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身体健康的需要”是青少年的最基本需求
青少年“身体健康的需要”虽然是较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的范畴，但它是其他各项需求产生的基础，因此具有普遍性。调查发现，在青少年感知的需求中“身体健康的需要”高居首位，占84%，远远超过其他的需求。中小学生正处于长身体的重要阶段，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往往会导致营养不良。慈善组织可以向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提供适当的营养膳食补助。
2.“发展的需要”远高于“物质的需要”
在本次调查中，学生将“学习成绩”这一较高层次的需求放在首位。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类需求具有从低到高的特征，物质需要是较低层次的需要。但是调查发现，青少年对物质层次的需求落后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在学生群体中，“物质的需要”——即追求良好的物质待遇，希望自己的生活条件好，处于第二位。具体见表3-2。
可赠送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课外图书，或联系青少年宫、各高校图书馆、部分辅导机构、社区等开展适当的学业辅导服务。
3.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中小学生的动机系统、情绪倾向、行为习惯、认识能力、人格特征、自我意识和早期经验等心理活动的内部机制，都影响着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学习的压力、对生活学习环境不适应、同学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各种挫折问题不断困扰着中小学生。与学校合作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危机监护机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多种集体活动关心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4.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家庭的救助
北京市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课题组抽样调查499户“低保家庭”的结果显示，“低保家庭”已婚人口离婚率高、丧偶率高、单亲家庭比例高的“三高”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子女健康营养水平低，受教育及发展机会受到剥夺，贫困单亲母亲面临经济、家庭生活及子女培养等多重困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不和谐的焦点问题。可以说，医疗、教育和就业是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家庭面临的三大难题。对于一个正常家庭来说，上述三项困难只要面临其中一项都是致命的，而在被调查对象中，一些家庭几乎同时要面对其中的几项甚至是全部。这里有一个可怕的难以逆转的“贫困陷阱”，即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和身患疾病导致劳动人口的就业困难，就业困难使贫穷进一步加剧，家庭贫穷又直接使下一代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恶化，导致贫困在下一代重演，致使很多贫困家庭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而无法自拔。贫困家庭面临的这种窘境表明，在社会救助方面，最低生活保障仅仅是一个最低层次的保障，要从根本上使贫困家庭摆脱贫困，必须为他们在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提供基本保障和救助。治本的基本理念是为贫困家庭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主要措施是扶持他们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包括成年人的再教育、再培训机会和子女的上学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他们岌岌可危的发展和就业权利，在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条件下，使他们获得通过医疗救治得以恢复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机会和权利。
专题4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慈善需求调研报告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到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本报告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团市委委托北京市青英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调查于2012年5月—8月开展，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式。其中问卷调查抽取了2000家单位，在抽取单位时适当考虑单位性质、规模与行业类型，每个单位样本不超过5个，共发放问卷8000份，回收7813份，回收率为97.66%，有效样本7257份，有效率为90.71%。
一、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状况与特征
据调查显示，截至2012年，全市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20万人，占全市5～35岁青少年总数的23%，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求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在农村长大，但缺乏务农经验；新生代农民工进行的是“社会流动”，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谋求发展的途径，目的是成为“新市民”，不仅注重工资待遇，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劳动关系，心理预期高于父辈，然而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就业的稳定性差；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比较高，社会不公平感更重；[13]随着生活、就业的稳定性增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 b。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从事住宿餐饮业的占25.2%，批发零售业占13.8%，制造业占13.4%，建筑业占10.3%，其他居民生活服务业占9.3%，这几项累积达到了72.0%。
这些行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要集中于非正式的私营经济领域，这些领域主要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盈利，劳动时间长。他们每天平均工作在8小时以内的占20.8%，平均工作8～9小时的占50.8%，10～11小时占20.5%，12小时以上占6.9%。总之，工作超过8小时的占78.2%。二是行业的流动性强。非正式的私营经济领域，面临拆迁、市场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流动性大。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6.7%没有换过工作，39.0%换过1～2次，25%换过3～4次，而换过5次以上的占9.2%。他们换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占27.7%；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占23.6%。三是家庭共同经营模式占有相当比例，因此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成为趋势。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可以判断他们处于较低的就业层次，劳动时间长、流动性大，并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凸显。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的双重困境，这导致他们具有“双重边缘人”的身份。
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慈善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较低就业层次、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独特特征以及他们的“双重边缘人”身份，决定了他们对于慈善帮助有着迫切的需求，尤其是发展性慈善需求。
1.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性慈善需求
基础性慈善需求主要是指“用金钱可以满足的需求”，这是一种基本生存层面的需求，往往和贫困、灾难、特困相联系，主要面向一些困难、失能、特困的新生代农民工，例如基本的生活补贴、医疗费用等等，这些慈善需求往往只要求提供足够的资金基本就可以得到满足，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基础性慈善需求。相较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性慈善需求往往并不是特别突出，因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城市中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李培林等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有可能并不直接来自物质生活的本身，而是来自合法权益的相对剥夺、实现生活预期的焦虑等等[14]。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很好的占2.3%，认为还不错的占21.1%，认为勉强过得去的占52.5%，这三项累积为75.9%。而认为不太好的占19.1%，认为很糟糕的占4.9%。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不存在生存上的问题，只有少部分的经济状况很糟糕，这部分人更需要满足他们的基础性慈善需求，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问题。
2.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权益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权益需求往往与特殊的情景相连，属于一些专属的权益需求，往往面向公民权益受到侵犯的新生代农民工，例如拖欠工资、工伤事故、职业病、同工不同酬等等。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获得平等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基本公共服务权、政治参与权，以及话语表达权等公民权益有着更高的期望和诉求，并在整体上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而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现实中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特殊性权益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平等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公共服务权等权益诉求十分强烈。
谢桂华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城市处于社会的底层，而且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容乐观，这些都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对社会保障有着强烈的需要[15]。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务工期间，认为经常遇到不公正待遇的占6.3%，认为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公正待遇的占24.5%，其他69.2%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过不公正的待遇。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人员对待外地人不公平现象很普遍的占15.6%。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北京面临着较强的歧视和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4.8%没有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签订1～3年合同的占57.6%，3年以上合同的占9.3%。21.5%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单位没有给他们缴纳任何保险，其中缴纳养老保险占50.4%、医疗保险占57.7%、工伤保险占52.1%，失业保险占35.9%，生育保险26.3%。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
新生代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维护权益方面的支持，一是惩罚侵害权益的雇主/老板，占35.2%；二是得到法律知识辅导，占30.7%；三是追讨拖欠工资，占29.3%；四是取消对外地人的歧视政策，占26.0%。他们希望能够借助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希望政府能够在政策上支持他们获得平等的就业权。
当他们遇到不公正待遇时，他们一般会采取以下方式解决，一是自己找本单位领导，占41.3%；二是离开这个老板/雇主，占33.4%；三是忍受发牢骚，占25.2%；四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占12.2%。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采取离职或者忍受这种消极的方式，但是权利意识逐渐上升，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试图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政府没有对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占16.3%；认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太好，服务品种少质量差的占19.6%；认为所提供的服务不好，没什么服务的占13.5%。只有21.8%的人认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好很周到。从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评价较低。
3.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性慈善需求
发展性慈善需求是慈善需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提供慈善服务的终极目标。这里的发展性慈善需求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身发展的需求，是一种生存之上的发展性需求。发展性慈善需求已经不再与贫困、特困等社会情境直接相连，而是与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直接相关，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所迫切需要的一种普遍性慈善需求。职业教育与培训、创业基金支持、公民意识与能力的培养、现代性生活方式的适应、社会身份认同等都属于发展性慈善需求。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发展性需求上的要求较为迫切，对于他们而言，在经济收入和发展前景上，他们更看重后者。
（1）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已成农民工主体，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具有不同于父辈的新特征、新诉求。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更希望通过技术来改变命运，他们希望在业余时间接受教育培训，提升自我。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占59.8%，其中79.1%都是由单位组织的，自费参加职业培训的有19.9%。但是目前的职业培训手段忽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的特点，主要采取“填鸭式”教学方式，难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由于缺乏实践性教学，缺少实践基地，从而大大降低了教育培训的实效性[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