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柏拉图还有更多的反对者。亚伯拉罕·赫舍尔在《寻找人类的上帝：一种犹太教哲学》中宣称，他用不上柏拉图的对话录。但是如果对他的讨论做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更接近的是柏拉图，而非维特根斯坦。不错，他开宗明义地宣布，“对哲学家来说，善的观念是最崇高的，但是对《圣经》而言，善的观念只能排在其次，没有上帝它就无法存在”。然而他继续说，只有“众神和善被当作两个不同的实体”时，才会产生对话提出的问题。而“上帝的公正（即他的善）与他的存在是不可分割的”。这正是柏拉图的结论，与维特根斯坦恰好相反！其根据就是柏拉图提出的区别。赫舍尔事实上同意了柏拉图和薇依的看法，即，上帝本质上是善的，善是他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决定了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就是说，上帝之所以是上帝，因为上帝是善的。而不是：善之所以是善，因为善是上帝要求的。后者正是柏拉图的反对者维特根斯坦所认可的观点。
因而赫舍尔不需要面对维特根斯坦所面对的问题：如果上帝的要求不是基于善，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他的要求呢？我们应该害怕他的权力吗？希伯来《圣经》某些部分确实强调了这一点，但是维特根斯坦自己仍声称，“如果我将上帝视为与我同样的另一个人，我身外的一个人，只是无限强大而已，那么我应该视挑战他为我的职责”。而说这话的维特根斯坦，如我们已知，跟朋友德鲁里说过，他是“百分之百的希伯来人”。《游叙弗伦篇》似乎不仅成功地在康德与维特根斯坦之间，还在维特根斯坦与他自己之间扦进了一根楔子。
薇依在其神学宣言方面的探索显然像大海捞针，困难重重。但无论她如何努力，她无法只靠思想而生存。孤独绝望的她经常去“自由法国”总部，很幸运，在那里她再次遇见了西蒙娜·黛兹（Simone Deitz）。这是她在马赛认识的一个已皈依天主教的信徒。她问道：“和我做朋友好吗？”她渴望有同伴，努力地找，于是找了她——这么做违反了她自己的哲学。她曾认为，“渴望逃离孤独是懦夫的表现。渴求友谊是一种伟大的缺陷……你会愿为友谊而出卖灵魂”。她俩都希望去伦敦，她们在哈莱姆参加了一个急救培训班，相信以后会有用。后来证明并无用处。但两人的友谊确实有助于改善薇依可怜的饮食。薇依经常与这位朋友一家吃饭，黛兹的父亲很精明，为了给她添食，他经常故意抨击犹太教，说它不如基督教，趁薇依一心反驳时，便悄悄往她的餐盘里多夹一些食物，她从来没有发现过。
然而无论多吃还是少吃，她都在消瘦下去，伤心和愧疚交织。另一个朋友来帮她了，这次是莫里斯·舒曼。九月中旬他捎话来说，戴高乐流亡政府的安德烈·菲利普将访问纽约，他渴望与薇依合作。几周后，他们见了面，谈妥了合作。薇依与朋友黛兹一起前往伦敦。时刻替她担心的父母无论如何恳求，也不能一起随行。她说：“如果我有几条命，我一定给你们一条了。”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他们分开。
1942年11月10日，瑞典货船瓦拉伦号载着薇依和另外十名乘客驶离了纽约港，黛兹在另一艘船上。第二天，离薇依离开法国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德国军队突然进入维希。在警察的热心帮助之下，他们围捕了数千犹太人。在一种“以富人为靶子”的环境下，马赛显得格外突出。一共有25,000名男女、儿童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的命运由此终结。这是薇依第二次蒙过了死神，第一次是在西班牙，这次是马赛。不会有第三次。
薇依终于出发了。她这次是回家。横渡大西洋花了两周时间。甲板上，月光下，乘客们围着薇依听她讲民间故事，大家问她为什么吃这么少，她回答说，她在法国的同胞们食物是配给的，她不愿比他们吃得多，她绝不会违背这一原则（确实，她也没有这个能力违背）。在利物浦登陆后，乘客被送到一个营地等待。由于她的左派关系，她被滞留了两周。利用这一点闲暇，这位曾经的橄榄球冠军队队员学会了打排球。看来薇依终于寻得了某种安宁。
然而尼采说，“安宁中，好战的人类转向折腾自己”。逃离了法国的战争，薇依急于用自己新获得的平静换取一个机会来与敌人进行战斗。但一如她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冒险计划受挫那样，她为加入法国抵抗运动付出的努力同样遇到极大的误解：“她疯了！”戴高乐说。她要空降到敌人后方去，确实有点疯狂，或者说至少是不会被同意，因为且不说此举肯定会丧命，还意味着置许多其他人于危险之中。但是戴高乐或任何其他人有权利拒绝给西蒙娜·薇依为法国牺牲的机会吗？逼她因为悲伤和绝望而命丧异国，却不允许她空降到敌后以英雄的暴力方式来接受牺牲，这是仁慈之举吗？逼她浪费自己的死亡（“人类获得的最珍贵事物”）——从幸福的勇士变成悲伤的小丑，难道这是仁慈吗？
西尔维在写她的姑姑时写道：“某天我正在恼火你，偶遇了一位战争期间与你在伦敦认识的人。他描述你时用的词语使我震惊。他没有说到彗星……他说到了一个年轻小女人，疲倦，孤独，不见人，穿得像个穷人，戴一顶大贝雷帽……一袭极普通的过长裙子在地板上拖曳，怪怪的……可怜的小推车让自己死于绝望，因为没有人认真对待她的计划……西蒙娜这副……孤独……受挫的形象，给了我强烈的震撼。”然而这也许就是适合西蒙娜·薇依的死亡方式了。她写道：“进入角斗场的烈士，一面入场面对猛兽，一面唱着歌，并不感到痛苦。感到痛苦的是基督。他不像烈士一样牺牲，而像普通罪犯一样死去，与小偷混在一起，只是多了一点荒唐。因为苦难是荒唐的。”
薇依意识到自己已沦为傻瓜，虽然是“为了爱的傻瓜”，正如她也会这样来描写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她基督式的死，对薇依来说，与普通罪犯的死无异，她的命运与安提戈涅就极为相似（玛丽·卡波德·米尼强调过这一点）。在她生命最后一年写给家人的信中，西尔维眼中的“可怜的小推车”，波格莱嘴里的“赤色贞女”最终为自己选择了安提戈涅这个名字，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圣愚。莎士比亚笔下的傻瓜也是她经常考虑的人物。在伦敦，《李尔王》的演出深深打动了她。她给母亲写信说：“如果不论对我‘智商’的褒奖、我受过的高等教育和优秀成绩等因素，您发现了我与这些傻瓜相似的关键所在吗？”
不能参战，一心投入战斗的薇依于是转为折腾自己。在“自由法国”总部，她想方设法将其惊人的计划付诸实施。她计划组建一个前线护士小队，照顾那些受伤最重的伤兵，她认为，她们丝毫不缺乏勇气，同时向纳粹展示，法国人也敢面对死亡大笑。她的想法让同志们惊骇至极。然而，法国人笑的却是薇依，尤其是考虑到她那出了名的笨手笨脚，她那个空降到敌人后方参加抵抗运动的候选计划更是显得荒唐。黛兹曾想教她学开车，后来不得不放弃，因为不到十分钟就出了两次事故。考虑到她的“犹太特征”，这会使薇依自己和她周围的人陷入最严重的危险之中。因此没有给她降落伞，而是给她一张书桌，在希尔街的内务服务部，她的任务是研究战后法国重建的发展原则，工作的成果则是《扎根》。书中探讨重建法国的途径不是基于广为熟悉的人权途径，而是指向未曾踏足过的同胞相互承担责任的途径。
从人权观转向责任观，前者十分迎合法国人的心理，以个人为中心；后者以他人为中心，这一转向极为深刻。但尽管富有创意，《扎根》一书在整体上缺乏薇依自己认为伟大艺术作品所具有的至为关键的有机结构。全书有一部分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一点法国历史，有一点神学，有一点道义论，尝起来可口，却不构成一顿完整的正餐。就像关于柏拉图的讨论一样，她详尽的政治主张需要被多么认真地对待，她并没有说清楚。她自己警告过不能把《理想国》当作未来社会的真实蓝图。例如对“群体思维”真正危险的担心是一回事，但是她提出“要保护思想自由，就不能允许群体表达意见，因为一旦群体有了自己的意见，就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将该意见强加于其成员之上”，她在当真吗？
薇依的“法国战士通行证”，1943年相比之下，她认为只有精神力量才能抗衡极权主义的精神诱惑，这一看法深刻有力，同样深刻有力的是她对暴力诗意的看法，这一看法虽然很美却很危险：“人们面临枪炮和黄油这两种选择时，尽管他们更乐意选择黄油，神秘的宿命感却促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选择枪炮。黄油缺乏足够的诗意。”同理，尽管她有“超自然主义”，但坚持认为，我们必须警惕“伪神秘主义”的诱惑，这只会引导我们“承认对非尘世之物承担责任”，从而使“被怜悯的不幸对象沦为行动的原材料，变成人爱上帝的匿名表达方式”。她的执着难道没有道理吗，当她警告说，“人类的爱只有通过人世间的个人……才能超然物外”，难道这不是对我们振聋发聩的呼吁吗？
她在伦敦辛苦五个月，《扎根》只是成果之一。一方面她为战前自己的和平主义极度愧疚，同时对不给她机会为法国献身也深感愤怒。然而与她在纽约时始终处于坐立不安的状态不同，她在伦敦感到很自在。美国的一切她都不喜欢，对英国却十分倾心。她为英国的传统感，“根的意识”所吸引。她在诺丁山区一位清洁女工弗兰西斯太太的家租了间房住下。在她眼里，这是一个“地道的狄更斯式”家庭。家里两个孩童很喜欢她，她对那个年幼的男孩尤为照顾，给他辅导功课，批改作业，她外出时，他就将作业放在走廊上。弗兰西斯太太想为她干点日常家务活，她一概拒绝。女主人坚持要替她洗鞋时，她就将鞋藏起来。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场所，无论白天黑夜，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写作，有时候趴在桌上睡着了。偶尔她也出去溜达一下，她喜欢英国酒吧的环境，与美国的大不一样。她还喜欢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她与朋友西蒙娜·黛兹一起逛街，还教她藏文，这样她们就可以一起读密勒日巴。
也正是黛兹伤了她的心，她这位挚友被选中要空降到法国，这给了薇依最后一击。她的健康本来已濒于崩溃。在伦敦流亡期间，她从来就不好的胃口更差了。她仍在坚持控食原则，不超过被占法国国内同胞的食物配额分量。同时，她抽的烟草量却持续不减，也仍然继续完全不顾睡眠。终于，1943年4月15日，她崩溃了。西蒙娜·黛兹发现她昏倒在她房间的地板上。听说自己必须住院，她失声痛哭：“完了！”在她毫无抵抗力的体内，粒状肺结核已经入侵双肺。医生马上建议：“营养加休息。”对这位病人他们极为头痛，对她的讥讽也习以为常。他们承认她是他们见过的最不驯服的病人。
然而她真正的愤怒既不是针对疾病，也不是针对治病的医生。她的全部愤怒是针对“自由法国”的政治内讧，更是针对采取极端形式日益兴起的法国民族主义。对西蒙娜而言，法国不是“神圣的法国”，正如德国不是“主人种族”之家一样。然而正如约翰·赫尔曼说的，“不仅更具‘异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者，如玛拉斯（Maurras）和巴瑞斯（Barrès），还有极严肃的基督徒，如贝尔纳诺斯，里昂·布罗伊（Léon Bloy），保罗·克罗岱尔，还有年轻的雅克·马利坦等，都深信他们亲爱的祖国与天意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更有甚者，天主教诗人查尔斯·佩奇（Charles Péguy）“以最令人难忘的方式颂扬了圣女贞德对法国的特殊意义……将上帝描写成法国人”。
圣女贞德也为民族主义所利用，这让西蒙娜·薇依忍无可忍。她写道：“（巴斯德）被用作科学上偶像崇拜的披风，正像圣女贞德也被民族主义偶像崇拜用作披风一样。”如此玷污圣女贞德这一纯洁的名字让她愤怒。“若要在法国历史上寻找与真正纯洁有关的名字，找不到几个……在法国历史上，除了圣女贞德，还能找到第二个吗？”因此更不能允许这样的人成为偶像崇拜的来源：“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圣女贞德名声大盛，其中包含了不健康的因素；它成了遗忘法国与上帝之间存在差异的捷径。”该适可而止了。
她最后写道：“我不能与法国抵抗运动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哪怕一丁点的间接关系！” 她还说：“我完了，崩溃了，没有任何恢复的可能，这与科赫氏杆菌无关。细菌只不过趁了我体内缺乏抵抗力之机……体内部件也许……只会暂时胶合着再维持几年。”然而胶合的时间太短了。她先是被安排在伦敦的米德塞克斯医院，但拒绝住单人病房。她一再要求转到乡间去，还要求将她那些书打包带上：柏拉图、《薄伽梵歌》、十字架上的圣约翰。
终于，8月中旬她被送到了阿什福德的格罗夫纳疗养院，位于肯特郡，一派田园风光。看着新搬进的房间，她说了句：“多漂亮的等死房间！”
1943年8月24日，一个温暖的夏日，远没有暂时胶合在一起的脆弱碎片崩散了。她未经洗礼就去世了——这位加布里埃尔·马塞尔称作“去—犹太化的犹太女人”。如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她不接受分离的想法——无论是与非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还是与未施洗的儿童。为此，她从来没有被宽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