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中国人终于不再甘心落后，在30年前白手起家，利用后发优势，在很短的时间内也把另一个叫做深圳的小渔村发展建设成了现代化的经济特区，并为整个中国的高速现代化进步提供了强烈示范。
这段历史为中国社会与文化提供了鲜明的启示，对于时下某些当局者迷或见异思迁的观念及心态，更有着特别的警醒作用：首先，为什么深圳和广州越来越像香港，而不是香港倒回向30年前的中国？再者，香港当年回归时为什么要实行“一国两制”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拥护？
这其中所凝聚的历史规律、人心向背和发展趋势，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某些僵化的头脑可能仍会纠缠所谓姓资还是姓社的肤浅问题，但抛开其殖民侵略的原罪，必须承认英国人过去在香港的成功主要是采取了一种前无古人被称为“现代化”的综合治理和发展范式。现代化，而非意识形态，才是香港腾飞的真正秘诀。
现代化首次尝试系统、科学、多元地关注和管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活动，重视发挥现代社会环境中人的自立、自发和自决意志和精神，构成了一个崭新的人文、观念和行为，造就了以科学、经济、法制和人文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社会模式。
香港成功实行“一国两制”无疑包含了两大层面的意义：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必须得到恢复和尊重；新型的现代化社会与发展模式也必须得到效法与坚持。当代中国欲谋求繁荣富强与重新崛起，上述两大因素缺一不可。
而深圳特区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进步，无疑是中国的执政党、政府和人民大胆甩脱了各种陈旧观念与僵化做派的局限，敢于在中国内地展开探索尝试，沿着以上两大合理原则的轨道开拓创新的结果。
实践证明，现代化绝非西方世界的独家专利，当代中国人一旦能够把发展和进步放在首位，也照样可以创造出现代化发展的奇迹与伟业。
那么如今的深圳是否还能“敢为天下先”呢？依照目前态势还需观察，万事开头难，但提高层次上台阶更难。这就如登山，出发的人数一般总会超出登顶后的人数，许多人和许多事虽然几经努力，但所能达到的最终层面总是受到局限，无论是实力的局限，勇气的局限，抑或命运的局限。
且不说中国的下一步改革是否会遇到激流险滩，就这些年来单纯向钱看和只抓GDP的片面发展惯性，也已经主宰了大部分人群的意识和心态。比如以城市发展为例，高楼大厦林立，满街汽车飞跑是当初香港20世纪发展的特色，无可厚非。但进入21世纪后，如果深圳和广州等仍然把高楼大厦组成的水泥森林和汽车普及连带污染当作自己现代化成功的主要标志，而不懂得有效择优，那就可能赶得上今天，却将失去绿色的未来了。
变革中破解荣衰难题
透过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群情激奋和风起云涌，我们不难感受到历史规律与时代潮流所迸发出的巨大方向感和推动力。其对人类廓清现代社会的有效发展路径尤具启发。现在看来，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包括三大历程：权力阶层变革、意识形态变革和治理方式变革。
在古代，政治社会改革的认知基本局限在人事方面，即如果政治出现腐败蜕化，胡作非为，社会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那么人们就判断一定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国家统治阶层坏死了。怎么办呢？揭竿而起，改朝换代。
夺权执政的新兴势力可能在早期还比较注意廉政、效率及革新，官民关系也算温和融洽。但随着时间推移，王权及封建官僚体系的专制取向又逐渐占得上风，国家权力又重新步入腐败堕落失效的轨道，新的一轮改朝换代也就又在酝酿之中了。这就是历史学家们所称的“古典治乱循环怪圈”，即指反复做无用功，打打杀杀，粉墨登场一遍又一遍，但社会的整体政治及文化状态却基本原地踏步。
世界进入近现代以后，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产生了资本阶层和劳工阶层两大阵营，双方不断激烈对立斗争的结果还导致了各自的意识形态。于是人类在政治社会改革中又开始加入意识形态考虑，并以为其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而历史反复证明所谓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其排他性，即认为自己所拥戴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其他思潮、信仰及主义皆为谬误甚至敌人。
于是两大派别及阵营为意识形态争斗了约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首先是资本主义阵营发现其实资本方也离不开劳工方，否则会导致生产停滞社会动乱，最后对谁也没好处，还不如以法制为基础对劳工权利契约化，产生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的劳资利益协调与纠纷解决机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也发现其发展离不开资本本身和管理方式，否则就无法提升社会生产力、革新生产方式并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至于资本的产权、股权、分配、运作方式等，可以通过加强国家监管和市场规范等来加以控制。由此，意识形态之争的神圣光环逐步褪色并丧失基础，取而代之的是欧美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
然而意识形态之争的式微也引发一大变化，即世界各国是否靠一系列的新式排列组合获得发展，比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或者经济市场化，政治集权化，文化娱乐化，等等。
正值这场争论方兴未艾、难解难分之际，此轮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浪潮和革命爆发了，而且是星星之火有成漫卷燎原之势。我们不难注意到，这场变革与意识形态应没有多大关系，而且表面上似乎关系人事的诉求——驱逐独裁者。但真正的动力却来自另一变革要求——民众对“国家治理方式”根本转变的强烈期盼：即从一个专制独裁、贪污腐败、压制自由的传统治理方式，转变向民主选举、法治公正、公民自由的现代国家运作。
从由上至下的家长式专制，到上下结合的民主化共治，是国家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转型必须。历史郑重告诫我们：只有不断推动“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才是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正确有效途径，才可以真正实现国家人民的繁荣富强。
从外界的角度讲，这场“阿拉伯之春”，着实很出乎各界的意料。因为在不少人心目中，所谓“民主运动”实质上多是西方操纵的政治游戏和阴谋，从“冷战”时代搬倒苏联和“柏林墙”，到后来的东欧“颜色革命”，再到美国挥师伊拉克，“民主”似乎是与西方难逃干系。
然而自2008年金融海啸危机到来，西方进入衰退状态，许多事情自顾不暇，全球战略也呈收缩态势，不料想“民主浪潮”突然在阿拉伯世界喷发，数月之内已经让传统上以“西方盟友”自诩的各路阿拉伯强人疲于奔命。美国和北约只是在半途中才大梦初醒，方开始介入以争取主动。
把对民主权利的追求归结成西方文明的专利，不是妄自菲薄，就是别有用心。这好像就是说，中国人当年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如果其他文明学习采用，就是想奴役中国和建立殖民地一样。在民主问题上，西方社会可能比较领先推行，但这并不因此表明民主就是西方独有的优势和工具。而且进入到民主社会也不是到达理想国，而是可以让国家民族比较正常多元地运作发展，多产生自我活力更新与矫正机制。
“阿拉伯之春”有效证明：民主自由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和走向，是不以某个区域文明发展状态为主导或某些政治集团势力的自我意志为转移的。现在经常看到有宣传说要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而民主自由乃是组成人民尊严的基本成分之一。缺乏民主自由，尊严只是枉然。
早在19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就极富远见地指出：“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阿拉伯之春”迄今展示出埃及、利比亚和也门三种民主过渡模式，值得参考和反思。三个国家的当权者都是抗拒民主。埃及模式是当权者在民众的持续全面抗争中被迫下台并接受审判，避免了全面的血雨腥风和国家崩溃。利比亚模式是当权者与反对派兵戎相见，国家陷入内战和外力干涉，直至统治者被彻底武力推翻。也门模式是当权者在民间和国际压力及地区组织的协调下，能比较主动交权并推动国家的民主过渡，条件是换取日后自身的法律责任与罪行豁免。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近期也有两场民主过程颇为引人注目：台湾和俄罗斯的议会与总统选举。台湾作为大中华文化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民主实践极富开拓、试验和示范作用。台湾民主所急需改进的，是政治和选举程序的进一步透明，以有效减少利益集团的幕后干扰；另外就是“台独”虚火对主流民意的刻意误导，无端导致两岸关系的停滞紧张。
而俄罗斯议会（杜马）的最新投票选举，包括了统一俄罗斯党、共产党、自由民主党等七个政党参与。尤其是俄罗斯共产党，其前身为广为人知的苏联共产党，现在也以普通独立党派的身份参加议会席位竞争。自苏联解体及俄罗斯联邦成立，迄今已经有20余年了。俄罗斯民主仍在探索发展，也没有像有些人原先所预测地那样沦为西方的附庸，这本身就充满了说服力和启迪意义。
真正的民主拥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力量、智慧和信心，因此必定是强大而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