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亲王是慈禧太后晚年最信任的亲王，在他还是外务部尚书的时候，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就得到风声，庆亲王不久必将出任领军机大臣（即后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于是，袁总督派亲信杨士琦带去了一张十万两银子的银票孝敬庆亲王。庆亲王初见银票面额以为眼花，揉眼仔细再看，确是十万两。从此庆袁二人便结下了深厚交情。
交情是要好好呵护的，庆亲王明白这个道理，好在已经秉持国政，正可回报袁世凯。北洋军要扩编，奕劻支持。北洋新军由一镇渐渐扩展为四镇，后又扩充为六镇，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心腹将领牢牢把持兵权。六镇中其余重要干部，几乎都由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中下级军官升任而来。这些人的事业前途都出于袁世凯的提拔，对袁自然是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庆亲王索性让自己的儿子载振同袁结成把兄弟，变成一家人。这一时期里，北洋势力迅速膨胀，袁世凯得以身居地方而左右全国政局，俨然成为清末政坛的中心人物。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袁世凯最大的靠山慈禧太后去世，小淳王载沣摄政监国。当时，民间流传载沣为其兄光绪皇帝报仇，已将袁世凯秘密处死，一时流言四起。
庆亲王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没有白拿袁世凯的银子，他设计利用载沣会晤各国驻华公使的机会，让袁世凯陪同出席，使谣言不攻自破。谣言虽破，但满族年轻新贵们杀袁夺权的计划已经酝酿成熟。庆亲王在养心殿力争说：“袁世凯人虽不在北洋，段祺瑞、冯国璋，还有江北提督王士珍，都听他的。如果他们提兵问罪，说为什么杀袁世凯，铁良（时任陆军部尚书）能挡得住吗？如果挡得住，可以杀，挡不住，不能杀。”一席话先把载沣吓了一跳，载沣又想了个理由：“袁世凯当年告密，大行皇帝（光绪）很吃了亏，如今是要为大行报仇。”庆亲王立即接口：“对不起大行皇帝的，恐怕不止袁世凯一人。”意在言外，矛头暗指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袁世凯，庆亲王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最后，载沣还是解除了袁世凯的官职，袁世凯被迫离开北京，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开始了安身隐居的生活。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喝酒吟诗，以打发落寞的时光。当时的《东方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幅著名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的取意。不过，从那幅图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北京的动向。袁世凯是胸怀大志的奸雄，自不甘退隐，他继续以厚币贿赂庆亲王，请他为之疏通。庆亲王也与袁世凯暗通声气，并扶植徐世昌等袁党，使袁的势力并未真正削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皇族内阁的这些人，都是一群无能之辈，平时就知道吃喝享乐，这下要动真格的了，一个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奕劻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镇压住革命党。奕劻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此人正是被载沣赶出京城的袁世凯。载沣听完，沉默良久，不作回答。奕劻看到载沣迟迟不作回应，心急如焚，他知道载沣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但眼下已经是火烧眉毛的时刻，唯有掌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才能解救清朝，别无他人可选，就苦苦劝说载沣招袁世凯回朝。在万般无奈之下，载沣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河南彰德的洹上村，开出的价码是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
虽然庆亲王费尽心力使袁复出，但是此时的袁世凯早已不是当年的袁世凯。他先是以“足疾未愈、难肩重任”推却，吊足清廷胃口，后又放出话：“要我干呢，未尝不可；要我干得好，须听我的。”开出总揽兵权、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由湖广总督变为钦差大臣督师，后又成为内阁总理大臣，不客气地将老领导庆亲王挤走。
之后，袁世凯拥兵自重，先逼迫摄政王载沣以藩王身份归邸，乖乖交出大权。1911年年末，清廷在武昌起义的硝烟中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会上提出，应当接受革命政府要求清室退位，建立民国，实现和平的要求。一时间，朝堂大哗，满屋红顶子们做梦也想不到，被视为救命稻草的袁大人竟是自己荣华富贵的掘墓人。
袁世凯的前任、庆亲王奕劻怒不可遏，手持拐杖对袁大打出手，恶狠狠骂道：“我瞎了眼，看错了人！”袁世凯冷冷回了一句：“王爷，咱们原本就没什么交情。”
最后，内外交困的清廷宣布年幼的皇帝退位，袁世凯如愿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于是，庆亲王奕劻被视为出卖祖宗的叛徒，皇族、亲贵无人不诟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