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这忌裸、恶裸，并非等于裸真的这么值得忌、值得恶。裸是一种美，裸的作品还是一种艺术呢。无论是珍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维纳斯半裸石雕，还是佛罗伦萨学院中“大卫”的裸像，都是其佐证。公元20世纪30年代，艺术大师刘海粟在上海美专任校长，在张园开了一次作品展览会，第一次展览人体习作，顿时舆论沸腾，口诛笔伐，什么“艺术界的叛徒”呀，“教育界的蟊贼”呀，“大伤风化非严惩不可”呀，骂娘声此起彼伏。到了今天，刘海粟的公案早已清楚了，这是艺术，是人体美学。事隔50多年后，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人体油画展，轰动整个首都。虽有拍案怒骂寻上来打官司的，但终究是赞声压倒骂声。尔后“人体热”乘胜前进，正由斑驳的油画向人体摄影进化。人体画也好，人体摄影也罢，其表露都是裸。这裸很美。美就美在“清水出芙蓉”，展出了自然界中最美的人体，标志着人类的一种精神文明。“裸”作品的问世以及被社会公认，无疑是人类的一个进步。
裸既然是一种美、文明和艺术，于是人们就抖起追之求之事之而不疲。“裸”作品也就“野火春风”起来了。先是“深入寻常银幕中”，后则占领了画册、挂历，并深入千家万户之中。譬如大银幕小银屏必有靓女洗澡，靓子洗澡务必雾气熏蒸自下至上皆系“裸”，足显线条美、青春美；脱得赤裸裸的男女角色可以大大方方地拥抱亲吻抚摸，堪称“美的享受”，“生活之再现”；在那些胡同小巷里只有深夜后才开映的“裸镜”、“床戏”，更是裸的世界，男人裸、女人裸，小伙裸、姑娘也裸，裸得一丝不挂，尽得白皙丰满线条美之“高雅”，足让后生小伙、小姑娘家陷于“风月宝鉴”般的如痴如醉乐不可支。这等“裸”作品，就不是给人以美感给人以愉悦，而是叫人血压骤升，心跳加剧了。不难设想，倘若咱们的教室、实验室里尽挂些“裸镜”、“裸品”，咱们的兵营里尽挂些一丝不挂的“珍妮”、“曼丽”，那该是何等光景？可不，家乡那位阿丁看了几回“裸镜”、“裸戏”后，夜里竟跑到女学生宿舍里抱起人家来了。
“裸镜”、“裸戏”之盛而不衰，据说并非完全是为了那高雅的艺术，而更要紧的还是那实实在在的大钞。艺术与其他行当一样，也要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效益为中心。栩栩如生的“裸镜”，当然要比《南征北战》什么的叫座；活灵活现的“床戏”，当然要比《老井》什么的轰动一万倍！况且也不愁没有“观众群”，“非裸勿视”的“裸迷”，里巷皆是，后继有人。这等火爆之事业，何乐而不为？
人似乎是个矛盾体，原本是裸的，而偏偏裸不得；鼓足勇气创作出“裸品”来后，又愁“裸”的蔓延，“裸”的泛滥。人们究竟如何“裸”呢？以愚论之，该裸的总得裸，让更多更好的“大卫”或“维纳斯”式的裸像登上艺术的大雅之殿；该忌之裸总得忌，决不让令人“心跳加快，血压骤升”的“裸镜”、“床戏”深入寻常百姓家。若持此道，人们对“裸”也就舒坦多了。
（1989.8）
“古怪”的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学术造诣惊煞世人，可就是性格有点“古怪”——绝交息游，不愿意拜访别人，尤其不愿意拜访名人。凭你什么“家”，什么“星”，他不造访就是不造访。他在北京时，住的地方与章士钊寓舍仅一巷之隔。章是举世皆知的大学问家，待人随和平易，而且与钱的父亲钱基博关系不错。钱基博听说儿子住处与章家不远，便写信催儿子前往造访，然而钱钟书一直没有遵嘱前往。70年代中期，章士钊的煌煌大作《柳文指要》出版，钱钟书读后，居然暗暗庆幸自己未去拜访章。他说：“假如当年遵先父命，今日必有后悔。”岂止是章士钊，“即使是司马迁、韩愈住在隔壁，我也不会造访。（钱钟书语）”
这就是钱钟书。
钱先生实在古怪、固执、“迂腐”。这号人士肯定当不了社会活动家。都什么年代了，还如此这般闭关自守孤芳自赏。现代人要适应现代开放社会信息社会，要进入交际场，多交些朋友，从外界接受各类信息和知识。好在钱钟书乃20世纪初出生之人，倘若后生晚辈持之此道，那必将为人所笑掉牙。
然而醇儒治学，各有“怪”招。钱钟书如此这般，实在不是拒绝社交拒绝外面的世界，而是学迷心窍，潜心治学。正是因为他这么怪癖，才会有他那《管锥篇》、《谈艺录》、《围城》等长篇巨制。原谅他吧！
（1993.6）
人格面具与诚实
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学家荣格曾奉劝世人要学会戴上不同的人格面具去“扮演”不同的性格和角色。这种哲学的本质便是让人们学会世故、多变：“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逢什么人说什么话”。我以为倘若真的不折不扣地去实行荣格的主张，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点可畏和可悲了。与你打交道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带着人格面具的人。
做人要诚实。美国总统林肯便是个诚实人，为人处世大概没有什么“人格面具”。年轻时，他在一小店铺当伙计，买卖公平，态度和气而不分亲疏贵贱，深受顾客欢迎。谁个要是少拿了找头，他总是亲自给谁送去。有一个时期，林肯负责一个小镇上邮局的工作，工资每月一元（这家邮局只有他一人，从局长、职员到邮递员都是他），后上级邮局通知他停业，也不要他清理账目，可林肯硬要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把账本和钞票置于一只破袜里等待交账。一年之后，林肯在路上遇到邮政部门的一个官员，就把他拉到家中，拿出袜子，慎重地交了上去，此事一传开，人们都叫他“诚实的林肯”。林肯的诚实，博得了极高的声誉，加之他努力的奋斗，先后当了议员、州长，后竟当上了总统，这也许无不与之诚实有关。倘若他“明里一把火，暗地一把刀”，鬼才选他呢。
诚实是人的一种好品质，它像一汪见底的清泉，将自己的完美，残缺和盘向人们托出，同时也照亮了人们的心坎；诚实又是一种勇敢，一点也不亚于刀枪拼搏的勇敢；诚实是对自己、对他人，对整个社会都负责任的高尚的情操。林肯何以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佳总统”？除了他解放黑奴的伟大功勋外，他那诚实的人格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人类呼唤诚实，社会需要诚实！
（1990.11）
钱多的苦恼
“世人皆说钱多好，却不知钱多有钱多的苦恼！”这是一位劳动致富的个体户的喟叹。他告诉笔者，钱赚得多了，找上门的也多了，请支持的，要赞助的，让捐款的络绎不绝。给了吧，劳动血汗自流了；不给吧，又怕人说小气。
这就是钱多的苦恼。其实，钱多的苦恼岂止于此呢？钱多了往往惹盗引贼，破门的，撬柜的，翻箱的，刀枪威胁的，绑票的，杀人抢款的……真所谓“财粗身危，钱多命殆”！于是有了钱就得实行三防；防盗、防劫、防身，稍有不慎就会人财受损。有鉴于此，有钱人便建起深墙高院，养狼狗、安装防盗设施，那些高科技防盗产品便纷纷出现。至于说到外国，有钱人常雇有私人侦探、私人保镖，出入前呼后拥，以保脑袋和钱财安然无恙。倘若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哪有这些麻烦事。
近日又得一趣闻，说是美国超级歌星富杰克逊自打那次被大火吞没了贵重财物，对火尤为惧怕，后又因为家里牲口棚失火，大火呼呼差点儿夺去了他心爱的牲畜的性命。惊悸中花费了30多万美元雇佣一支私人消防队，建立了一个消防站专门为他的私人财产防火。可见，钱多了苦恼也多并非奇谈。
钱多了即使不被抢、被偷，但如何来用，也让人颇费心思。这一点，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最有体会，钱越多越操心，最后只好为钱而殉葬。英国有位叫做霍金斯的百万富翁，患了癌症，为了不让死后钱归他人，便决定把自己积累的钞票全吞进肚子里，结果被钞票梗塞，一命呜呼。
钱多的苦恼害了不少人，但也唤醒了不少人。加拿大地产巨头、亿万富翁豪斯蒂芬·桑德便是被唤醒的一位。他在经受多年钱多的苦恼后声明：“我想做穷人！”随后付诸实施，把自己的全部钱财移交给慈善机构，自己去做一位清贫如洗的教师，不喝酒，不抽烟，连猪肉也不吃，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认为这样非常快乐。
其实，钱多了并非注定要苦恼，高度的物质文明，钱多连喜都来不及，何来苦恼？所谓苦恼，只是一定社会环境和畸形心态所致。一个人若为富不仁，行恶作孽，或自私自利，患得患失能不苦恼吗？毋庸置疑，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文明社会，钱多的人再用不着提心吊胆；热爱社会，热心公益事业的人，是决不会为钱多而叹息的。一位香港大亨把“赚钱，爱国，做福利事业”作为他的奋斗宗旨，这样的人士，钱越多，他就越不会苦恼。相反，他更加欢乐呢。
（1991.4）
亿万富翁拉杂谈
亿万富翁无疑是当今经济时代的“白马王子”，其头顶上闪耀着的光环令人羡慕不已。亿万富翁如李嘉诚、霍英东、包玉刚者，无不蜚声海内外，名闻遐迩。本埠近年来也出现亿万富翁。一位30出头的私营企业家，前几年抓住机遇，瞅准市场，在工商、地产、旅游、高科技等领域大显身手，至今业绩如日中天，资产逾亿。钱多了，业大了，人也出名了，公益事业接二连三地做；大会小会，还有诸如剪彩，奠基，表彰，跻身于各类协会联谊会基金会之类的事接踵而至；政协委员、总商会理事一类的头衔陆续挂上。像这类亿万富翁，本埠还可以数出几个。
亿万富翁在咱们这个底子还薄，落后面还较大，市场经济还欠发达的国家毕竟是寥寥无几，可在人家外国就屡见不鲜了。美国《幸福》杂志1993年公布了世界亿万富翁的名单。该杂志说，当今世界上共有亿万富翁233人，其中四分之一是美国人。《幸福》杂志是自1987年起开始公布全球亿万富翁的，当时只有98名。
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不知道亿万富翁的日子怎么过，住些什么别墅，吃些什么菜，喝些什么酒，穿些什么衣，睡的是什么床，坐的是什么车？回答这些问题，需得谈它几天。钱多得数不清，怎样生活也是个难题。我的回答是，“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当然是五光十色的。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一掷千金者有之；守财如命，贪婪吝啬，“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者有之；艰苦奋斗，节欲戒奢，奉献社会，热心公益者亦有之。不论他们有什么不同，但这么几点无疑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大名人，他们的钱财几辈子也花不光。他们的命最值钱，他们的财产将是社会的财产。
有人问，怎样才能成为亿万富翁？《幸福》杂志回答说，最有效的方法是选好父母。幽默极了。如亿万富翁丹麦人戈德弗雷·克里斯蒂安森和基尔德·克里斯蒂安森是父子俩，他俩的祖辈就是丹麦“利戈”玩具的创始人。“选好父母”说白了，就是“世袭”、继承。
不过，更多的亿万富翁还是靠自身的奋斗和拼搏。名单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是通过生产、经商和玩证券成为亿万富翁的。美国人沃雷特·巴弗特握有股票，当股票升值，他的财产一下增加了33%，达到64亿美元。远的不说，本埠那位“亿万富翁”也就是靠自己的脑瓜、毅力和意志在商海中拼出来的。
如果有的亿万富翁不知道怎么支配自己的财产，也不愿为财政问题而操心，那该怎么办？《幸福》杂志建议他们进行长期的市政建设投资。《幸福》杂志给富翁们算了这么一笔账：投资市政建设，每10亿美元每天可得到15.3万美元的利息。看来亿万富翁只要投资于公共事务工程，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对自己都大有益处。
那天读报，又得一亿万富翁怎么生产，怎么花钱之新闻。这位亿万富翁是从一个家庭作坊主到国际知名企业家的——香港金利来集团创办人曾宪梓先生。他富了不忘桑梓，在内地捐款项目已超过200个，金额逾2.5亿港元。这曾氏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寒农家，依靠国家助学金得以完成中学及大学课程。30年前他只身到香港，经过艰苦创业，奋力拼搏，成就辉煌。他在家乡梅州捐资8千万港币用于修桥筑路，兴建医院及学校；在北京、哈尔滨、广州等地多所大中小学捐资设立教育基金；捐资1亿港元与国家教委合作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他说：“深受国家之恩都没有留在内地服务，我要以另一种方式来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读了这则消息，我不由对曾宪梓先生这样的亿万富翁产生由衷的敬意。在神州大地上，在全世界炎黄子孙中多几个像曾先生这样的亿万富翁，那该多好！
（1994.1）
以病谢客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了名的人往往不大好受。
名人H是个极为繁忙的社会活动家。面对雪片般飞来的红柬请函，接二连三的会议通知，没完没了的座谈、剪彩、颁奖活动，他是拒之莫能，怨苦不绝，“恐怕只有病倒才能了结”。
然而他不能病倒。他不能，下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盖咱们中国之世情谁也悖不得，人情债大于天。其实有谁能“病倒了结”？人活于世俗之中往往未能免俗。况且他没有病。
不过也有例外。中国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就偏不理这个茬。对于外界来客来事，对于那些来柬来函大都婉言谢绝。钱先生写道：“平生素不喜欢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老来岁月，更无闲力作人情……”“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矣。”“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对于那些硬找上门来访之客，常常以病谢绝，决不心“软”。
当然钱先生并不是拒绝一切事一切客，而是实实在在以此道来对付那些可有可无的无端之应酬。他常说今时有些“活动”实在太够呛，“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对这号“隆谊盛情”，虽然用不着怒目而责，但应以病谢绝，息事省费为佳。
钱钟书以病谢客，这可以说是上了年纪的人的专利，咱们年富力强者未必都效而法之，然而他那淡泊于名誉，甘于清寂，惜阴节时，潜心治学的高洁品性是值得我们好好记取的。
（1993.1）
艺术与金钱
古往今来艺术界中人似乎总不那么爱金钱。真正的艺术家终日冥思的是自己的艺术事业而不是腰包中的金钱。“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处涸辙而犹欢”、“富贵于我如浮云”……无不是艺术界中人圣洁清高之写照。王羲之给人写字，喜欢要人家的鹅远胜于拿人家的金银财宝；贝多芬演奏其名曲，希图的是虔诚的听众而决不是王公贵族们可怜的施舍。王冕、齐白石们可从来不为大富翁们作画。
艺术界中人不大爱钱，并不是说艺术界中人就可以不要钱。离开钱，在商品社会里，艺术界中人没有钱照样没饭吃、没衣穿，“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定律同样适用艺术界中人。可以这么说，没有金钱支撑，艺术的高大殿堂就会轰然坍塌。艺术，原本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是一种特殊的高价值的商品，艺术及艺术家有资格拥有自身应有的价值——金钱。艺术创造金钱，应该是社会公开地合理地对艺术的回报。艺术界中人箪食瓢饮，穷困潦倒，只能是艺术的悲剧。艺术界中人以自己的劳作和产品去挣钱，赚钱，奔富，致富，像芸芸众生吃喝拉撒，结婚生子一样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