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世纪下半叶，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加紧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侵略。面对西方的挑战，伊斯兰世界一些保守的思想家把复兴伊斯兰教视为抵御西方异教入侵的关键，主张坚持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及其价值。他们认为信仰和神圣法典是一切智慧的开始和终结，力主恢复伊斯兰体制，抵御西方文明及现代思想；同时，也有些人主张完全照搬西方，按西方模式组织社会生活，以图民族和国家的振兴。另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温和派企图寻找某种灵丹妙药来医治眼前的创伤，恢复伊斯兰教昔日的威严和力量，他们主张在不危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文化传统和伊斯兰世界统一的前提下改革伊斯兰教。他们调和宗教与科学，使宗教尽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阿富汗尼与阿布杜倡导的运动正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
阿富汗尼生于阿富汗喀布尔附近一个有势力的家族，精通阿拉伯语及伊斯兰各学科，曾参加过支持阿富汗艾米尔穆罕默德·阿扎姆反对其对手的军事行动，20世纪60年代担任过阿富汗首相。公元1870年，因国内政局变化被迫离开阿富汗抵达印度，后经埃及去伊斯坦布尔。在这里开始宣传他的思想主张，结果遭到正统派穆斯林的攻击。这时，他认为实现其主张的理想之地是阿拉伯国家。公元1871年，他由伊斯坦布尔抵达开罗，一住就是9年。他常在大学甚至咖啡馆发表演讲，宣传他的思想，博得听众的赞赏，并激励了一批要求改革的热血青年，其中包括他的弟子阿布杜。他的住处成了他与其他学者和向他求教的弟子共同探讨问题的聚会地。
阿富汗尼受到瓦哈布复古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他坚持唯一神论教义，却又使它与现代思想结合起来。
他强调《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之根本，穆斯林应严格遵行，同时又允许对《古兰经》进行独立的解释和判断（伊智提哈德），摒弃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的迷信和异端，使《古兰经》的原则与穆斯林生活环境相适应，他说：“政治体制、社会理想和智力的表现形式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他认为，欧洲的力量蕴藏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中，处于衰弱状态的穆斯林要想拯救自己，就必须首先了解西方及科技的价值，吸取那些与它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东西，而不应消极地对待现代知识、政治和社会现象。他说，历史证明：有知识的人在伊斯兰昌盛时代受到鼓励，基督教是靠伊斯兰教的影响取得了力量和优势，《古兰经》传播了科学知识。他将殖民主义势力与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加以区别，号召穆斯林在保持伊斯兰教及其价值的前提下，努力猎取欧洲的科学技术，以增强自身力量，捍卫伊斯兰世界。他企图把欧洲的物质文明与伊斯兰精神结合起来，所以，他一方面支持从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领袖，同时宽容并支持采纳欧洲文明的人。
宣传穆斯林的团结和伊斯兰的统一，是阿富汗尼在埃及开始的另一项重要活动。他认为，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唯一方法是全世界穆斯林坚持在《古兰经》旗帜下的团结，四大法学派应融汇起来，逊尼派与什叶派应相互接近和联合，甚至一度主张穆斯林在哈里发的旗帜下实现联合，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府，抵御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与威胁。他想通过改革家与政治家的结合发动一场宗教、政治运动，以实现其目标。因此，他寄希望于赫迪夫阿拔斯的继承人陶菲格，多次与他会晤商谈，期待他早日掌权。然而，陶菲格继位后，不仅违背对阿富汗尼的许诺，而且视其为潜在的危险，公元1879年以建立秘密组织的罪名将阿富汗尼驱逐出境。
阿富汗尼来到印度继续宣传其主张，引起巨大反响。1883年旅居巴黎，在那里组织秘密团体“坚固把柄”，这是宣传穆斯林团结的泛伊斯兰组织。同时，他还与阿布杜合作创办同名刊物，向各伊斯兰国家发出改革的号召，向人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同殖民主义和各国专制君主展开斗争。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英国，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它在伊斯兰国家的罪恶行径。该刊物仅发行18期就被当局查封。阿富汗尼离开法国来到伊朗，后又重返欧洲，公元1892年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
阿富汗尼虽然在群众中宣传他的主张，但他把改革始终寄希望于社会上层，一度寄希望于苏丹的马赫迪，后来是伊朗国王纳希尔丁，最后是他并不喜欢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素丹，因为他认为当时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最有能力反抗西方的政治实体。反过来，素丹哈米德二世也认为阿富汗尼所倡导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反对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伊斯兰世界，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最好武器，因而邀请他到伊斯坦布尔来。这样，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运动便被纳入土耳其统治者的轨道，“阿富汗尼成了金笼子里的一只鸟”。
杰出的思想家阿富汗尼在沉闷的伊斯兰土地上播下了复兴的种子。他一直注重政治革命，认为这是解放穆斯林的最快途径。在政治革命成功后就可以集中精力于社会和教育改革。他死后，阿布杜继承了他的事业，在社会和教育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阿布杜生于埃及滨湖省，从小接受伊斯兰教育，曾受神秘主义的影响，后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宗教及语言课程，并对自然科学和历史有所研究。公元1872年结识了阿富汗尼，受到他的思想影响和启发，并在他的指导下投身于新闻事业。公元1873年在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不断在《金字塔报》发表文章，宣传阿富汗尼的主张及现代自由思想，因保守派不满面被解职。后应聘到《埃及大事报》任主编，他的报纸不仅报道时事和政治活动，而且批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宣传济贫、行善和社会改革，主张扫除伊斯兰教中的异端邪说。阿富汗尼被驱逐出埃及后，阿布杜继续坚持他的原则。阿拉比革命暴发后，他积极参加，革命失败后，被流放到贝鲁特。接着，应阿富汗尼之请去巴黎合办《坚固把柄》。停刊后，又返回贝鲁特从事教学工作。从此脱离了阿富汗尼主张的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轨道，将宣传科学教育作为反对外国势力、复兴伊斯兰教的基本方法，集中精力着手宗教、社会、法律与教育诸方面的改革工作，沿着现代主义道路走下去。他以新的方法注释《古兰经》，写出了关于伊斯兰教义的重要著作《一神论》。公元1888年被赦后返回埃及，先在爱资哈尔大学教书，后任法官、国家立法委员会委员及大穆夫提。这为他的改革工作提供了便利。
阿布杜知识渊博，精通伊斯兰教义和法律，同时受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因此，他反对僵化和因袭传统，想使伊斯兰教义与现代文明协调起来。他认为宗教在伊斯兰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不能再无视西方文明，应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建立新的组织机构。他把现代主义同赛来菲耶（复古主义）结合起来，摆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再通过注释《古兰经》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他坚持唯一神信仰和伊智提哈德原则，提倡理性主义，主张对宗教问题进行研究，做出判断。他在《一神论》一书中解释了理性在生活中的作用，认为理性是认主唯一的基础，伊斯兰教是理性宗教，应依靠理智解释《古兰经》，当法律的字面意思与理性解释发生矛盾时，应服从理性解释。他为穆斯林解释了能吃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宰杀的动物肉，允许穆斯林穿西装和在有息银行存款等重要问题。
他以现代主义解释《古兰经》，目的是要在这本圣书中找到与现代科学观念相当的内容。他认为，伊斯兰教与科学是一致的，科学像宗教一样揭示了自然的奥秘。他赞成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进化论学说，当然他的依据是宗教和《古兰经》的经文。他认为亚当不是人类的本源，所有的人都来源于一种特定的精神。他在《古兰经》中找到了“生存斗争”的解释，还把书中提到的魔鬼看成是微生物。
对于伊斯兰教的衰弱，他认为应归咎于长期以来伊斯兰教思想的僵化，而在同一时期欧洲却急速发展，尤其是在穆斯林一贯轻视的那些领域里。因此他提出，伊斯兰教只有依靠理性从因袭传统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欧洲先进的基础是教育体制的先进和科学技术的发达，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竭尽全力在我们的国家里传播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欧洲在教育领域中的成就对伊斯兰复兴极为重要，如果用伊斯兰宗教精神武装起来的穆斯林掌握了现代科学，他们就完全能同西方人抗衡。基于上述考虑，他大胆地改革爱资哈尔大学的教育制度及僵化的教学方法，增添数学、几何、工程、历史等现代课程。
阿布杜还批驳苏非派的宿命论和脱离尘世的主张，提倡穆斯林应作为劳动者生活在社会之中，同人们一道从事劳动和建设。每一个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都应该履行“劝善了恶”的使命。他通过唯理性的方法证明伊斯兰教在思想领域里的威力，以说明伊斯兰教优于其他宗教。他特别强调西方文化是在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感情上增强穆斯林与这种文化的关系。他对伊斯兰社会和宗教道德的捍卫使宗教界的乌里玛们感到满意，虽然他们不同意他对伊斯兰教义做出的非传统的解释。他对西方科学的赞扬，在主张全盘西化者的眼甲，成了他们主张改革的依据。
阿布杜培养出一代新型的改革派，他的学说传播于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马格里布，影响远及印度尼西亚。阿布杜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原则上坚持了他的全部学说。但这种学说实际上不可能满足截然对立的各派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弟子们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朝着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以拉希德·里达为首的一部分人，则采取了保守主义的态度，全力捍卫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使他们的所谓改革运动明显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