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做得很成功。在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住了两天，伤口没出现任何状况，经凌大夫批准，我被护士“遣送”回了普通病房。这时，爸爸妈妈正焦急的等候在监护室门口，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见到我了，这几个夜晚，他们一直守在一楼的家属等候厅，随时等待医生的传唤。
见我被推出，爸妈齐齐拥上来，叫着我的小名，语气里是难以形容的只有父母对儿女才有的那种担心：“琼宝，你怎么样？”望着爸妈因熬夜留下的黑眼圈，我眼睛红了：“挺好，宋大夫说我的伤口愈合不错，引流管都拔了，在里面有专门的护工照顾，每天给我喂流食，翻身，就是挺想你们的。”“我们也特别想你，监护室都不让家属进，你爸爸每隔一段时间就跑上来托护工打探你的情况，听到你好，我们才放心。”妈妈说这话的时候，我仿佛听见一块石头落地的声音。
转到普通病房以后，我仍然要每天大量注射消炎与激素类药水，为了控制术后的痉挛加重现象，我每天还要服用一定剂量的安定，所以那段日子，我总是昏昏欲睡，醒了又觉得特别饿（激素能使人食欲大增），于是躺在床上拼命的吃了睡，睡了吃，好几次半夜饿醒，妈妈不得不给我加餐，没几天，人就胖得变了形。
七天后，我的伤口完全愈合，宋大夫来到病房为我拆了线，整整躺了十天，每天都得小心保护好颈部的伤口，即便是躺着，头也不能乱动，现在终于可以坐起来了，尽管伤口内还有隐隐的疼痛，我的心却早已飞到了病房外，好想坐着轮椅出去走走啊！今天，我一定要让自己如愿。
为了保护动过手术的颈椎，宋大夫为我拿来了一个颈部固定器，也就是硬质海绵做的脖套，第一次戴上这个笨笨的家伙别提有多难受了，脖子像被人掐住了似的不能动弹，戴上它时，脖子与头永远只能是一条直线，正在给我调试脖套的宋大夫看我难受的样子，又非常认真的叮嘱：“脖套至少要坚持戴上三个月，骨头才能长好。”“啊！”，我脑子里马上闪现出在炎炎夏日我戴着脖套挥汗如雨的痛苦画面。“没关系，到时啊，你的脖子就是世界上最标准的脖子了。”宋大夫第一次丢掉他严肃的面纱，跟我开起了玩笑，我却恨不得要马上摘下它就好，我突然对当年孙悟空痛恨紧箍咒有了更真切的体会。
下午，我第一次戴着脖套让小阿姨推着到病房外走了一圈，北京的天气仍然寒风飕飕，我呼吸着有些刺骨的冷气，心里却是暖融融的。我再次想起了这次有惊无险的手术，凌大夫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手术在她的精心操作下，血管瘤被成功切除了，正像她所说：她留给我的是一条坦荡无阻的康复路，最后的好与坏关键看努力的结果了。
医院很快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就在我对下一步该如何走向正迷茫着，凌大夫却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给我极大动力与信心的话：“留在北京康复吧，我真希望能亲自看着你站起来。”在她的安排下，我又住进了位于宣武医院不远的广外医院康复科，在那里，我接受了十天的康复训练。
但是，问题出现了，由于手术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从湖南带来的钱已是捉襟见肘，如果再在北京住下去，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爸妈无奈之下决定，暂时带我离开北京回湖南。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爸爸和妈妈曾发生过激烈争吵。妈妈的态度是“即使到处借债，也要为女儿把病治好”。但爸爸的理由是“病要看，但借债不是长久之计，今后全家的生活也要考虑，更为关键的是女儿的后期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在家乡还能得到亲戚朋友的照应”。每次听着爸妈的争吵，我都不知道该帮谁，也不知道怎么劝阻。
2002年3月18日，北京的天空很晴朗，但风很大。下午4点，爸爸妈妈默默地收拾好行李，叫了120 急救车，帮我抬上救护车的担架。爸爸在把轮椅、行李一件件放到救护车上，妈妈在和一位来送行的阿姨说些什么，再过来时，眼圈红红的。
其实我真不甘心这时候离开北京“我想亲自看着你站起来。”干妈的话这时又在我耳边响起来。我真害怕这一走，会失去最佳的康复时机。“回到湖南，我的希望还会有吗？”我这样问自己。但看着妈妈和爸爸的身影，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们一定比我更痛苦。
干妈是3月17日才知道我要走的消息的。“为什么？！”当时她特别吃惊。我告诉她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关系，必须暂时离开北京。干妈的语气流露出极大惋惜。电话里，干妈说她第二天会来送我，但被我谢绝了。
从医院到西客站的路上，我们一家人谁都没有说话，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火车开动了，我给干妈发了短信：“干妈，我现在在回湖南的火车上。非常感谢您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回家后我会继续进行康复，并希望随时和您保持联系。”短信发出去不久，干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叮嘱我要保重，并说她会继续关注我的病情。
尽管离开北京让我难过，但对家乡的渴望，让我一路上心情渐又好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