丝毫亲属关系。尽管他对赵雷频繁地、无休止地找他帮忙说情感到厌烦，但“亲不亲，故乡人”，对他提出的事情，10件总要帮助办成一二件。这样积少成多，赵雷“能办事，有门路”的名声，如同“窗户棂子吹喇叭——响声在外”。逢年过节总有不少职工约他吃酒席，态度十分诚恳，“赏个面子吧，我这件事非你帮忙不可。”还有个别人不顾客观条件，仅仅为了满足极度的虚荣心，不惜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最终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受“下海经商热”的影响，许多人纷纷搞起“第二职业”。“说情”不用投资（只需一张脸皮一张嘴），没有破产亏损的风险（不参与市场激烈的竞争），收入丰厚（视事而定），保密性强（3人不谈事，2人不签字）。于是，一些有关系、有权力，想“下海”又怕“海水咸”的精明人，纷纷盯上了这个行当。某单位科员尹莱虽然职务不高，但脑子活路子广，是人们公认的大能人。无论多么不好办的事，只要他插手说情，肯定八九不离十。老尹开始为亲戚朋友说情办事，从中接受礼品也是小打小闹。随着名气的扩大，求他说情办事的人越来越多，自然礼品也就由小变多，由实物变为“硬通货”。
有的人虽然视说情为负担，从心里不愿参与“说情者”的行列，但由于请求帮助说情的关系都比较密切，特别是一些亲戚熟人或者是老乡上门，先是一番恭维，接着是一顿“臭话”，让你不能也不敢撕破脸皮不管，只得强打精神，尽力为之。省直某单位一名副处级办事员李某，因村支部书记一个项目，从几百公里外的沂蒙山区赶到省城找他。李细听事由，连连摆手：“这个事我帮不了忙，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请乡亲们能原谅我。”“原谅个屁！当年你爹娘死得早，要不是老少爷们卖了地瓜干给你凑盘缠上大学，你王八恙子能有今天？”村支书把煎饼袋子往肩上一搭，气咻咻地往外走，“你看着办吧！我只警告你一句，做人千万不能忘本啊！”话说到这份上，李某一听，顿时心如刀绞，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大叔，我不是东西，你别生气，这个忙我一定帮。”李某鼓足了勇气找了处长，处长又帮他找厅长，厅长再出面与有关部门打交道，事情办得非常顺利。
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对“说情风”态度暧昧，既不反感也不支持，抱着“小螃蟹过河——跟着潮流走”的想法，偶尔条件允许时就参与说情，条件不成熟便作罢。王某从外地调回原籍担任某实权单位主要负责人后，亲戚、朋友、同学等纷纷上门，家中客人熙熙攘攘，象赶大集一样热闹。请他帮助说情办事，他都一一点头答应，并郑重其事地记在笔记本中。但给自己立了一条比较切合实际的规矩：“可办可不办的事情尽量帮着办，送点烟酒就收下，最好别得罪乡邻；违反政策的事情不能办，送钱送物全退回，决不违背党性原则。”时间一长，达到目的的人称赞他“有本事”、“够朋友”，未达目的人则辱骂他“甩大鞋”、“杠子头”。对社会上褒贬不一、针锋相对的舆论，他听后都付之一笑，泰然自若，从不喜形于色：“嘴巴是人家的，爱说啥就让他说吧。”
“说情风”危害无穷，已经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它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助长了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扭曲了人们群众正常的是非观念；毁掉了一批党的干部。据中纪委有关报告指出：仅1992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达70.7万件，其中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16005人，内有省部级干部79人，进入新世纪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
说情风已经到了非刹不可的地步，各级党委要把这一问题摆到重要工作日程。
首先，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说情主要来自手中掌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要在较真上下功夫，在带头上见效果。
其次，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政务公开。说情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问题，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备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给说情风留有了“体制土壤”。因此，要铲除说情风的土壤，就要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凡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事情，都要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实行全民监督。
第三，抓住主要环节，彻底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要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约束规范干部的行为，使其不能说情；要抓好干部队伍自身建设，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使其不愿说情；要加强社会监督，把干部的一举一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视线之内，使其不敢说情。
第四，加强正面宣传教育，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总结宣传一批拒绝说情的典型，在全社会把正气树立起来，使说情风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四张网”与腐败风
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地频频得手？为什么如今的贪官会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有恃无恐？为什么人们对惩治腐败会缺乏信心？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这里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的不良社会风气一一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家族关系网、权力关系网、金钱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毁着社会监督这种有效的行为。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藉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譬如，湖南省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被公审可谓大快人心。就是这么一个靠自己肉体、色情发迹的高级娼妓，在10年之前就有人状告她，然而什么用处都没有，不仅告状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告状者受到了打击报复，而且状告得越多，她上升的速度就越快。蒋艳萍倒是说得很坦然：“我有的是关系。”凭这个关系，她可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叫嚣：“现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状了，告诉你们，那是不自量力。哪儿都有我的人，他们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山西省绛县那个在短短几年吊打捆绑群众上千人、非法拘禁300余人、被人称为“活阎王”的“三盲”（文盲、法盲、流氓）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案件的背后，就充分说明“关系网”在某些地方的猖獗。他明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凭借“关系网”，竟搞到了大专毕业文凭；他明明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原来只是在法院开车的司机，凭借“关系网”，竟当上了县法院副院长之高位；他在绛县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民愤极大，凭借“关系网”，其罪行居然能被长期包庇下来不受惩罚；这个恶行、劣迹累累的人，凭借“关系网”，居然于1995年被山西省评为“省十大新闻人物”，省内的一些新闻报刊将他称为人民的好法官；当中央工作组对他的劣迹展开调查时，凭借“关系网”，竟有200多个电话给他通风报信；更有甚者，就在中央专案组抵达运城时，姚晓红“关系网”的人居然敢给中央专案组停电、停水、停电话。
从被揭露出来的大量腐败案件表明，在一些地区、单位中，“四张网”对腐败的形成、发展、维护、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今的腐败案件为什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原因就在于腐败者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用不着多长的时间就在自己权力体系内编织成权力网。他们按照权力的大小、等级的高低进行利益分割，建成腐败利益的共同体。许多大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他的“代言人”。有的人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他们扭紧一股绳，或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句话，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知炳，就是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编织了难以破除的权力关系网。
它是腐败势力形成腐败集团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打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可以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滑。
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它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造成以下不良影响：首先，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娘家人——“马家军”（其妻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和内弟马建华）姐弟身上的。只要能来钱，不管什么人行贿都一律“来者不拒”。其次，对社会危害性大。这些人依仗着父辈的权势，依仗着自己年轻，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甚大。第三，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教性的家族关系网，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