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冲
我不再参加辩论赛了，在我参加过许多许多场辩论之后。
初识辩论
从我的初中开始，转播大学生辩论赛突然成为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的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辩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一个亮点。
于是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迅速成为许多学生心目中的一种时尚，辩手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勤奋等等优点，成为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中学生学习与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风靡校园。
我就是一个看了电视才明白什么是辩论的孩子。记得当时还小，听双方陈述时的辩词总是一知半解，只是觉得许多排山倒海的排比和抑扬顿挫的诗词比朗诵还好听，而到了自由辩论你来我往的时候，总是不以为然地觉得不就是互相抬杠和挤兑对方吗？于是经常在电视下面为台上的辩手着急，着急毫无用处也无法发泄。看完电视的第二天就跑去找老师说，我们班上组织辩论赛吧。那一年，我上初一。
我小时候说话结巴，初中迷上了辩论后，结巴突然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反而说话速度越来越快，激动的时候快得几乎无法断句，对方辩手经常在自由辩论的时候向主持抗议听不清我刚刚说了什么。没办法，我试着平时说话时放慢速度。这么一快一慢，表达能力终于有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中学时代的辩论，现在想来，游戏的意味大大多于真正的对抗。虽然也上了当时颇受欢迎的“第二起跑线”，作了一期辩论的节目，但是，辩论带给我的快乐仅仅是在和同学为了一个诸如“癞蛤蟆应不应该吃到天鹅肉”的题目争得面红耳赤后，得意洋洋地让理屈词穷者请客——买雪糕。
登台辩论
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
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培养学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新生辩论赛，我们代表法学院一共打了5场。每准备完一场辩论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我们没有教练，全靠4个辩手商量出逻辑底线，然后坐两个小时的车去燕园的图书馆里找资料，回来讨论到深夜，然后去比赛，胜利了，再准备下一场比赛。
就这样疲倦地辩论了一个月，我们终于杀进了决赛。对手是尤其善于引经据典的中文系，我们是反方，题目是：打击盗版应该主要依靠市场。正方的题目是：打击盗版应该主要依靠政府。当光华管理学院一位年轻的博士老师听到我们这个题目时，第一反应就是：你们肯定输了，在市场上盗版一定驱逐正版。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我们果然输了，虽然我后来借助队伍的失败，得了一个“最佳辩手”的平衡，但我还是耿耿于怀这个题目。它究竟是谁出的？有人告诉我，是大名鼎鼎的孙东东老师出的。
说孙老师大名鼎鼎，一点都不夸张。在中国辩论界，孙老师的确是重量级的人物。从第一届代表大陆参加新加坡大专辩论赛的北大代表队的教练开始，孙老师的身影就出现在每次重要的辩论赛的评委席上或者辩论队的顾问席上。说到对中国辩论的研究和了解，孙老师可以毫不谦虚地不让二人。孙老师本人也是聪明“绝顶”，能言善辩，曾被评为北大法学院首届十佳教师之一。
也许命中真的和辩论有缘，回到燕园的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孙老师叫我去参加一场辩论赛！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辩论赛，正方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立场是“把医患关系当作消费关系利大于弊”。反方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立场是“把医患关系当作消费关系弊大于利”。
尽管这是一场友谊赛，但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和中国最好的医学院的大学生，辩论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与医学和法学都相关的社会问题，这场辩论本身充满着戏剧的张力。
医患关系在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每期的《南方周末》都会有整版的新闻与讨论。由于各地医疗事故频发，而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制定后多年未修订，并且在上面规定医疗事故的处理单位是卫生行政部门，病人的知情权在办法上没有充分得到保护，导致在具体实践中，许多当事人的病历遭到医院篡改，在纠纷处理上当事人也容易产生卫生部门偏袒自己的下属部门——医院的感觉。另外由于恶性医疗事故频发，医风医德的滑坡遭到许多媒体和人士言辞激烈的批评，许多人主张在医患关系中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弥补事故中病人家属遭到的损害；同时，利用消费者权利的规定给予患者在医院就诊时有被当作“上帝”的感觉。
然而从医院和医生的角度来看，医学本身就注定治疗行为总是伴随着不成功的风险，这种不成功在病人或者法律的角度却往往可能被认定为是事故。中国医院不可能为每个医生建立起医疗风险保险制度，那么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很可能导致的是医生在病人面前保守治疗，多检查、多观察，从而导致病人就诊成本的增加和治疗的“合理”延误，最终损害的是病人的利益。因此有人提出，在医院里，患者不能是像消费者一样的上帝，如果说护士是白衣天使的话，医生才是真正的上帝。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上帝”？这场在社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就这样被集中到了我们这场辩论里。这场辩论赛在北大吸引了很多听众。《南方周末》后来发表了辩论现场的照片。
法学院之辩
转眼已是大四，辩论已经是记忆中曾经的一种游戏了。然而当京津地区法律院校辩论赛的消息传来时，我们的心情又不安分了起来。这次辩论赛由中国政法大学组织，北大、民族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的法学院组队参赛。本来同意参赛的清华和人大法学院后来因故退出，令人颇为遗憾。但是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院校都是辩论之风盛行、辩论传统悠久、辩论实力颇强的“老字号”辩论队。
我们与民大、政法分在了一组，另外三支队构成另一组，小组第一名出线。首场打客场，对民大，辩题为“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有促进/阻碍作用”，我们在民大发挥得十分出色，打赢了比赛，也得到了民大同学热烈的掌声。第二场主场对政法，政法一心夺冠，气势逼人，4位辩手也是从整个政法大学经过竞争脱颖而出的高手，的确实力不凡。由于组织工作上的失误，比赛被安排在一个仅能容纳100多人的教室里，比赛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辩手离观众席的距离仅不到半米，观众的议论声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但是在这次的比赛中，我们的几个辩手发挥稳定，妙语连珠，特别是我们的三辩周曦不断攻击对方的逻辑漏洞，让对手在自由辩论中因为情绪激动而出现了不少的口误。到了四辩陈词时，我总结了对方在整个辩论中的逻辑谬误，用现实有力的例子赢得了场面上气氛的共鸣。最终，我们艰难地赢了政法大学。
终于到了决赛，对手是连克天津南开和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比赛现场设在了政法大学的大礼堂。这是我经历过的听众最多的一次辩论赛，整个礼堂座无虚席，走廊和门口也站满了人。这次的辩题是：“法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效率。”在这场辩论结束后，还要立刻抽签决定另一个小辩题和正反方立场，再进行一场辩论，根据两场辩论的结果决定胜负。
原谅我不能活灵活现地记录整个辩论的过程吧。作为辩手站在聚光灯下时，我能听到的仅仅是对方辩手的陈述和我的队友们的回答，时刻准备着的是记录对方辩词中的漏洞和支援队友的观点，对于其他的一切，辩手们几乎什么都无暇顾及。也许辩手是整个辩论场上最不清楚整个比赛的花絮和精彩之处的人了。
主辩论结束了，小辩题立刻抽签产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不是好士兵。”我们只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所以基本上大家只是简单统一了一下逻辑底线，其他的只能依靠临场发挥了。
终于，一切都结束了。当受人尊敬的民法学家、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江平教授走上讲台开始评议比赛的时候，数千人的现场变得无比的安静。江老仍然保持着一贯幽默的风格：“今天我觉得很没面子，在政法大学的礼堂里，这么多政法大学的观众，作为政法大学的教授，我却要点评一场没有政法大学参加的辩论赛。但是，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北京大学法学院是这场比赛的胜者！”
一切都不用多说了，所有的紧张、疲倦、懊悔在那一刹那都变成了欢乐。为北大法学院而辩，我们做出了一个精彩的辩护。
反思辩论
尽管我渐渐得明白了辩论这种游戏，在强烈的取胜压力下，已经不再是真的智慧和性情的简单流露这么轻松的事情了，各种技巧、布局、推敲已经把辩论向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反方向越推越远。但一个偶然发生在某场辩论赛之前的小故事，才是真正让我触动，由此彻底产生再不参加这种被异化了的游戏的决心的原因。
那是在一场重要的辩论赛开始的前几分钟，由于休息室让给了对方的辩手，我在法学院办公室里紧张地踱来踱去，背诵着稿子。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也许他也正好要离开办公室，一位令人尊重的教授向我走了过来。他文风犀利，写的文章从来以强大的逻辑和思辨力量征服读者，他在上课的时候也如同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辩手。我颇带自豪地向教授讲述了我们的辩论，请他给我一些指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赢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学院赢了！
这位教授并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热情地鼓励或者回应我，他淡淡一笑：我是不懂辩论的。我懂得分析问题，但辩论并不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好办法。理屈词穷者并不一定真正被说服了，辩论得很精彩但可能讲的都不是道理。很多真理不是在辩论中可以辩出来的，也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被这个意外的、直率的评论打得有些转不过神来，但是隐隐又觉得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一直怀疑和思考的，颇合我心。这位教授向外走，半路转个身又说：在中国这种有着特殊辩论传统的国家，辩论中体现、强化的一些思维习惯不见得是好事。不过，祝你们好运。
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回味着他刚才这几句平淡中亦有深意的话，低头看着我准备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地用红笔写满着符号、例子，突然一种虚无的感觉在我的心底升起：我是在为了说明道理去辩论，还是为了辩论去说明一个道理？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古希腊的雄辩家克雷西多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一开口，我便觉得空虚。
一个辩论了许久的年轻人对自己说：青春辩论当歌。恣意与激情之后，思索还需要向踏实与理性的成熟前进。
于是我不再参加任何辩论赛了。过去的，已成为了青春的记忆；未来的，将翻开崭新的另一个世界。
（小冲，男，北大法学院辩论队队员，现为金融法专业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