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制造恐怖、滥施刑罚。魏忠贤控制了锦衣卫和东厂。厂卫成为他监视异己、镇压人民的工具。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民言行，一旦发现有人说出或作出对魏忠贤不利的言语或举措，就会被罢官或处死。魏忠贤豢养了厂役数百人，分被派到各衙门或民间刺探官民隐事。一些上层人物的隐私，也难逃过厂卫的耳目，如宁国大长公主（明世宗之姐）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魏忠贤生祠，随口说了一句：“这是天子巡行的路，土偶（魏忠贤像）怎么能立在这儿呢？”魏忠贤得知后，即将他罢官。厂卫的触角也渗入到民间。有四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酒醉辱骂魏忠贤，结果被魏忠贤的密探带到魏忠贤跟前，当即被磔死。魏忠贤还鼓励告密，让人们互相揭发，在社会上造成恐怖气氛，使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
除了监视人民外，魏忠贤还利用厂卫机构滥施刑罚，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东林党，常常对他们施以极刑，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如左光斗入狱后五日一受审，裸体受桚、夹、棍等刑，不能跪起，躺在堂下受讯，最后死于狱中。杨涟在狱中备受折磨，被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
五、广置党羽和亲信。由于魏忠贤的权势日盛，许多官僚士大夫为了升官发财或免遭迫害，而投到了魏的门下，这些被称为“阉党”。天启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是阉党，如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来凤、张瑞图等人。阉党集团中，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都是魏的亲信。如五虎是文官崔呈秀（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左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卿）。五彪是武官田尔耕（左都督）、许显纯（锦衣卫指挥佥事）、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锦衣卫东司理刑）、崔应元（锦衣卫指挥）。此外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更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
正当魏忠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后金军队正势如破竹般地攻取辽东诸城，辽东形势岌岌可危。尽管在萨尔浒之战后，明廷任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他到任后大力整顿军务，修缮城壕，训练兵士，使得辽东局势有了一些起色，但是关键之时，熊廷弼却被朝中大臣弹劾，而遭昏庸的明熹宗罢免。这些不明事理、以私废公的士大夫们，完全不顾国家的安危。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奋勇杀敌，而他们却在后方鼓动唇舌，专事诬陷，不禁令人叹息、扼腕。后金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先后攻占了沈阳和辽阳。明廷得知辽沈失陷，不得不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王化贞大权在握，而熊廷弼却没有实权，到处掣肘。王化贞主张进攻，而熊廷弼主张防守，二人形同水火。明朝经抚不和，又为后金提供了可乘之机。天启二年（1622）正月，后金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攻陷广宁及其周围四十余城，占领辽西大片土地。明朝在辽东只剩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山海关一线的沿海狭长地带。广宁失陷后，熊廷弼、王化贞都被下狱，几年后二人相继被处死。接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的是王在晋，但王没有谋略，他提出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
不久，明廷任用兵部尚书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继承熊廷弼的以守为战的策略，采纳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防务，派遣将领镇守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要塞，以袁崇焕镇守宁远城。经过孙、袁二人的苦心经营，辽东防御能力得到加强。然而天启五年（1625）孙承宗却在阉党的攻击下愤然辞职还乡，辽东形势再度逆转。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师三万军队进攻宁远，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加上宁远城防守坚固，又有火炮，而后金军全是冷兵器，缺乏攻城器具，经过三天急攻仍未攻克，后金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这次战役已被称为宁远大捷，这是明金交战以来明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但是它只是明王朝末日的余晖，不能从根本上挽回败局。这次失败，对于后金来说只是胜利征程中的一次挫折，尽管努尔哈赤兵败宁远不久愤恨而死，但是他的继承人皇太极和他的军队却没有消沉，反而越挫越勇。
纵观天启年间明金之间的战争，明军尽管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从总体上来看，明朝已失去了大片土地和城市，是失败的。
明军之所以失败，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明王朝已经进入衰退时期，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力削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凸显。第二，军队缺乏统一指挥。明朝在辽东既设有巡抚，又设经略、总兵等多个官职，而且隶属不明，从而造成军队号令不行，熊廷弼与王化贞就是个例子。明初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大，威胁中央，实行相互牵制政策。在行省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管民政、监察和军事，三者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中央，后来又设巡抚、总督进行牵制。这种制度虽然在和平时期可以通过削弱行政职权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但是在战乱时期，它起到的更多是负面效应。兵法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明廷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使得将帅的合理政策不能得到贯彻落实。一些原本有才能的人也因此得过且过，不肯有大作为。因为一旦被朝中的阉党抓到把柄，自己的下场将是很惨的，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自保。第四，临阵换将，大赏大罚。自从萨尔浒之战以来，明军屡次更换统帅，其中固然有因为才能平庸、指挥不力而被罢免者，如杨镐、王化贞、王在晋；但有才能的统帅如熊廷弼、孙承宗以及后来的袁崇焕等，也难逃厄运，他们都因为遭到朝臣的诬陷或被牵连，而被罢免甚至被杀。一句话，明熹宗及其大臣不分是非善恶，完全以战功作为评价将帅的标准，胜则赏，败则杀。这表面看似乎是赏罚分明，其实不然，大罚大赏并不等于赏罚分明。大罚之下人易产生恐惧心理，这种情况到了后期越发明显，许多明朝将领战败后怕被杀害而投降后金；而大赏之下人易产生骄傲心理，从而轻视敌人，最终导致失败。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赏罚有度，使人既不骄又不怯，人乐于用命，事情也容易取得成功。然而在那个腐败不堪的时代，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从客观上来看，第一，女真族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拥有以往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骁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性格，这决定了他们不会安于现状，中原的富庶和繁荣吸引他们不断地南侵，直至消灭中原政权或被中原政权所消灭。回顾之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我们惊奇地发现，鲜卑人（北魏）、契丹人（辽）、蒙古（元）人这些都是北方民族，而且都出自东北。女真入主中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第二，相对于明朝来讲，后金刚刚建立，正处在王朝上升时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朝气蓬勃的气势。后金皇帝英明果断，善于笼络和任用人才，许多汉族知识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围，为他出谋划策。相反明朝皇帝昏庸无能，虽有人才而不能得到重用。明清之争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人才的争夺。
在大明王朝即将衰败之时，纵容、姑息魏忠贤专政的熹宗皇帝，还在尽情地玩乐。在盛夏之时，他喜欢穿上冬装，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有时还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戏，洋相百出。如果熹宗是一介平民的话，无论他如何放肆胡闹，今人都没有必要对他大加责备。但作为一国之君，他没有尽到皇帝应尽的责任，我们就有权利批评他。天启七年（1627）五月，熹宗在宫中西苑乘船游玩时，不小心跌入水中，虽被人救起，但落下了病根，同年八月病死，年仅二十三岁。熹宗在位的七年，是明代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的去世，对于整个国家来讲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他死后，魏忠贤便失去了靠山。这个为乱明朝七年、罪大恶极的太监即将得到严惩。
（第四节）东林党与复社：知识分子的楷模
东林党的由来，还应该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说起。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授户部主事，后官至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二年（1594），在“国本”（指册立太子）之争中，顾宪成力主册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神宗则有意立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顾宪成坚持己见，遭到神宗的记恨。同年，在推举阁臣时，顾宪成举荐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罢免的原首辅王家屏，又与神宗意见相左。神宗老账旧账一起算，将顾宪成削去了官籍，贬回家乡。
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于允成等人，讲学其中。杨时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学生，而着名的理学家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由二程和朱熹等人创立的儒学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被南宋统治者确立为正统思想，获得长足的发展。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许多知识分子慕名前来听讲。顾宪成等一批人在讲学之余，往往抨击时政，品评人物，其言论往往影响士人升迁。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些江南士绅及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士人周围，东林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舆论中心。
尽管如此，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从不把自己称为东林党。中国古代的“党”一般指“朋党”，而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政党。所谓“朋党”，原本指一些人为了私利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所以“党”最初是个贬义词。如孔子就曾在《论语》中说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能够和睦相处却不结党营私，而小人喜欢朋比为奸而不能和睦相处。东林党的“党”也是这个意思。东林党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的蔑称。之所以这样称呼，就是企图用结党之名对他们进行陷害，因为统治者是最憎恨士夫结党营私的。
万历年间，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饮酒作乐，政务荒废，还派遣矿减税使到地方搜刮民财。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大胆上疏废除弊政。在“争国本”事件和以后发生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东林党人都从维护封建礼制和伦理道德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及郑贵妃、李选侍的干政，要求严厉追查“三案”的幕后主使者。东林党的主张，非但没有得到神宗的同意，反而遭到了神宗的记恨而不被重用。围绕争国本和明宫三案，统治阶级内部意见不一，互相争论，形成许多派别，除了东林党外，还有“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等等，他们都以籍贯命名，确切地说应该是帮派，因为他们以同乡之谊相结，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他们拉帮结派，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党同伐异，并没有什么是非对错之分。而所谓的“东林党”，则是一些政治见解相同、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们组成的团体，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同籍，但这并不是他们结成团体的主要原因。争国本和明宫三案，反映了皇帝和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皇帝的意见，又使许多立场不坚定的官员望风使舵，这样官僚集团内部又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韩爌相继入阁执政。他们任用一些正直派官员如张问达、赵南星等执掌要害部门，企图兴利除弊，刷新朝政。天启三年（1623）为官员考察之年，左都御史赵南星协助吏部尚书张问达，主持京察（考察在京官员），将齐、楚、浙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尽行罢黜。当时正值魏忠贤专擅朝政，赵南星等东林官员不与阉党合作，因而获得了士人的称赞。但是，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君子”自诩，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这起了很坏的影响。被东林排斥的官员，纷纷投依阉党以求自保。这样以来，东林党执政后，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贤的权势日盛。为了清除反对派，魏忠贤借三案打击东林党，并唆使其党羽造作《东林党点将录》，企图把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五年（1625），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首遭其灾，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变成一片瓦砾。东林党人也遭到迫害，杨涟、左光斗等许多着名的东林人物都惨遭杀害。明思宗（崇祯帝）继位后，罢黜魏忠贤，惩治阉党；停止对东林党的迫害，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诏修东林书院，追封顾宪成为吏部右侍郎，谥号“端文”。但是，因为思宗刚愎自用，亲邪佞、远忠直，憎恶朝臣结党，所以东林党并没有真正受到重用。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并没有随着阉党的覆灭而停止，两派的斗争直到南明时仍在继续。
东林党是明朝后期出现的以正直官员、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群体。他们关心政治，注重气节，愤世嫉俗，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继承了传统儒家经邦济世的理念，他们企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国家。这对于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多少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他们对于时政的抨击，对于执政者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却不能坚持原则，往往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一味党同伐异、排斥异己，把反对派都视为阉党，如赵南星在京察时罢黜齐、楚、浙三党官员，完全是为了公报私仇。一些被东林党排挤的官员被迫投到魏忠贤的怀抱，从而壮大了阉党的力量，两派的相互斗争加剧了朝政的黑暗。从这一点来讲，明朝的灭亡东林党也是难辞其咎的。
在东林党之后，明朝官僚和士绅又组织起复社。提起复社，就不能不介绍张溥，因为它是复社的主要创建人。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县娄东人。明末文学家，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张溥为人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宽厚热情，各地士人纷纷来向他求学。他一身正气，憎恶阉党专权，陷害忠良。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指使阉党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和正直的士大夫。在东林党的活动处于低潮之时，张溥不畏强权，逆流而上，毅然在苏州创立“应社”。一时间，各地读书人纷纷响应，前来入社，很快又从江南扩展到了江北、河北等地，先后建立了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等。“应社”名义上是以读书为要务，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天启七年（1627），明熹宗去世，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畏罪自杀，思宗下令严惩阉党分子。阉党的覆灭大快人心，张溥即兴作《五人墓碑记》，热情歌颂了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惨遭杀害的五位苏州勇士，这篇文章表达了张溥疾恶如仇、彰善瘅恶、弘扬正义、激励后人的高尚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