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曹操用将，优势互补的史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尺有所短，寸取所长，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只有通过授权，拥有人才优势互补，能力优势互补，个性优势互补，年龄优势互补，才能使整体优势壮大起来，成为领跑时代的佼佼者。
从刘备三顾茅庐说起
这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刘备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欲得天下，又求贤若渴，因此，便礼贤下仕，三顾茅庐请诸葛相助。
诸葛亮是杰出的军事家、外交家，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上通天文，下达地理，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为刘备量身制定的“先夺荆，益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扶夷越，西和诸戎”的战略方针，最终助其成就霸业，三分天下有其一。
试想，刘皇叔没有桃园三结义，得关羽、张飞这样的患难兄弟，没有诸葛亮出山，神机妙算，忠心辅佐，三国天下或许就要改写，这正是刘备三请诸葛的高明之处。这其中原委细细揣摩起来，至少有3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重视人才是刘备成就大业的基础，也是得到诸葛亮倾心辅佐的前提。诸葛亮在隆中隐居10年，其间广交江南智者名士，其智谋、才学为人们所公认，号称“卧龙”，想必当时的曹操和孙权也早有耳闻。但只有刘备慧眼识英雄，知其是不可多得的治国安邦之才，这才充分重视起来。在科技引导潮流的今天，新一轮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业的热潮正在形成，在为我们引进人才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只有以长远的目光、创新的思维、广阔的胸襟狂揽四海英才，并树立全新的用才理念，才能像刘备那样以敏锐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来识别人才、吸纳人才，才能有诸葛亮那样择明主而栖，胸怀雄韬伟略的人才涌现。
刘备在徐庶的建议下，不顾公务繁忙，带着“直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的诚意，三顾茅庐，亲扣柴门，终于感动了诸葛亮，“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得不出”。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刘备正是深知这一点，才屈尊以求诸葛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曾说：“人才是经济发展的财富之源，是真正意义的第一资本。”当今时代是竞争的时代，竞的是科技、争的是人才，一个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对于一个企业，一项产业乃至一个国家来说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在引进科技人才的时候，对方也在衡量、选择，不可能招之即来、一蹴而就。所以我们不但要注重政策优惠、物质待遇，更应重视人文关怀、情感沟通，用真情实意换来人才的诚心相助。
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即拜为“军师”，并以“备当拱听明海”的姿态，认真听取意见，这是诸葛亮倾心扶刘的不竭动力。刘备用人的胆识和魄力非常值得领导者借鉴和学习，他为诸葛亮施展其才华和实现其雄韬伟略提供了足够的舞台，且给予充分的信任，甚至在临终时还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正是刘备的这种信任，诸葛亮的《出师表》里才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豪言壮语，成为人们形容忠心耿耿的千古绝唱。
新中国成立之初，蓬勃发展的建设事业吸引着钱学森、李四光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冲破层层阻力毅然回国。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委以重用，为其提供发展空间，让他们在各自科研领域施展才能，建功立业。所以，在人才使用上，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让人才大有用武之地；要改变重引进，轻使用的现象，让引进的人才有机会领衔或参与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要破除阻碍人才发挥作用的各种樊篱，在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要充分信任人才，放手使用人才，让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新活力和潜能。
只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武大郎开店”说起
“武大郎开店——高人莫来”。这是讽刺古代执政者或同僚嫉贤妒能，对有才华的贤臣或事业上取得成绩的人的打击、指责和排斥。
市场经济的今天，政界上往往有这样一些人，总是怕同级或属下的人超过自己，取代自己的“宝座”。这些人口头上也讲爱才、惜才、重才，而实际是“叶公好龙”，一旦有人才脱颖而出，就百般打击和陷害，以无须有的罪名扼杀在萌芽之中。这种“武大郎开店”的用人模式，自古以来，不知伤害了多少英贤志士。所以，晋代李有远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往往会受到嫉贤妒能者的非议或诽谤。清代康有为曾以“高峰突出众山妒”的诗句把嫉贤妒能的现象形象地加以勾画。
可以这样说，由于嫉妒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才有我国历史上一幕幕残摧贤能的悲剧发生。
伟大诗人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学识渊博，颇有政见韬略。他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不幸却遭到贵族子兰、靳尚一伙的嫉妒。他们搜集罗列屈原的罪行，不择余力地向楚怀王进馋言，终使屈原被贬黜、流放，屈死于泪罗江。
隋炀帝杨广颇有文才，但他生怕别人超过自己，便写了一首《燕歌行》诗，让文人贤士和对。多数文人知道杨广的嫉贤秉性，装着难以应对。唯有王宵不识事务，和出一首好诗。后来便被杨广借故杀掉，并念着他的“庭草无人随意缘”的诗句说：“看谁还能作出这般诗句？”哲人王夫之评论隋炀帝，说这个人“忌天下之贤而驱之不肖，则身戮亡国。”此话击中要害，不久隋炀帝就被人民赶下台来，受到历史的惩罚。
嫉贤妒能，一方面，使国家的栋梁夭折；另一方面，造成内部管理混乱。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家族的起落沧桑，无不与人才的得失有关。福特家族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一世从1889年开始，曾两次尝试创办汽车公司，结果都因缺乏企业管理的本领而失败。一次次的失败使福特聪明起来，他聘请了库兹恩斯的管理专家出任经理，使福特公司一跃登上世界汽车行业霸主的宝座。但在成功面前，福特变得嫉贤妒能，挤走了库兹恩斯。从此，福特公司失去了生机，终被通用汽车公司所击败。1945年，福特的孙子福特二世继承了祖业。为挽救公司，他聘用了一些杰出的管理人才，推出了“野马”轿车系列，创下了福特新车首年销售量最高纪录，把“福特王国”又一次推向事业颠峰。正当此时，福特二世也重蹈他祖父的覆辙，开始排拆、打击公司有才华的管理人员，迫使他们离开了福特公司，福特公司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从原有的市场上败下阵来。面对残酷的败局，福特二世不得不辞掉董事长职务，把整个公司经营权转让给卡德威尔。从此，结束了77年的福特家庭统治。
“好马不同槽，一山不容二虎”。这恐怕是针对嫉贤妒能的人来说的。为什么选任人才会产生嫉妒心理呢？事实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私行为，它产生于落后的以小生产方式为主的封建社会，出于对财富的强烈占有欲和对权势的需求，便在心里萌生了嫉贤妒能的意识，致使历史上不断导演出英才被诋毁、迫害的悲剧。对此，作为领导者应汲取那些教训呢？
三国时期著名人才学家刘劭曾言：“一流之人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识二流之善。”这话意思是说，能不能识别和发现人才、识别和发现什么样的人才，与人才发现者本身的德才是直接相关的。如果管理者是嫉贤妒能的人，他所选之人必然是平庸之辈。唐代奸相李林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选择同僚的标准是才能平庸、胆小怕事、没有主见。陈希烈就是这类人，他凡事都听从李林甫的话，朝中的事情先由李林甫独断，尔后派官差将文本送到陈希烈家中，陈希烈从不提任何意见，只是签字画押，毫无怨言。由于他的这点“涵养”，后来被杨国忠看中，召为同僚，委以重用。如此人才管理江山，岂有不亡国败业之理。
嫉贤与妒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日常生活中，多数领导者口头上大呼广招天下贤才，但骨子里却时时提防贤臣能将危及已势。落井下石者有之，诽谤陷害者有之，嫉贤崇奸者有之，从而使不少贤能英才遭暗算，遭冷落，遭打击，最终郁闷而亡。而众多蝇营平庸之辈却得以升迁，弹冠相庆。这其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人嫉妒朋友和好人，贤者就不会与之相交；君主嫉妒忠臣大将，贤良志士则不愿前去辅佐。历史是这样，现今也是这样。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具有“有胆识骏马，无畏护良才”的品格。三国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曹操，在“唯才是举”理念的指导下，使阵营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为他实现“摧灭群逆，克定天下”的政治抱负打下了可靠基础。如今，新时期的领导者如果还沿袭“武大郎开店”那一套，不仅埋没了人才，而且真正有才干的人就会被他人所选用，成为强强竞争的对手，使自己团队的人才素质越来越差。平庸之辈挡道，事业必败无疑，福特汽车公司的衰败就是一个深刻的例证。
从“良禽择木而栖”说起
“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侍。”说得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想得到优秀人才，必须创造一个为人才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搭建一个为人才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作为的人才与之共奋。
据悉，山东龙门店有位老先生王荆三，新中国成立前经营过交通、信托、银行等行业，是远近有名的实业家。改革开放后，四邻八方请他帮助办企业的人踏破门槛，老先生说：“要请我出山，对方要有5个条件：年富力强、有胆有识、事业心强、作风正派、经济清白。”蓬莱振华实业总公司的老总司继双，专程去拜访老先生，一下车就说：“王大爷，你提的5个条件我都够，不妨到村里看一下。”二位在一起谈了3天，又请老先生转了村，看了田，绕了山，最后踏进小扎钢厂，问：“你们一个小小村子，怎么敢投资25万元搞轧钢厂？”司继双说：“即使赚不了利，能引进一批技术人才也值，有了人才，我们就有了希望。”王荆三十分佩服司继双的魅力和人格，当场决定：“就冲你这个人，我不走了！”3年过去了，到1985年这个村已办起了11个企业，年总值达700多万元，人均收入较1978年增长了12倍。
这件事告诉人们，“有了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者可以自由地选择人才，人才同样也在物色优秀的领导者，不仅领导者要考虑人才能否发挥作用，人才也在考虑领导的素质和能力。只有双方达到共识，才能“良禽择木而栖”，只有领导者自身过硬而富有魅力，才能“忠臣择主而侍。”
领导者如何加强自身能力和魅力修养呢？
无可否认，领导者大都掌握一定权力，耍耍权威是常有的事。但一般说来，单凭权力只能吸附那些趋炎附势之徒，而广大贤才并不“买账”，他们对领导看重的是思想和品格。因此，只有那些本身道德高尚，有较高声望的领导者，才能成为公众所归的干部，大家才愿意跟着他干事。反之，缺乏道德修养，要别人大公无私，自身则利益第一；要别人“五讲四美”，自己则随身所欲，那是绝然不会有公信力的。
春秋时期，齐桓公要去征服宋国，路过貂山，遇见一牛倌，名叫宁戚。宁戚当面指责齐桓公许多过错，惹得齐桓公好生不痛快，便吩咐“绑出去杀了。”宁戚面无惧色。齐桓公顿觉此人不凡，即命左右松绑，说：“我只不过试试你的胆量而已。”这时，宁戚拿出宰相管仲的荐举信，原来他是投奔齐桓公而来的。齐桓公埋怨他为什么不早报上信来，宁戚笑道：“国君用人要挑选，我投国君也要挑选，试试你是否有这个度量。”
度量是衡量一个领导者有无人格魅力的重要因素。“胸中天地宽，常有渡船人。”领导要宽容大度，首先要容人小过，容人小短，“宽小过，总大纲。”反之，吹毛求疵，百般挑剔，就会失去人心。特别是要善于容纳“异己”，能容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过自己的人。领导的特殊地位常常会导致自身冒犯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顺耳之言，喜欢阿谀奉承之辞，这是历来英雄、伟人铸成大错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领导者只有做到宽宏大度，容人之德，才能令人敬重，吸引大批贤才。
魅力不是权力带来的，而是凭其本身学识才干赢得的。没学识才干，有权也不会有魅力。红军时期，共产国际曾一度把王明及其追随者推到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但由于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懂军事指挥，死搬教条，使大片根据地失落，军队几乎到了人亡弹尽的地步，严重破坏了红军北上，失去了队伍的信赖和尊重，被赶出境外。由此看来，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了领导工作的才干和业务能力，才能赢得人们的信赖和拥戴，否则就是孤家寡人。
降低身份，敬重贤人，延揽群士，这是领导者收揽人才的应有品格。历史上许多尊贤思才、礼贤下士的名人轶事，至今仍被人们传为美谈佳话。如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请孔明、孙策登门拜“二张”等脍灸人口的故事等。这些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所以能招揽大批治国安邦的贤才能士，使之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正是由于他们尊贤礼士的结果。
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尚能如此，当今领导者更应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