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霸权
我们很难找到对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概念的清晰的理论性阐述或概要性阐述。我们不得不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政策实用主义的点滴发展中来重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概念。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由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政策形成过程主要受到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民粹主义具体说来就是试图在选民当中寻求一种更具有可接受性的治理模式，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与妥协以及结构上的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则包含经济民主、政治责任以及社会平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增长。虽然瑞典社会民主党已经执政相当长的时间，但他们依然继续在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上纠缠不清。评论者通常将瑞典社会民主的意识形态表达成既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比如考罗拜（１９８３）或者斯蒂芬斯（１９７９），也不必然非此即彼地放弃社会主义而倾向于累进自由集体主义，比如廷斯滕（１９７３）。也就是这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表面言论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生存的基本教义以及意识形态更新的基准，但是平民实用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构成了社民党在政府中政策的基础。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种福利意识形态中的三种要素十分显著。首先，以平等、关爱、合作和助人为特征的“人民之家”来形容福利社会的未来。（Ｋｏｒｐｉ，１９７８：８４）这一著名说法是由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尔宾·汉森在１９２８年提出来的。强调“人民”十分明确地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即将社会民主党关注的重点放在工人阶级的需求上。很快地，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成功地进行了联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党将农民吸收为同盟，同时转向阶层地位日益增长的白领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将他们也当做蓝领工人阶级的同盟。“家”这个词意味着在国家基础上重造一个共享的社区。任何人的所得都不能超过其付出，但也决不能将任何人排斥在社区供给制度之外。（Ｈｅｃｌｏ ａｎｄ 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８７：１５８）“人民之家”直接与另外一个观念密切联系，也即是强调限制竞争与不平等的“团结”思想。也就是说特别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作为福利国家支柱的普遍性水平式给付福利，二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实施的工会对社会互助工资政策的贡献。这也强调工资应该与工人的表现而不是资本的利润率相关，并且工资之间的差异应该最小化。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要素是严格恪守凯恩斯主义的反经济周期政策，特别是运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公共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应对失业。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和５０年代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实践的基本原则是严格遵守以下原则，即充分就业以及通过提供普遍性水平式给付福利用以应对疾病、低收入等基本风险。当然这与英国贝弗里奇的福利国家自由集体主义概念与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整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压力促使其根据阶级和种族来更新对结果公平性所作出的承诺。学生运动，福利国家中贫困的再现，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激进主义、新社会的复兴有力推动了这一过程。１９６９年是一个转折点，社会民主党在一份政策报告中主张要进一步强化社会平等，并且认为社会平等是劳工运动面临的首要议题。也就是说：
一个平等的生活条件意味着获得可改变的人际关系，更好的社会环境。那些被遗留在后面的人没有充分的资源消费普通商品，无论在效率上还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都是障碍。在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在天赋、健康、智力或者是工作能力上的巨大差异将会导致不一样的生活机会的不同安排。（Ｈｅｃｌｏ＆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８７：１７４－１７５）
这份报告强调工资和收入差异、贫困、失业以及性别不平等应当成为更加积极处理的议题，报告还指出应该通过对那些有特殊困难的群体进行有目的的改革，将福利国家建立在贝弗里奇式普遍主义基础之上（Ｈｅｃｌｏ＆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８７：１７８），所谓的有特殊困难的群体也就是那些在战后经济繁荣时代被遗留在后面的人。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这种“平等运动”对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导致了在１９７１年采取严格的累进所得税制度。这也导致福利国家中服务和工作人员快速膨胀，同时在提高结果公平方面收效甚微。
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劳工运动中恢复生机的工会组织的精力集中在“经济民主”问题上，即避免通过国有化和社会化的方式实现对私人工商业更为直接的控制。建议就是由工会控制“工资收入者基金”并从实质利得税中分离出来，基金要能够在龙头公司中实现控股，并且通过管理和投资政策起到实质性杠杆作用。要求“经济民主”的压力部分反映了大众对日益增长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工人无力影响日益增长的跨国公司的决策两方面的担忧，从长远来看这导致工人阶级群体福利的恶化。１９８３年在经济衰退之后工人运动也陷入了停顿，政府不断淡化工资收入者基金，也就是说这一主要由工人贡献成立的基金对资本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争取结果公平和经济民主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的影响力下降了，同时社会民主党在来自新右翼的意识形态压力和国家财政危机背景下，逐渐采取“新现实主义”的立场。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是由科尔里夫·费尔德领导的，他在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０年之间出任瑞典财政大臣。从１９８４年开始，他就指责反资本主义的煽动仍然在劳工运动中发挥着作用（Ｌｉｎｔｏｎ，１９８４）。在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７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活力的、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它能够在这个充满缺陷的世界上产生最优结果。当然在自由社会中它也受到民主力量的影响。仔细分析他的公开言论和政策背后的意图，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他正试图通过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计划推动瑞典向前发展（Ｗｏｏｄ-ａｌｌ，１９９０：１５），这项改革包括削减税收和福利，更高水平的失业以及鼓励医疗和福利服务的私营化。虽然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不支持他的政策，费尔德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辞职了，但是这些新现实主义、支持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取得了决定性影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问题上面临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危机。
福利支出
毫无疑问，瑞典在福利国家方面的公共开支水平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１９８１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看到的可比较的统计数据是有效的真实社会开支，社会开支占到了 ＧＤＰ 的３３ 。５%，相比较在１９６０年瑞典的社会开支水平只是略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瑞典的实际福利开支水平远远落后于社会民主主导的意识形态所期望的水平。瑟伯恩根据由非好战性、财政保守主义以及工人对直接征税的反抗决定的低税收传统，来解释他称做“社会滞后”的现象。经合组织的数据还表明，瑞典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５年中福利开支增长占经济增长的比重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并不高出许多，但是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１年，瑞典的真实社会福利开支以四倍于本国经济增长水平以及两倍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社会开支增长水平的速度快速增长。换句话说，正如凯恩斯的前瞻性解释指出的那样，与绝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不同的是，瑞典政府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衰退中维持并扩大了福利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１年之间除了一年之外的所有时间社会民主党都处于在野状态，但中右翼执政联盟并没有在福利开支政策上有明显的偏离行为。总体公共开支从巅峰时期的１９８２年占ＧＤＰ的６８%下降到了１９８９年占ＧＤＰ的６１%。如伍德尔（１９９０：１５）所说：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削减公共开支的负担已经下降了，特别是在投资项目领域；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也随之下降了。在教育、医疗保健和警务工作上存在严重的人员短缺。人们普遍抱怨国立幼儿园太少，排队等待髋关节置换手术和白内障手术等手术的人比两年前大大增加了。与伦敦相比，可以说绝大部分公共服务运行良好。但是瑞典选民切身感受到了他们享受到的服务正变得越来越糟糕。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瑞典的福利国家需要非常高水平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来支撑。虽然收入和财产税已经作了相当大的改进，但是一个熟练产业工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仍然要将其总收入的大约４０%用来缴纳各种地方和国家收入所得税，这一数字已经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的大约５０%逐渐有所下降。雇主必须要支付工资单上４３%金额的税为社会福利做贡献，对此人们经常在降低工资征税比重还是制造通胀价格上谁更有效争论不休。由雇员缴纳的那部分社会保险费很明显是失业福利的财务来源。否则，瑞典福利国家的财政支持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工资税收（Ｏｌｓｓｏｎ，１９８９：图３）。大规模的减税改革始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政府同时宣称将继续发挥减税的积极作用。虽然间接税和财产税不断增长，但是税务改革毫无疑问要对公共开支的日益削减负责。瑞典福利开支的未来当然也反映了上文提到的社会民主党内外对意识形态争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