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故杜诗云：“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盖笑之也。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刘禹锡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纟采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绢九千匹。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因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柳耽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惟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续笔》卷六）
柳玭：尝为高湜贬高要尉鸣不平，上三疏申理。文德初以吏部侍郎修国史，拜御史大夫。正直清明，后遭贬泸州剌史。
顾彦晖：初为天德军小校，讨黄巢有功，为汉州刺史。兄彦朗死，自为留后，诏为节度使。后王建入蜀据两川，晖自刎。
苏坡公：苏轼，见前《长歌之哀》注。富韩公：富弼，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少为范仲淹所知。庆历间为知制诰，奉使契丹，力拒割地，讲明和与战之利害，使南北人民安享太平。至和二年与文彦博同任宰相。后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新法不能争，称疾求退。苏轼有《富郑公神道碑》。司马温公：司马光，见前《温公客位榜》注。苏轼有《司马温公神道碑》。赵清献公：名扑，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进士。官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世称“铁面御史”。历龙图阁学士知成都，为政简易。后与王安石不合，由参知政事再出知成都。卒谥清宪。著有《赵清宪集》。苏轼有《赵清献公神道碑》。范蜀公：范镇，字景仁，华阳（今四川成都南）人。进士。仁宗时知谏院。尝请建储，面陈至泣下，上书待命百馀日，鬓发为白。后任翰林学士，与王安石不合，遂致仕。封蜀郡公。苏轼有《范景仁墓志铭》。张文定公：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今河南商丘南）人。自号乐全居士。进士。著作郎，后累官参知政事，知陈州。慷慨有气节，对王安石新法巍然不少屈。卒谥文定。著有《乐全集》。苏轼有《张文定公墓志铭》。
赵康靖公：名塈，字叔平，虞城（今属河南）人。进士。历官知制诰，入翰林学士。仁宗时累官枢密使，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康靖。苏轼代作《赵康靖公神道碑》。滕元发：初名甫，字元发，后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东阳（今属浙江）人。进士。神宗时历官御史中丞，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敢于帝前直言。哲宗时除龙图阁学士，徙知真定、太原，威行西北。卒谥章敏。著有《孙威敏征南录》。苏轼代作《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
赵瞻：字大观，整屋（今甘肃周至）人。进士。授孟州司户参军。历知万泉、夏县，皆有善政。英宗时以侍御史判汾州，神宗时判开封。对青苗法有异议，出知同州。累迁同知枢密院事。著有《春秋论》、《史记牴牾论》、《唐春秋》、《西山别录》等。
曾子开：名肇，曾布弟。进士。历中书舍人、吏部侍郎，徽宗时累迁翰林学士。后同元祐士大夫同遭贬。熙宁以来，朝政正邪相倾轧，肇夹于其间，数不合。著有《曲阜集》、《西掖集》等。彭器资：名汝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进士。神宗用为监察御史里行，指陈利益，多是人所难言者。元祐中迁中书舍人，出知江州卒。著有《鄱阳集》。
“点评”
辞书上解释“润笔”，几乎都提到《隋书·郑译传》的故事：皇帝命内史令李德林写诏书给郑译复爵，高颎从旁对郑译开玩笑说：“笔干。”郑译说：“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晋宋以后果然有了润笔的费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稿酬了。此举到了唐代便开始盛行起来。
这里举到李邕为他人写文章，所得财物上万万，又多是人家先拿着金帛求他写的。斛斯融则是写过之后去讨碑钱，所得自然很少，几乎连家中生活都维持不了，可见先讲定报酬或先付酬是最为妥当的。韩愈善写此类文章，他的集子里有哀祭文34篇，碑文75篇，刘禹锡祭韩愈文中说他“一字之价，辇金如山”，不算夸张。难怪刘叉说那番话并拿走他几斤金，因为刘叉侠义豪爽，不满意韩愈阿谀死人得到很多润笔，便动手打击韩愈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但只有洪迈说到刘叉拿的正是韩愈撰王用碑所得的润笔，其他书未说到这一点。
苏轼撰此类文章似有自己的分寸，给什么人写，不给什么人写，都有他的考虑，为了了解这一点，在注释中特别对人物作了较多介绍。不过苏轼除了代人所作以外，还撰有二十多篇，其中大多是与家人、庙堂有关的。
我国自古以来便很讲究树碑立传，行状、祭文、墓志、碑文都是树碑立传的文体。这类文字大多是隐恶扬善的，所扬也未必是真，因此，有人不愿写此类文字，像这里提到的萧亻免宁违皇帝之诏，韦贯之宁愿饿死，都不肯为王士真、裴均写碑文。但是，由于写此类文字的润笔可观，文宗时长安城里便争着给人写碑文，甚至拉开争夺战，去挣那份润笔费，真可谓中唐时期的一道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