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诗碑还蕴含着一些趣闻轶事。晚唐岭南诗人廖有方一生写过好多诗，但流传在世的也只有一首：“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这首词写于公元815年，廖有方长安考试落第后，在宝鸡一客桟里听到一同命运人因病呻吟，不禁顿生同“病”相怜之情。后此人病死。廖有方无钱买棺木，就将自己乘坐的马卖给了村里的一个富豪，才安葬了这个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廖有方触景生情，悲从中来，就写下了上面这首诗，并将这首诗刻碑立于死者的墓前。也许是好心有好报，多年赶考均名落孙山的廖有方竟在这件事的第二年考中了进士。
“丘八”诗为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所创。冯玉祥（1882—1948年），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冯将军性格爽直，生活朴素，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有伟大的爱国情操，这些高尚的品德从冯玉祥将军所写的“丘八”诗中可略见一斑。
冯玉祥的“丘八”诗在当时脍炙人口，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冯玉祥反对内战，蒋介石就夺其兵权，逼他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去美国。1946年8月31日，即冯玉祥出国前夕，上海全国文艺协会在红棉酒家设宴招待他。出席的有郭沫若等100多位文化界人士。席间，应诸人要求，冯玉祥当场赋“丘八”诗一首：“冯玉祥，退了伍，到各处，说和平民主。看我好朋友，已经作了古。手抚着木棺，热泪流如注。回想前九年，战败失国土。此次又回来，觉得颜面全无。父老对不起，姐妹对不住。今天文化界，朋友欢送吾。能说什么话？觉得真痛苦，可查中外和今古。几句丘八诗，不知有何补？”诗中，作者怀着满腔激情，既有对往事的回顾，又有对文化界的期望，同时又表达了自己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诗句浅显明白，朗朗上口。
冯玉祥将军1946年出国考察，1948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轮船失火，伤重身亡。他的尸体现葬于山东泰山。墓前，有一冯将军的头像，大理石碑上刻着他的自题诗：“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自题诗，也是一首“丘八”诗。这首诗采民歌和打油诗之所长，词多粗俗俚语，运用白描手法，虽不合格律，但诙谐有趣，朴实自然。正如周恩来1941年11月11日祝贺冯玉祥60寿辰时所说：“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嬸笑怒骂，皆成文章。”确实，这首自题诗犹如一条巨谷深沟，表面平静无波，沟底里却奔涌着一股激流。这种风格与冯玉祥的性格是吻合的，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文如其人。”
由于冯先生的诗以“丘八”而著名，所以凡他的诗碑，人们习愤统称为“丘八碑”
对话碑
在石碑上刻人物对话，在我国还是不多见的。因为对话这一形式较为灵活，而碑文一般是严肃凝重的。现在介绍两则石碑上的对话。
一块是南宋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在江西省上饶出土的唐碑上。这是一位妻子替丈夫写的墓志铭：“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人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夫，其死也夫，苟达此理，哀复何言。’”
从元朝开始，碑文采用白话的现象也渐渐多起来，内容有圣旨、懿旨、令旨等丰富的元代历史资料，统称为“元代白话碑”。当然这种“白话”属古代白话，与现代白话还有很大差别。但这些元代白话碑里均无“对话”形式。在“白话碑”里保存有对话形式的一块碑在孔府里，它记载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与当时的“衍圣公”的对话。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马上要孔子的第55代孙、“衍圣公”孔克坚前来朝见。因朱元璋是造反称帝，所以孔克坚假托有病，派儿子孔希学前去朝见。朱元璋非常恼火，于是写诏给孔克坚说：“我虽庶民，然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尔言有疾，未知实否，若称疾以慢吾，不可也孔克坚接到诏书，诚惶诚恐，如坐针毡，惊慌中日夜兼程，急忙赶往南京朝拜。
洪武元年11月14日，朱元璋在谨身殿接见了孔克坚，仍然对其极力笼络。接见时，朱元璋问：“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孔克坚回答：“臣53岁也。”朱元璋又说：“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给勾当。你常常写书与你的孩儿，我看资质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写书教训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好不好。”同年，朱元璋一次就赐给孔府2000大顷田地（约合60万亩），又拨派115户农民作为孔庙、孔林的洒扫户，同时还给“衍圣公”封官加爵。
洪武六年，朱元璋召见孔希学时，问：“尔年几何？”孔希学说：“臣三十又九。”又问：“今去尔祖孔子历年几何”？孔希学答：“近二千年。”朱元璋说：“年代虽远，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朱元璋又说：“今尔为袭，封爵至上公，不为不荣矣，此非尔祖之遗荫欤？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内铨注，以政事烦尔，正为保全尔也。尔若不读书，违朕意矣。且人年自八岁至弱冠，多昏蒙不开，不肯向学；自弱冠至壮年，有室，血气正盛，百为营营，亦无暇好学；尔年近四十，志虑渐凝定，见识渐老成，正好读圣人之书，亲近明师良友，蚤夜讲明道义，必期有成学。学成之后，四方之人知尔之能，俱来执经问难，且曰此无愧孔氏子孙者，岂不美欤！然四体之动乃德之符，步履进退亦必用安详，不可欹斜飞舞，久久习孰，遂为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尔，尔其自择，还家亦以此教子孙可也。勉之哉！勉之哉！”从此开始，“衍圣公”不兼地方官，爵阶相称，专主孔子祀事。
这些对话均刻在石碑上。本文中的标点符号是笔者加的。从这块“对话碑”可以看出，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要借用孔子思想这根精神支柱。而将对话刻于碑石，也是明代碑石文化的一大创举。难怪有人戏称“对话碑”是“小说碑”，因为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看出人物的形象、个性和特点，还有情节的推进。
三绝碑
绝，《辞海》解释为“极，最，独特”。三绝碑，即碑中的三个内容与一般碑不同，颇为独特。
唐宋时三绝碑最多，这主要与唐、宋帝王重视书画蔚然成风有关。四川成都南郊武侯祠内有一块一丈多高的“诸葛亮祠堂碑”，此碑刻于公元809年，碑文为唐朝名相裴度所撰。行书为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所写。刻碑者为当时有名的石匠鲁建。名相、名家、名匠，此为“三绝
湖南祁阳浯溪的绝壁上有一块“文奇、字奇、石奇”的三绝碑。此碑名“大唐中兴碑”，由元结文，颜真卿书。此碑是平息了安史叛乱之后刻的。元结，字次山，唐朝文学家，因组织义军抗击叛将史思明而立有战功。由于亲自经历了平叛战争，所以文章写得颇为感人，加之颜真卿的厚重雄劲、气势开张的“颜体”楷书，难怪宋朝大文学家黄庭坚要柱着拐杖细读这篇碑文。颜真卿不仅楷书写得厚重雄劲，而且行、草书亦刚劲利索，遒劲多姿。南京钟山和苏州玄妙观里有两块画像碑，碑上的文字均由颜真卿所书，即是这种风格。碑上画像，均由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绘。绘的是长眉长须、额头硕大的太上老君像。除书绝、画像绝之外，南京的画像碑由大诗人李白题赞，苏州的画像碑由唐玄宗李隆基题赞，这也算得上是一绝。
广西柳州侯祠内有一块宋朝刻的荔枝碑也为三绝韩诗苏书柳事碑”。即颂的是柳宗元轶事，韩愈吟的诗，由苏东坡书写。湖南郴州苏仙岭上也有北宋刻的三绝碑，由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词，大文学家苏轼跋，大书法家米芾书。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刻的“狄梁公碑”也可称为三绝碑。狄梁公即为唐朝大政治家狄仁杰。此碑由范仲淹撰.黄庭坚写。明朝T.世贞《弇州山人诘》中云.“昔人谓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m）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15之，为‘海内三绝’。”
外国也有“二绝碑”。荧国哈佛大学校园内有一块哈佛纪念碑，上为雕像，下为碑文：“创始人约翰·哈佛，1638年。”此碑的：绝为：一、離像并非哈佛其人。因雕塑家没能找到一幅清晰的哈佛画像来作参考，故造了一位年龄相当、仪表端正的绅士画浚来充数。二、哈佛并非是哈佛大学的创始人，而只是该校早年殷实的赞助人。因哈佛于1638年把自己的图书馆和半数家产捐赠给该校，所以就“抬举”他为创始人。三、碑的一侧刻着哈佛大学校徽图案，上面刻着“诚实”二字，说了“谎”还称之为诚实，这大概也可谓“绝”。
三绝碑的产生，乃是文人相亲的表现。不过画、诗、刻文都是一代名人，确实不易。一是要有缘相会，二是要共同求趣，三是要个性相近。即使不是同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创作，亦要三者之间情趣相投，有一定的情谊和缘份，还要有共同的艺术观方能将他们的作品连接在一方石碑之上……
一字碑
一字碑即在碑上只刻一字。如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内有一块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一笔写成的“鹅”字碑，此碑已昭名天下。一字碑中，刻得最多的字大概是“寿”字，其次要数“佛”字。
希望长寿富贵，这是每个人的心愿。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寿比南山”的祝福语。那么，南山在何处呢？寿与南山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在山东省益都县云门山顶峰上有一个红色的“寿”字。笔锋若龙跃天门，气势雄伟，异常壮观。字很大，字首直指云端，字脚踏在壁底，真可谓：山有一“寿”字，“寿”是一座山。因云门山在县城的南面，故又俗称南山。这就是“寿比南山”一词的来历。此“寿”字出自明朝嘉靖年问衡王府管家周全的手笔，是目前已发现的最大的石刻“寿”宇。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属于摩崖石刻，算不得碑。另外，江西省九江市三国时周瑜点将台故址——烟水亭内也有一块长1米，宽0.5米一笔写成的“寿”字碑。此碑刻于唐咸通年间，为当时浔阳）九江）县令吕洞宾所写。福建省福州市鼓山也有一块宋朝大理学家朱裹题刻的丈二“寿”字碑。山东青州云门山有块高7.5米，宽3.7米的“寿”字碑。清朝的慈禧太后一生喜写“寿”字，每逢她高兴之时，即手书一笔“寿”字送人，因而传世不少。山东曲阜孔府内官衙二门旁就有一块慈禧手书的“寿”字碑。
只写一个“佛”字的碑也不少，厘门南普陀寺后面有一块清朝“佛”字碑。四川省潼南县大佛寺左侧也有个高9米、宽5米的“佛”字碑。但这还算不得中国之最。中国最大的石刻“佛”字在福建省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附近。这个字高11米，宽9米，最粗笔划达1.4米。当然，这个“佛”字也属摩崖石刻。
不过，现代有些人创作的一字碑，已发展成两字或多字碑，所谓“一”，是指一笔呵成而已。
“碑上一个字，碑外磨十年。”有些书法家一生写的字难以计数，遗留后代的仅仅只有一个字。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但“一字值千金”，这种一字碑带给观赏者多么宽广的想象空间和终生难忘的艺术享受。所以，一字碑颇为中外古今游客喜闻乐见，也为祖国河山增添了无限的诗情和画意。
集字碑
在陕西西安碑林中，有一块奇特而珍贵的碑。该碑刻于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因碑首刻有七佛像，所以叫《七佛圣教序》碑，记载的是唐朝初年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事。
玄奘（公元602—664年），姓陈名祎，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研习《涅樂经》等各种经论。因在研究过程中发觉对经义的解释不统一，分歧颇大，所以他曾向朝廷上表，请求西行求法。但不知何因，未获批准。公元629年，河南一带发生大饥荒。在这种情况下，朝延方准许老百姓自求生路，玄奘才得以从长安出发，出敦煌，经新疆、中亚诸地，抵达中印度的摩揭陀王城，入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拜名僧戒贤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等多种佛家经典著作，并遍游印度四方数十国。公元645年，玄奘返归长安，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此后20年里，玄奘专心翻译从印度带回的经卷，共译成大小乘经论75部，计1335卷。唐太宗亲自为之撰写了序言，皇太子作记。唐太宗的序，皇太子的记，再加上太宗答敕，皇太子戕答和玄奘所译《心经》，五者同刻于一石——这就是著名的《七佛圣教序》碑文的全部内容。
其实，《七佛圣教序》碑的奇特而珍贵，倒不仅仅在于有唐太宗的序、皇太子的记、玄奘的《心经》等，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块碑的文字全是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迹！
聪明的读者对此会产生一个大大的疑问号：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379年去世。即王羲之生活在这块碑刻成之前300年左右的东晋时期，他怎么会替300年后的唐朝书写碑文呢？原来这全是唐朝和尚怀仁的功劳，他花费了20余年的时间，从唐内府所藏王羲之遗墨中集字而成。所以，这块碑又叫做《集字圣教序》碑。碑髙9尺4寸6，宽4尺2寸4，行书，30行，每行80多字，共计2000多字，要收集这么多的“王体字”，可见怀仁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王羲之的真迹，不要说现在，就是1000多年前的唐朝，也是不易多得的。所以，此碑一出，极受当时士林重视，对书体的发展影响颇大。清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亦称赞道：“唐朝怀仁集《圣教序》，古雅有渊致。”
自怀仁开创“集字”一格后，后人纷纷仿效。在唐朝，就有著名诗人贾岛的弟弟无可和尚集柳公权字，而成《寂照和上碑》）唐大和三年刻，现存陕西咸阳）；唐朝大雅和尚的《吴文碑》（又叫兴福寺半截碑，现也存西安碑林），也是集的王羲之的行书，更可与怀仁媲美。二人所集，真可谓均具特色，各有千秋。安世凤《墨林快事》称：“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K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俨如生动，不比怀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谵之趣而已，是以书家重之。”刘熙载也在《艺概》中作如此说：“唐人善集右军（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故后人又称之为王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之《吴文碑》。《圣教》行世，固有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则尤以峭尚，想就右军书之峭者集之耳。唐太宗御制《王羲之传》曰：‘势如斜而反正。’观此，乃益有味其言。”由此可见，大雅和尚的成就当不在怀仁之下呢。
自唐开创集宇一格后，宋、元时期亦有人乐此不彼。宋朝大文学家苏轼曾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字，而成《集归去来辞诗碑》）现存陕西西安）在河南安阳城外北12里武官屯有一块《许熙载神道碑》，刻于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是元朝书法家茅绍之集当时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此碑刻时，赵孟頫已去世16年，碑文虽非赵孟*1亲书于石，但由于文字工整、遒健，不少人还误认为是赵孟颡亲笔呢。
图碑
在碑石上可刻各式各样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