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从歌词和音乐两方面对“国歌”作了定义，认为歌词“第一，必须能表出‘民族特性’与‘共同理想’，前者所以使国民独立自尊，后者所以使国民知所趋向。第二，必须文字浅显，韵味深长，前者所以使其易于普及，后者所以使人喜欢歌咏”；而音乐“第一，调子组织必须合乎国民口味，然后一般人唱起来始感着兴趣。第二，调中音节必须向上发扬，切忌颓放淫荡，然后民德民力始能与曰俱增”。“上述各种条件具备了，然后始能称之为‘真正国歌’”。他并且指出国歌的作用，“是各个民族把他们自己的愿望，制成一种4有节奏的口号，以便随时自励”
据此标准，著者评述中国国歌的形成，回溯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学校里最流行的梁启超的《爱国歌》（“泱泱哉我中华”）四章；梁氏《饮冰室文集》中载有撗滨大同学校为此歌所配的乐谱，原为简谱，“且节奏上微有讹误”，王氏不但将其翻成五线谱，而且指出原标为C调也不正确，应属F调。
正式定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是太炎先生主张采用、由北京教育部颁行的《卿云歌据说《卿云歌》是四千年前舜禅位绐禹时所唱，所以被认为符合共和国“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宗旨。但据夏敬观先生考证，这故事与歌词都是后世的好事之人编造出来的。《卿云歌》的歌词只有四句，却未必简单，“卿云烂兮，糾缦缦兮。E月光华，旦复旦兮”。今天的文枓大学生恐怕也未必解说得清楚。
由于《卿云歌》的歌词过于古奥，所以在1920年代，就有不少人提议改换。新创作的“国歌”，有赵元任的《尽力中华歌》，载在商务印书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且常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年会时所歌唱，实际上成了“会歌”；有《爱我中华民国歌：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西方人所编的《中外学校唱歌集》中，所以竟借用了英国国歌的乐谱；有吴研因、俞子夷合作的《这个自由的标帜歌》，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稚园小学校音乐集》中，乐谱用的是美国曲调：同书还载有一首作者不明的《美哉中华歌》；有清华学校所制的《亚东开化中华早歌》，后为留美学界所采用；有吴研因作词、傅彦长作曲的《我的中华歌》；最后是王光祈自已创作的《少年中国歌》。
此外，据说袁世凯当权时也制定过一首《中国雄立宇宙间》的“国歌”，因为有“帝制自为的臭味”，当时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抵制，随着袁氏的覆灭更迅速被人遗忘，连王氏当时巳没能见到。
著者认为，国歌“是‘国家主义’或‘民族意识’发达以后的产物”他在第二编《西洋国歌之历史》中介绍，西方国歌始于十六世纪中叶的《荷兰国歌》。十六世纪是西方资本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尼德兰地区新兴资产阶级为挣脱西班牙王室的专制统治进行反抗，发动起义。就是在这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为自由而战的人民唱出了人类有始以来的第一支“国歌”。
第三编介绍的是一些西方国家的新老国歌作品。纵观西方国歌的形成，有的是先有歌词，然后配曲；有的是先有曲调，然后填词有的是先成为流行歌曲，然后颁为国歌；有的则是专门创作的国歌。法国最古老的国歌诞生于1709年后来普遍流行的是《马赛曲》，但M此歌并不是革命党的军歌，乃是帝制派的作品”。英国的两首国歌分别产生于1740和1743三年。奥地利国歌诞生干1797年。德国国歌完成于1841年，有趣的是，这个著名的音乐国家的国歌，竟一再借用外国国歌的曲调，先是以英国国歌的曲调填词，后是以奥地利国歌的曲调填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国歌的歌词，其中流露出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现在看起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德国德国高出一切，
于兹世界拄超绝。
保我民族，抗我仇敌，
惟我国民长相结。
东自买儿，西自马色，
北自摆提南埃及。
德国德国，高出一切，
于兹世界独超绝。
俄国国歌最初产生于1833年，十月革命后则釆用《国际歌》为国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译文与现在的通行译法大不相同：
困苦穷愁扼到咽喉。
任人幽囚，无可告求。
而今久伏正义欲枱头红日高出，黑气全收，
一切陈旧，皆立成腐朽趁其腐朽从速动手，
改造世界，齐把精神抖，
无所顾忌，只往前走。
胜利之号，高吹狂叫。
鼓噪！时机已到。
大同主义，实为人类唯一正道。
胜利之号，高吹狂叫。
鼓嗓！时机已到，
大同主义实为人类唯一正道。
熟悉《国际歌》的人，不难从中看出它与新译法在意义上是大同而小异；而从风格上看，新译法更通俗，丨日译法应该说更有诗意。
《西洋乐器提要》一书也分三编。上编《西洋乐器之类别及其略史》，中编《西洋乐器之形式及其内容》，下编《西洋乐器之应用》，另附有《小提琴之构造》。著者在《自序》中说，他在德国编著此书时遇到“三难”。
一是觅图之难，当时的音乐书籍以至辞典插图甚少，或“详于古代乐器而略于近代乐器”。对于一本早期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乐器的读物，图片除了能增加阅读兴趣，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文字难以表述清楚的问题。但是著者通过各种渠道，仍然找到了近九十幅图片，还不算他自己绘制的示意图。
二是分类之难，著者主要依据的是德国的分类法，只因要照顾中国读者的习惯，套用中国的音乐术语，结果反而出现混乱，“以其发音原理而论，大风琴小风琴则应归入吹奏乐器一类；钢琴则应归入弹的丝弦乐器一类”，“为中国人易于辨认此项乐器形式起见”，只好新列“键盘乐器”一类。
三是译名之难，西方乐器与中国乐器相似者甚少，音译又难读难记，著者只得“就该项乐器与吾国某项乐器略似者，即赋以同一名称，但于其上冠一洋字以别之”，于是出现了“洋笛”、“洋箫”、“洋锁喇“洋琵琶”等名称，恐怕中国人不明白，外国人更看不明白；今天通用的译名，是“长笛”、“单簧管”、“双簧管”、“诗琴”。但是著者的开创之功，则是不可埋没的。
王光析是少年中国学会初创时的重要人物。该会1919年7月1日成立，会员不过二三十人，地点在京顺治门外南横街西头的嶽云别墅，主要人物有王光祈、李大钊、孟寿椿、黄曰葵、徐彦之、邓康等。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这一宗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的实干做法又深得青年的赞赏，所以发展迅猛，到1920年，南京、成都、东京、巴黎、伦敦都设立了分会。但因为在如何改造社会的方法途径上，未能明确，加上会员庞杂，难以统一步调，不久就瓦解了。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有李大钊、毛译东、张国焘、张闻天、沈泽民、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等人；田汉、郑伯奇等加入了创造社；曾琦、李璜、余家菊、崔万秋等成了国家主义派。王光祈则留学德国，转向音乐研究了。
内山完造的“领收证”
对于内山完造与内山书店，中国的读书人自然不会陌生，好像在中学生的课本中，就有关于内山书店的课文。据说曰本现在有专门研究内山的组织。曾读到国内出版的两种介绍内山完造生平的著作，对抗曰战争期间内山完造的活动叙述得都相当简略，不知道是因为材料的缺乏，还是有什么难言之处笔者在南京的旧书市场上，意外地发现了一批“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旧档案，是昭和十七至十九（1942至1944）年间，若干书店向该馆领取曹书款的领收证”及所附售书目录。位于日本本土的书~店有东京银座的审美书院、麻布区的满蒙资料协会、神田区的东亚政经社，京都市的法藏馆、高松市的四国古书通信社、大跃市的丸善株氏会社大阪支店和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本部等；位于中国上海的则有海宁路一六五号的至诚堂新闻部、文路二八〇号的曰本堂、福州路二七一号的作者书社、北四川路八三九号的三通书局、黄埔路十七号的中支那经济年报刊行会、四川路二一五号的中国通信社、北四川路丰乐里六五号的金风社、吴淞路朝阳里六号的帝国地方行政学会上海出张所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开设在上海施高塔路十一号（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
这批“领收证”中，属于内山书店的共四十八份，仅次于曰本堂，而远过于其他各书店。仅从这些“领收证”看，内山书店与“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交往始于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终于昭和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曰。
每份“领收证”所附造册书目数册至数十册不等，也有一次就多达二百余册的有数曰一份的，亦有一曰数份的；签名有内山完造亲笔书写兼加盖朱文印章的，亦有钤印蓝色店名1人名章兼加盖朱文印章的。列目的图书，有曰文的也有中文的，仅就能够看得懂的书名，略举数例：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书目中，有《支那最近大事年表》、《大东亚战史》、《皇国思想的本源》、《大东亚经济建设》、《大东亚外交史的研究》、《大东亚政治的构想》、《大东亜皇化的理念》、《东亚共荣圈建设问题》、《大东亚战争与支那事变》等。
昭和十八年四月八日书目中，有《大东亚战纪》、《上海史话》朝鲜台湾海南岛》、《支那地名辞典》、《中国工商名鉴》、《新支那年鉴》、《长江的自然与文化》、《大东亚战曰志》、《大东亚共荣圈的民族》、《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国语建设》、《大东亚资源大观》等。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三曰书目中，有《最新支那要览》、《大陆曰本的文化构想》、《皇陵新志》、《英文中国年鉴1943年版》等。
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书目中，有《四月十八曰敌机空袭体验纪录》、《支那省别全史》、《广东的现状》、《支那疆域史》、《日本必胜论》、《支那的人的资源调查资料》等。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书目中，有《南京的古迹》、《大东亚战争海战史》、，《中国田赋史》、《支那租借地论》等。
昭和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曰书目中，有《中华民习惯调查录》、《最近支那政治制度史》、《支那历史地理大系》等。
上海的这个“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具体情况，我没有见到过相关资料，只有《上海地方史料》第四辑所载《解放前外国人在上海所办的教育文化事业述略》一文中曾经提及：
抗曰战争前，曰本在上海设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图书馆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上海沦陷期间，又设立了曰本现代科学图书馆这三个固书馆藏书共约二十五万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日文书我曾向上海的学者讨教，也没有得到答案。
该馆馆名中所规定的“近代科学”，显然是包含着上述出版物的内容的。当然，内山书店和其他书店所提供的书目中，还有大量日本科学文化类图籍，也有不少中国文化艺术图籍；但在内山书店的书目中，几乎没有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鲁迅先生的作品更是一册未见。我特别抄出上面这祥一些书名来，主要还是想为研究内山完造与内山书店的人们，提供一点新资料，以便更完整地了解和评价其人其事。
《苏州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