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
北大“民先”在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吸收留校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在1936年2月1日“民先”总队宣布成立的时候，北大“民先”也同时成立。成立时，队员大约50人，组成北大“民先”分队，属于北大区队。
北大“民先”在北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同学和教职员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大“民先”活动，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从“一二·九”到“三三一”（“民先”成立前后），即“民先”的酝酿和开创阶段。
首先是青年学生进步的传统。中国青年学生的进步传统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运动又是从北大开始的。在这期间，北大进步学生，不只是埋头读书，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我进北大不久，就参加了一个校外的文学团体——“曙社”，由清华、中大、朝大、平大法商学院和北大等学校学生组织而成。每月在一起活动一两次。
北大进步学生，对反动势力是敢于斗争的。当时曾进行过反对反动军事教官的斗争。范长江写过一篇反对军事教官的“檄文”，以传单形式散发和张贴，“檄文”中形容教官拿着马鞭子上课，是“视学生为牛马，等课堂为牧场”，引起同学们对教官的愤慨。对于学校当局，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大家也都很不满意。如浴室倒塌一周年时，有一个姓叶的同学写了一篇回忆录，登在报纸上，文中有一副对联，上联忘了，下联是：“负责有人，职员无数，同学两伤一死，是谁之咎？”对于国家大事，同学们十分关注，北大西斋阅报室经常挤满了人，宿舍里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图书馆阅览室有一份“九一八”南下示威专刊，上面刊有千家驹等人的文章，同学们争相传阅，深受感动。所有这些，说明“五四”后北大青年学生的进步传统在不断发扬。
其次，1935年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党的号召，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体现了党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就是北平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的结果。当时西斋墙上就贴了油印的“八一宣言”，宣言中的主张立即为大家所接受。尤其是红军北上抗日，对同学们影响也很大。范长江曾经写过《成兰纪行》、《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这两篇文章，从正面介绍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在同学中引起广泛的注意。
我们虽然年青，但是，大家都很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在西斋，组织了一个没有名称的“时事小组”，有许宛乐（许东明）、王令冰、郝天和、董觉民、孙兴诗（孙思白）、李书厢等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大事，“八一宣言”对我们影响很大。那时，大家还有些国际主义精神，拥护苏联的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叫嚣，反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对弱小民族满怀同情。
最后，华北时局的急剧恶化。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香河事件”、“冀东自治”、“何梅协定”的签订、“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即将成立、“华北政权特殊化”等一系列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不断刺激着国人的神经。1935年夏，国民党军队从北平撤出，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北平的青年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以上三点，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
（1）“一二·九”的呼唤。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校同学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北大一院，在红楼前高喊：“北大同学不要忘记五四运动的光荣历史！”“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欢迎北大同学参加！”……我当时正在地质馆做实验，午饭时就听说城外同学已经进城，大家议论开了。这时，一二百名同学纷纷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出来，迅速汇入了革命洪流。游行队伍到王府井南口，被打散，我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一个女同学被打得血流满面，我是直接目击者，怀着十分激愤的心情回到学校。
“一二·一六”我们又举行了第二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一天北大同学全体出动了。游行中有一批同学被捕，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时事的郝天和，就是在西斋手执大旗冲出去时被捕的。还有李俊明（李光汉）、蒋峻仑、黄淑生、蒋昌声、朱仲龙（朱穆之）、董大年等被打伤了。“一二·九”的呼唤，“一二·一六”血与火的锻炼，更坚定了我们抗日救亡的信心。
（2）南下宣传。“一二·九”后，全市大中学生一致罢课。蒋介石企图把各校当局和学生代表召到南京去“聆训”。党领导下的平津学联决定：到农村去，不去“聆训”。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这是积极分子队伍的自愿结合，明知有风险，大家敢冒风险上；下去会吃苦头，大家也心甘情愿。我们深入农村，接触了劳苦群众，访贫问苦，了解了他们的疾苦，受到了很大教育，更使我们亲眼见到农民饥饿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确实是受到了教育。
在南下宣传队伍中，我们的民主生活也是很好的。大家认为江之源当中队长不合适，一开会，就把他选下去了，推选刘志诚（刘居英）任中队长。大家的组织观念也很强。我们晚上行军，有些同志掉队了，都不顾疲劳连夜追赶队伍。革命情谊也在南下宣传中建立起来了，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一说是南下宣传团的，大家也都很亲热。走西路的三团在高碑店被打散后，有一部分人跑到东路来找南下宣传的其他队伍。我们是押送行李的，也一夜未找到队伍。第二天，一直到黄昏，碰到了三团的杨学诚，互相一问，得知是南下宣传团的，大家感到分外亲热，心情激动，一起欢呼起来。
南下宣传团，一方面是播种抗日的火种，另一方面，也是流动的抗日干部训练班，使青年学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除了宣传之外，大家在一起讨论革命的道理，议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何兆仪、江之源等对华岗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天津学生叫朱光，教我们唱国际歌。大家怀念大革命，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同时，谈论和向往北上红军长征的斗争，也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南下宣传是学生运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结合了，学生运动也深入了，这是革命运动的规律。最后，建立了“民先”，这是大家的愿望，也是这次运动的必然结果。
（3）“民先”队的成立。南下宣传团的团员回校后，很快和留校的一部分同学结合起来，本来这些留校同学留下来就是为了支援南下宣传团的，所以回校后，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南下宣传团，北大有将近30人参加，有韩天石、刘志诚、江之源、董大年、陈润霖、佟常义（佟城）、吴磊伯、杨隆誉（杨赓）、张毓琦、张毓珣、何兆仪、唐尊准、王骥卿（王季青）、谢云晖、巫省三、周××、孟广毅、肖敏颂、王纶宇、叶纪霖、张倬、孙瑞符、金明等人和我。
北大“民先”队成立时，大约有50人，队长是杨雨民。北大分队是按宿舍分片的，一个宿舍有几个小队，有一个组织干事或组织员负责。一开始，我是负责西斋“民先”组织工作的。“民先”成立后不久，就开展驱逐“聆训”伪代表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提高了队员的觉悟，队伍也随之扩大了。接着，组织了新文字研究会。当时，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有一部分“民先”队员进一步参加了“左联”或“社联”。我当时参加了“社联”，由陈忠经接头谈话后，参加到李俊明、许德富小组活动。
1936年2月是白色恐怖的2月，反动当局对爱国青年学生实行镇压和大逮捕。江之源和北大的一位工友在中国学院被捕。2月29日，北大三院被军警包围搜捕，韩仕中等被捕入狱。但是，“民先”队员和一部分积极分子还在圆明园举行了“三一八”纪念活动。3月31日为追悼死在狱中的中学生郭清，在三院举行了追悼大会。由于反动军警的包围，我们只好推开后墙，抬棺游行，参加的基本上是“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这是一次对反动当局迫害、镇压抗日运动的抗议和控诉。
第二，从“三三一”到“六一三”（遭受挫折之后），即“民先”积蓄力量的阶段。
“三三一”抬棺游行队伍被打散后，全市有52人被捕入狱，其中有北大的谢云晖、赵祥铸、叶纪霖、何兆仪、张毓珣等九位同学。吴沛苍、韩天石、巫省三、叶纪霖等四位同学被开除学籍，学生会被迫停止活动。当时“民先”队在党的领导下，检讨了前一阶段的工作，首先就是“民先”工作要深入，要注意团结群众，注意加强教育。一方面，我们注意团结积极分子。每天早晨在红楼后面操场上，总有50～70人一起出操，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卢荻、宋尔廉等教育系同学，积极办民校，注意与校外学生、群众联系。这时，“民先”沙滩分队也建立起来了。我们还组织了“黎明歌咏团”，由杨隆誉任团长，赵超任指挥。读书会、剧团也相继成立了。我和孙兴诗等同学在西斋一进大门的东墙上办了一个“炮火壁报”，这个壁报每星期出一次，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前夕，每期都得到同学们的支持，我主要负责画报头、写社论。同学们有的写文章，有的写诗歌，有的画漫画，大家踊跃投稿，“炮火壁报”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这一段工作深入，与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时刘少奇同志已经到北方局来领导工作。5月初，我参加了共青团，可以看到《火线》，《救国时报》也可以看到。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方针的贯彻，是通过“民先”的骨干作用和学生会的公开活动来实现的。肖敏颂用“薄勉克”的笔名，写了一个小册子，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他在文章中，讲了一句至今我还印象很深的话：“不能吃一个馒头，吃到半个馒头也好。”那时，有人说“薄勉克”是“半个馒头主义”。这时，党还在清华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北平各校都派人去参加了，有40～50人，这是一个“民先”骨干训练班，只办了一天，吴承仕、黄诚、肖敏颂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可以说，前一阶段缺乏策略思想，“三三一”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策略有了变化。
“民先”还出版了《我们的队伍》，报头是我写的。我还为《解放之路》写过报头，它把党的刊物中能公开的文章都转载上去。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各种社团也有了发展。“社联”这时有了发展，唐尊准、万仲寅、马同骧（马乃庶）、莫家鼎等都加入了。“左联”也发展了。我参加共青团以前，由韩振庭（韩代望）接受我加入“左联”，王经川（魏伯）是北大“左联”负责人。当时参加“左联”的还有何佶（吕荧）、董大年和女子文理学院的张晋媛（亚苏）等人。“左联”出版了《浪花》半月刊。我发表过一首诗。“民先”也有发展，北大“民先”已发展到100多人，西斋就有30多人。这时，队长是宋尔纯（宋应）。“民先”的活动得到同学们的同情，我们在宿舍里开会，不是“民先”的同学就主动让开。
5月初，成立了学生会救国委员会，21个委员中，“民先”占了大部分，有刘玉柱、葛佩琦、姜世勋（姜纪常）、石蕴华（杨凡）、宋尔纯、朱仲龙、兰铁年、陈大觉、曹盼之（曹振之）、薄怀琦、刘志诚、傅安华、谭菁华等和我。我和傅、谭负责宣传工作。救国委员会的产生，也是统战工作的结果。选举前，我们就和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谈好了，因为当时学生会已经被停止活动。
学生会救国委员会成立前，“民先”就开展了5月的宣传活动，印发了“五一宣言”，“五四”、“五七”、“五九”标语口号。接着开了“五四”纪念会，许德珩、周炳琳讲了话。还在五四广场举行了营火晚会，大家唱歌跳舞，吸引和团结了很多同学。救国委员会成立后，出版了《救国快报》，我负责编写、刻印和发行。
“六一三”游行是响应天津“五二八”，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抗议海河浮尸而举行的。“六一三”后的一天晚上，在西斋新宿舍的院子里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宋尔纯主持会议，要在大会上通过罢课的决议。这时，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同学不同意罢课。只好举手表决，但一举手数数，就说数错了，大会决议很难通过，最后采取赞成的站在左边，不赞成的站在右边的办法，左边的同学使劲鼓掌，把右边的同学拉过来，右边的人所剩无几，罢课决议通过了。“六一三”抗日示威游行进行得很顺利。“六一三”后，学校宣布提前放假，一部分同学到夏令营去了，一部分同学则利用假期回到各地去开展“民先”工作。
这一段党的方针、路线、策略，在群众中得到了贯彻。策略思想提高了，工作深入了，组织也发展了。应该说，这一阶段“民先”是一个积蓄力量的时期。
第三，新学年开始到“双十二”，整个学运包括“民先”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的阶段，也叫大发展阶段。
首先是共青团转党。1935年11月1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抗日高潮的到来，共青团的比较狭小的组织形式和秘密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取消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的组织，大批吸收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北平市委贯彻得较晚，暑假我回校以后，曹盼之找我说：“团取消了，团员能够转党的就转党。”我和不少同志都由团转党，党组织大大发展了。曹盼之原是北大共青团的领导人之一，这时，他也就成为北大党的负责人了。后来北大党组织又成立了学生会党团，成员有曹盼之、宋尔纯和我。
“民先”的领导也加强了，“民先”的主要负责人李昌、孙传文（孙陶林）、杨雨民、刘文卓（刘导生）、吴承明都住在北大。
新的学生会成立，就把各方面力量都包括在内了，我和宋尔纯、曹盼之、刘玉柱等都当选为执委。学生会一开始就注意做了一些反映同学愿望和要求的事，发起“新北大运动”。“新北大运动”包括学校内民主管理、学习和生活条件改善、各种学术和文体活动以及男女宿舍开禁等等。新学年开始，又特别注意团结新同学，还专门出了《北大学生·迎新专刊》。过去叫《北大旬刊》，后来就叫《北大学生》。在《迎新专刊》上，我还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地质系，一篇是介绍西斋生活。开展“新北大运动”当时也得到了学校当局的支持，《大公报》上还有文章赞扬这一运动，说明这个运动在校内外是有广泛影响的。
鲁迅逝世后，北大文艺研究会在三院举行了追悼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民先”事先做了布置，参加的同学很多。
在支援绥东抗战活动中，“民先”和学生会专门开大会动员同学捐献。政治系同学周文光（周克刚）主张少吃一顿饭，大家辩论了一番，通过后把一顿饭的钱捐献出去。另外，杨隆誉以黎明歌咏团名义请来王西征教授在二院教唱《百灵庙战歌》，这个歌是他自己写的，歌唱起来，有点像念经似的。我记得有这么两句：“可不是吗？哈尔红河吹来小尖刀子风。”“民先”还用歌咏团的名义欢迎吕骥和陈波儿率领的上海文艺界赴绥东前线的慰问团，他们经过北平时，我们在地质馆二楼开欢迎会，杨隆誉和吕骥讲话，吕骥还唱了一首追悼聂耳的歌。
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时，“民先”队员和部分同学一起在平大工学院集会，吴觉农教授在会上讲话。他简要回顾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号召师生团结抗日救国。这次会开得比较成功，他的讲话生动有力，同学们深受鼓舞，最后由师大学生赵启海指挥高唱救亡歌曲。新学年开始后，为了便于工作，好多“民先”骨干如王骥卿、莫家鼎等，从理学院转到文学院。刘志诚和金明则分别调到河南和西安去了。
1936年我们举行了“双十二”游行，当时并不知道西安事变的发生，后来队伍集合，困在景山院内，吴承明代表学联讲话，动员大家坚持团结斗争到底。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在二院礼堂开了一次会，座谈“双十二”的意义。樊际昌代表学校当局参加了会，李俊明作了东北军反对内战、要打回老家去的讲话，讲得娓娓动听，很有说服力。这时，党内已经传达了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对于释放蒋介石，当时大家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但是组织上还是服从的。
为了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学生会决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大会前夕，我们班也开了一次班会，会上意见不一致，我们主张“放蒋”，释放救国会七君子，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只有一个同学坚决反对，他主张讨伐张、杨。最后，我们的提案通过了。可是，第二天，在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经过激烈竞争，陈忠经、朱仲龙和一个国民党分子当选为执行主席。当我代表我班宣读提案时，那个同学硬说提案没有经班会通过，于是担任执行主席的国民党分子就借机把这次会议搞散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校开大会庆祝蒋介石释放，并乘机解散了学生会。蒋梦麟把刘玉柱、陈忠经、葛佩琦和我找去，大骂一顿，他说，按你们的主张，不是天下大乱吗？他宣布学生会解散。
这一阶段，“民先”队有了大发展。北大“民先”队员有200多人，队长是谢邦治。据谢说，他当过“民先”总队部组织干事，当时“民先”在大、中学编了区队，有14个中学区队、4个大学区队，地区相近的组成区队，一个区队下面有四至五个分队。当时，我们作了估计，即使在最困难时，北平“民先”也能动员5000学生出来示威游行。北大“民先”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在全校学生中是居于多数的。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青团和“社联”、“左联”取消后，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组织和“民先”都发展壮大了，学生会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团结同学、团结教职员工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党的核心领导、“民先”的骨干作用和学生会的群众活动配合得很好。
第四，“双十二”到“七七”（北平学运分裂之后），即迎接抗战的阶段。
这个时期，北大党支部书记是曹盼之，我和许德富是支委。新的学期开始，“民先”分队部改选了，新的队部由莫家鼎、王惠兰和我三人组成，莫任队长。当时在二院生物系阶梯教室召开“民先”队员大会，那次到的人很多，有一二百人，整个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人组成分队部是经过党内事先酝酿，又经过大会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
新的“民先”队部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学生会的选举活动，这是一场非常紧张而激烈的战斗，因为北平学运分裂了，北大虽然一直没有出现组织上的分裂，没有出现对立的学生会，但是思想上、行动上存在着实际的分裂，与过去联合选举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次要动员全体队员进行战斗，要求每个队员团结2～3人，北大共有13个系，52个班，对每个班、每个人，逐一作了分析。各系都有“民先”队员，都要做工作。这样，我们紧张地工作了半个多月，然后，详细计算了一下，全校连研究生在内不过千人，我们在这次选举中可以得到半数以上约600张选票，可以说稳操胜券了。当时，我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许多人的名字，做了各式各样的记号，记录着队员的心血、战斗的功绩。每个“民先”队员都很关心这次选举。万仲寅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采取几条有力措施，争取选举胜利。
这一届学生会由刘玉柱继续担任负责工作，选举的大局已定了。由陈忠经、葛佩琦、朱仲龙担任正、副主席。执委大多数是“民先”队员，经过“民先”队的布置，还把一个国民党学生李彬选进来——如果不布置是选不上的。党支部改组、“民先”队部改组和学生会选举，经过这一段组织上的调整，领导加强了，“民先”的组织生活加强了。“民先”经过学生会选举斗争的锻炼，确实考验了每一个人，提高了每一个人的觉悟。原来组织不那么严密的也严密了，大家认为不论什么事，只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齐心合力，一定能干好。学生会选举之后，更加注意团结“民先”以外的同学。我和一个大胖子河南老乡同住在西斋“黄”字号的一间宿舍里，他的哥哥是国民党正太路特别党部的负责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争取、团结他，后来他参加了我们的“拉拉队”，态度很好。北平学联和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几次春游，如去香山、温泉、动物园，他都积极参加。在党的领导下，“民先”还组织了北大女同学会，团结了很多女同学，女生中的“民先”队员也不少。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局势，“民先”十分注意组织队员学习军事知识。北大“民先”在西郊进行多次军事训练，都由杨雨民负责指挥，有一次还请师大附中的袁汝镛任指导。同时，还组织队员参加在西山大觉寺、老虎洞等处举行的夏令营。请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人讲授游击战术。这些活动加强了大家军事生活的锻炼，为迎接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准备。
这中间发生过一次“五四流血事件”，这是国民党方面预谋制造的。北平学运分裂了，双方都要召开纪念“五四”的大会，为了寻求团结，北平学联号召大家去北师大参加国民党方面召开的大会，北大“民先”动员队员和同学们去参加。参加大会的各校进步学生遭到预伏在师大风雨操场的暴徒袭击，不少人被打伤，北大学生王官豹被打破了头，他满头血，一下扑到孙兴诗的身上，孙立即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包扎，在医院里一面包扎，他还一面宣传。
最后是七七事变中，支援二十九军抗战，组织慰问团、救护队。“民先”队员很多都参加了支援二十九军抗战的签名运动和护理伤兵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在党的号召下，很多同学离开北平，到各地去了。
这一段，通过组织整顿，加强了领导，开展了群众运动，“民先”工作局面大大打开了。虽然经过“五四”流血事件加深了学运分裂，可是，“民先”加强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大多数同学。北大学生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学生会没有分裂，对立的学生会没有成立起来，原因就是北大“民先”的力量很强大。
北大“民先”根据党支部的通知，陆续撤离北平。一部分同学经西山，沿平汉路南下；大批同学是经天津坐怡和公司和太古公司的船走的。“太古”原要到香港去，后来在青岛上岸；“怡和”原要到上海，最后到烟台上岸。我和一些同学坐怡和公司的船，8月13日离开天津。
北大“民先”队员分头奔赴抗日前线和后方，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大体分布情况是：
去冀中的有杨雨民、周文光、李洪年等；
留在山东的有孙传文、刘志诚、张震寰、刘昭训、于经海（于眉）、朱国平、韩仕中、孙兴诗等；
去晋绥的有宋尔纯、阎顾行、曹盼之、李欣（胡昭衡）、刘耀宗、金明、周怀瑾、王骥卿、刘立贞（刘亚生）、杨树义（肖杨）、许德富、谌湘汉、常振誉等；
去太行山的有杨维、宋尔廉、朱仲龙、刘祖春、韩振庭、薄怀奇、倪学惠、孙瑞符、汪洪文、刘继勋（刘火）等；
去晋察冀的有李俊明、卢荻、王耀华、董文熹（董越千）等；
去淮北的有谢邦治、刘玉柱、刘松云（刘江陵）等；
去中原的有姜世勋、顾瑞芳（顾大椿）、吴成高（吴若岩）等；
去苏北的有石蕴华、谢云晖等；
去国民党区的有莫家鼎、杨隆誉、何兆仪、黄劭显、李年、关士聪、陈忠经、吴磊伯等；
去延安的有邓力群、何锡麟、王俊升、张毓珣、王经川、吴文熹（吴文焘）、马同骧、李书厢等。
离开北大时，大家都恋恋不舍。一天晚上，何兆仪、倪学惠约了我和汪洪文、刘志诚、唐尊准等八九个人夜游中南海，回顾往事，瞻望前途，畅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临别时，大家互相题词，赠言鼓励。
在党的教育和培育下，我们分头南下，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忘我地工作和战斗。一些同学在战争期间牺牲了，如李俊明、姜世勋、杨树义、金明、王耀华、刘立贞、倪学惠、孙瑞符等，我们永远纪念他们的不朽业绩。更多的同学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已经成为我们事业的骨干力量。
“民先”生活是我终生难忘的，“民先”队队歌至今仍鼓舞着我们前进！歌词是：
前进，前进，向前进！
我们勇敢、活泼、坚定，
大家一条心，为了争取民族的天明，
主张民主，反对侵略，掀起解放的战云！
前进！祖国的孩子们，
我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高举起我们的队旗，
向着解放的路上，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