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正在办公室里做春节游园活动的安排，有人打电话进来。“你好，厉冰冰。”对方说。声音谦和有礼，但极其陌生。我大脑迅速转动，却没能与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对上号。
我迟疑地说：“你是？”
对方忙自我介绍：“我是报社的郑言。”我猛然记起来，那个在面试席上一直微笑的新闻部主任郑言！
我忙不迭地说：“郑主任你好你好！有什么吩咐？”
郑言说：“恭喜你，你的文章写得不错！王社让我通知你，下午过来报社一趟。”
我难掩喜悦的心情：“啊，太好了！谢谢郑主任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他说：“是你自己有本事，王社对你办的《依娜之声》很欣赏，说你是天生当记者的料。”
我再三道谢，表示下午会准时到报社报到。
忍不住喜气洋洋地到方生的办公室报喜。
他佯作失落状：“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这个老头子了。”
我也故作为难状：“要不我回绝报社算了，继续在这里为你打工？”
他忙正色道：“千万不要，如果你在报社干得好，你开心就是我开心了。”
接着两人便会意地大笑起来。
下午，我向办公室请了假，到报社找王社。到了王社的办公室，已经有一名戴眼镜的小伙子坐在那里了。王社为我们互相介绍：“来，你们认识一下，这位是李东，这位是厉冰冰，你们两位都是在这次招聘中表现比较突出的。”
原来这次公开招聘记者，报社打算从十多人中招聘两人。李东30多岁，外省人，大学毕业后到这座小县城当中学老师。
“李东社会阅历丰富，而且交际广泛，这是当好记者的必需条件；厉冰冰文笔不错，年轻能干，希望你们互相促进，在这里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事业。”王社鼓励我们两人。
李东向我笑，我也向他微笑着点点头。
“试用期间，你们每人工资1000元，三个月后如果一切顺利，就办入职手续，入编事业编制，与这里的采编人员一样，基本工资1000多元，稿费另计。”
我心里暗暗算了一下，工资比在依娜低了1500元，三个月就是4500元！心里有点小纠结，但脸上依然不动声息地连声道谢。
当天晚上，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妈。我妈一听说我即将调到县府大院上班，马上眉飞色舞：“想不到我家也有这样的运气。”我爸却骄傲地说：“我家的人，去哪里都不会太差。”印象中，这是我爸和我妈首次同时对我表示肯定。
可是他们的话题仅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会，便又齐心协力地做泡菜了。春节将至，人们免不了吃大鱼大肉，他们正在泡制各种解腻的酸味小食，比如甜酸荞头、咸柑橘等。
我越来越发现，我妈是一个搞技术的高手，天生有技改挖潜的能力，就算让她卖头菜，她也能搞出各种赚钱的花样。这样的高手，让她卖头菜是亏了点，如果让她搞科研，很难说她不会造出令全球瞩目的“神七神八”。
当然，也要表扬一下我爸，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愿意配合老婆做泡菜的。
愿意臣服于女人手下的男人，不是有大胸怀，就是有大智慧。
农历正月初八后，到报社上班。
毕竟只是一家县级报，新闻部人不多，加上我与新来的李东，才7人。
新闻部主任郑言热情地为我们各自介绍，李如安，梁平生，黄占，小良。李如安与梁平生是老记者，都有50多岁了，他们都是以前报社开办时直接从下面的镇党委办选调上来的，黄占与小良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总之这个办公室，算是老中青都有了。“王社之所以这么急招你们进来，就是希望迅速为报社补充新鲜血液，我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李如安自嘲地笑着说。他的头发都花白了，看上去确实不年轻，大家都叫他安伯。
郑言对我说：“王社叫我带你，今后你就坐在我后面吧。”我连声道谢。李东由安伯带，因此他的位子就在安伯的后面。
报社为我们准备的桌子很大，但是桌子上摆着的电脑，看上去却相当“老资格”。郑言向我解释说：“这些电脑都是编辑部淘汰下来后，才安排到采访部的，以前我们都是用手写稿，这两年才用上电脑。”
我微笑着表示不介意。郑言从书柜里找来一本《新闻入门》放在我桌子上：“你有空就看下，掌握一些基本的东西。我如果出去，就带你出去。”
这一天，郑言都在办公室里没出去，说是在整理县委书记的新春访谈。我一直在看书，看过书又看旧报纸。这里是周二刊，即每周出两期，每期八个版。
晚上，报社在本县的侨联大酒店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欢迎晚宴。在这次晚宴上，我再次见到了又矮又胖的冯副社长，不过人人都叫他冯社。
在酒席上，李东不断地向王社和冯社敬酒，随后还一一地敬过所有的同事，谈笑风生，如鱼得水。我坐在一边，拘谨得如坐针毡。
同是新人，双方的优劣，立见高下。我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而记者这一行，却注定了非要迎来送往不可，我连简单的应酬都不会，只好眼睁睁地看人家长袖善舞。
不自量力的人固然可悲，但有时候，对自己太了解，也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一你会不由自主地以“我不会做”或“我做不来”而禁锢自己的手脚甚至思维，令你放弃努力尝试的机会。我暗暗提醒自己，不要丧气，应该给自己一个努力尝试的机会。
第二天一早，刚到办公室门口，郑言便急匆匆地吩咐我：“快，收拾一下，准备跟我出发。”办公室的人都在风风火火地收拾东西，看样子似乎有大事发生。
“一会县里四套班子要去慰问老革命和特困户，我带你跟县委书记到五乡镇。”郑言大声说。老革命是本地的俗称，意即以前的抗日老兵。五乡是本县最偏僻的镇，由于山势险要，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那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两分钟后，我们几个人赶到县委大楼前集合。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也来了，郑言熟络地与他们打招呼，我乘机拿过他手上的相机，帮他减轻负担。当年的数码相机，是大块头，10000多元一台，用3.5软盘当储存器，每张软盘格式化后，可装4一6张像片。
郑言叫我带了5个软盘，再加上外包装盒，就是厚厚的一大叠。与今天的数码相机相比，很不方便，但与旧式相机对比，因为可以当即在显示屏上看到像片的效果，而且不必到照相馆晒相，可以省却很多事。
当天在五乡镇的采访，很顺利。先是到老革命家送了慰问金和慰问品，又到特困群众家中送了棉被粮油之类的，最后在镇政府吃饭。
我一直跟着郑言忙前忙后，他要拍照时我为他拿采访包，他要采访时我为他拿相机，还认真地在一旁记录，唯恐错过学习的机会。
在镇政府吃完饭后，镇政府的人给每个人都塞了个红包：“这是我们伍书记的一点心意，现在还是新年，大家图个喜气吉利。”伍书记，即五乡镇的镇委书记。
我大吃一惊，虽然听说当记者这个行业会有一点灰色收入，但没想到刚上班就收到了，因此不免有点不好意思，却看电视台、电台的记者都不动声色地收下，连郑言也若无其事地把红包放在采访包中，我也只好把它放进袋中，心中有点不安，又有点小惊喜。
事后才知道，原来当天所有跟四套班子领导下乡的记者，都收到了红包，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个红包，李东做了一件极其尴尬的事。
回来的路上，我们与电台、电视台的几位记者坐市政府的面包车。一位坐在后座的电视台记者悄悄地从包里拿出红包，掏出钱币示意大家看。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3张红色的百元大钞。
“平时的采访是没有红包的，但每年春节过后跟县领导下乡，各个镇都会给一点面子，一般也就是100至200。”郑言悄悄告诉我。我点点头，不好意思说话。
回到办公室，郑言对我说：“稿子要急着排版，比较急，今天不用你写了，我自己写吧。”我说好的。这个时候，所有跟领导下乡的记者都回来了，大家分头干活，办公室里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