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民皆八卦、个个忙围观的年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不发展，真是没天理。
从第三个月下半月开始，我不再跟郑言出去，他安排我独立跑卫生局。
独立跑到部门单位采访，此前我从未试过。尽管我心里有点犯怵，但还是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务。
想不到我的第一次采访，就以失败告终一一令我几乎丧失了当记者的信心，也因此延迟了我入职的时间。
有人说，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对于我来说，我的记者生涯，却缺乏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出发之前，我向同事了解卫生局是一个怎样的部门，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卫生局是一个内里有货外面小气的部门。”
安伯对此给予更直观的解答：“你想想看，那么多医院都归这个卫生局管，它穷也不会穷到哪去，不过它很小气，记者连一顿饭都吃不到它的。”我表示不介意，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在外面与陌生人吃饭。
尽管在出发之前，我已经与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约好了时间，可是当我跑到卫生局的时候，还是在门卫处被拦住了。门卫说：“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报社记者，来采访的。”
门卫说：“拿个记者证来看看。”
我忙说：“我是新记者，还没有证件。”
门卫说：“那你不能进去。”
我连忙说：“我约了你们办公室主任。”
门卫脸色稍缓：你约了哪个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那边的电话是多少？”
我竟然一个都答不上来，因为我都记在桌面的白纸上了，以为过来直接见到人就采访，根本没有详细地记在脑子里。
放在今天，这个根本不是问题，拿手机打个电话便可以解决，但在当时，移动电话对我来说，还是奢侈之物。
门卫看我答不上来，面带讥讽地说：“我看你是蒙的吧？”
我涨红着脸说：“我真不是蒙的，真的约好了你们主任。要不你借个电话让我打？”
门卫当即黑着脸，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随便来个人都借电话给你打？要打电话到外面去！”
我只好难为情地走开，走了好远一段路都没有看到有公用电话。天上下着冷雨，我的鞋子都走湿了，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街角的小卖部看到一部公用电话。
同事帮我查了卫生局主任的电话和姓名后，我记在本子上，然后才又走路回到卫生局。
门卫见我又来了，而且说出了主任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估计我不是蒙的，才放我进去。临了还理直气壮地说：“阿妹，不是我不放你进去，你什么都说不出来，如果我乱放人进去，局长会革我的职的。”我只好向他陪笑脸，并再三道谢。
就算憋了三肚子火，也得装出一副千恩万谢的样子，人生就是如此无奈。
不过，我要永远感谢这个门卫，可以说，是他为我的记者生涯上了生动的第一课：准备工作不足，势必影响采访。这是我最深的体会。
因为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出发之前，一定要把将要采访的人名、电话号码和职务写在采访本上，而且张口能说出来，这样，既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也便于自己开展采访。
当然，在当天的采访中，这不是我最深的体会。因为在这次采访中，我竟然被气哭了。我的哭，惊动了全报社，甚至差点引起了两个部门之间的矛盾。
我赶到卫生局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四点了，比原来约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当我敲门进去时，办公室只有一个女的坐在那里，于是我便向她打招呼：“你好，我是报社的，我想找吴主任。”
那女的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冷淡地说：“你找他什么事？”
我小心翼翼地说：“我约了吴主任采访。”
她说：“不在。”
我说：“吴主任说在办公室等我的。”
她没好气地说：“你没看到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急了，说：“我之前跟吴主任约好的。”
那女的冷冷地说：“那你就在这里等吧。”说着就自顾自地开始打电话，与电话那边的人说下班后去哪里逛街、哪里的衣服便宜之类的。
我本想请她帮我呼一下吴主任的传呼机，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但看她一直在打电话，就不好意思打断她的话。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转眼间，五点到了，这女的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出去办事了。我要锁办公室的门，你到外面等吧。”机关下班时间是五点半，显然这女的是因为约了人逛街而早退。
我只好陪着笑脸，跑到走廊外面等。卫生局早退的人不少，陆陆续续有人锁门离去，几乎每个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都投来好奇兼探询的目光。
我站不下去了，只好怏怏地离开。
回到报社时，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想不到自己的第一次独立采访，竟然连采访对象也见不到。
“怎么样，采访还算顺利吧？”郑言问我。因为当天要排版，所有的记者和编辑都还在。小报就是这样，每周两次的排版，大家都视为大事。
郑言不问我还好，一问，我委屈的泪水就夺眶而出：“我没有见到吴主任……”
在他的追问下，我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郑言一听怒不可遏：这个卫生局把我们报社当成什么了？那个女的还敢把我们的记者赶出门！”
我羞愧难当。几位记者围着我问长问短，连王社也过来了，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好边流泪，边把事情说了个大概。王社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电话一打通，便听到王社对着电话那头说：“陈局你好，我是报社王安。我们的人今天到你卫生局采访，让办公室的人赶了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估计对方也相当诧异，王社又把我下午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陈局，现在咱们先不说私人感情。如果卫生局不欢迎我们记者采访，可以提前说声，以后我们知道怎么做。当面把我们记者赶出来，是不是太不给我们面子了？你叫我怎样向兄弟们交代？”
说完，王社就挂了电话。
“当记者的，什么都图不上，就图个面子，你放心，报社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王社安慰我说。
我知道王社的意思。记者，走出去就代表报社的形象，如果记者在外面让人欺负了，那么意味着人家根本没将报社放在眼里，所以这口气，王社是非出不可的了。
第二天一上班，便有人通知我到王社的办公室。
我走进王社的办公室时，发现郑言与冯社均在，还有一名陌生的男子。
看见我进来，王社说：“这位就是我们昨天到卫生局采访的记者厉冰冰。”
陌生男人连忙站起来，说：“厉记者你好，我是卫生局吴征，昨天的事真不好意思。”
吴征，即是我之前联系好采访的吴主任。
原来，昨天我与吴征约了采访后，因为我在三点时没有及时在办公室出现，吴征就忘记了此事，跑到外面办事了。
“当时，留在办公室的那个女同志，是办公室副主任，平时与我的关系不怎么融洽……”吴征颇为为难地说，从他断断续续的表述中，
我们明白了大概的意思。
那位副主任一直认为自己能力比吴主任强，加上后台比吴主任硬，平时根本没将吴主任放在眼里，而我昨天是吴主任约来的客人，因此她没有什么好脸色。
“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疏忽让厉记者受委屈了，陈局让我今天一早就过来说明情况一一我们卫生局很欢迎厉记者以及所有记者到我们单位采访。”
王社向郑言使了个眼色，郑言马上对吴征说：“吴主任，你看事情不发生都发生了，我们的记者让卫生局的人赶出门是事实。要不这样，叫那位副主任过来我们报社，大家认识一下，免得以后再发生什么误会？”
很明显，这个意思是叫那位副主任过来报社表个态，算是让我挽回一点面子。吴征面露难色，显然这事他做不了主。
“这样吧，这事情不妥善解决，大家今后很难避免彻底消除误会。你回去向你们陈局汇报一下这事吧。”王社站起来打圆场，显然这是表示送客了。
吴征站起来，有点失落地夹着公文包离去。
此后两天，再无下文。
想不到因此一来，我却患了外出采访恐惧症。以前外出采访有郑言带着，我毫无压力，现在我却很抗拒外出，甚至一想到采访前要先电话联系，要找上门去，要与陌生人面对面说话，还要准备一系列的采访题目，就感觉很烦，不想面对。
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对自己，对未来，甚至对记者这份工作，都产生了极度的怀疑。
我一连两天端坐不动，郑言急了，他说：“阿冰，不要让卫生局那件事影响你，其实很多部门对记者还是很热情的，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问心无愧，就是称职的记者。”
我沮丧地摇头，在我眼前，一切都变得暗淡。自小，我虽然经受着我妈的各种考验，但在外面，我还是很争气的，一向成绩优良，老师宠爱同学友善，从没有过被人赶出门的尴尬经历。出去采访被人赶出来，这样的打击，我在心理上真的接受不了。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当时的想法很幼稚可笑，但在当时，我却以为是世界末日。
很多事情，时过境迁后回头看，根本就是一出喜剧。可在当时，你觉得它是一道迈不过的坎，你觉得它是灾难。
下班了，别人都走光了，我还呆坐在办公室里，觉得前路茫茫。
突然很想方生。自从过来报社上班，我们仅见过极少的几次面。每次见面，我都对他依依不舍。在我心中，他就是我坚强的后盾，唯有他可以为我解决一切。
依娜是不敢过去了，他开车来县府大院接我，两人到河边吃饭。
本县的经济虽然不甚繁荣，但吃喝玩乐方面却是丝毫不差于大城市，尤其是河边的白粥鱼仔，扬名国内外，不少国外侨胞回乡省亲，都选择在河边喝白粥鱼仔，而不是到大酒店吃山珍海味。
点了白粥鱼仔，又点了一些豆叶之类的煮青菜。豆叶其实是长豆角的叶子，本地习俗是把这些叶子摘下来，用盐水煮了当菜吃，嫩而香，是我非常喜欢吃的菜。虽然我们不常出去，但方生却记着我喜欢的菜式。
“方生，我想回依娜。”犹豫再三，我终于开口。不管有人没人，我都习惯了叫他方生。就算我们脱离了上下级关系，我还是一直这样叫他。在他面前，我一直都不愿太随便。
方生看着我：“在报社不顺利？”
我稍为迟疑了一下，把卫生局的事说了出来。
方生看着我，说：“你现在的想法令我大吃一惊，我不敢相信这是厉冰冰的想法。”
我低下头。
方生从桌子下面伸过手来，握着我的手：“你以为从报社走出来，回到依娜，就没有让你为难的事了吗？”
我心里一沉。
这时候服务员把白粥鱼仔端上来了。方生为我盛了一碗粥，再把鱼仔放在我碗里，示意我吃，我却再无食欲。
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方生叹气：“毕竟还是个小女孩，这点小事也会难倒你。”
我继续闷声不响，不想回应他。
方生说：“阿冰，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是互相帮助，就是互相为难，我们可以做的，是与帮助我们的人好好合作，争取与为难我们的人和睦相处。除非真的退无可退，才应回击。
我沮丧地看着他，心想我哪有能力回击，只会被击中。
“没有条件回击的时候，你就等机会，而不是放弃机会。如果你坚持在报社发展，以你的能力，一定会有所作为，但在依娜，我最多让你做到总经理助理。”
我失望地说：“原来你不想我回去，我以为你会希望我回去。”
方生摇头苦笑：“你是大人了，不要以小朋友的心态处理事情。不用过十年，过三年你就会知道我今天这样做，到底是为自己着想还是为你着想。”
我默默地吃完粥，知道自己再无退路可走了。
今天想来，庆幸方生拒绝了我，但在当时，对他却颇有怨艾。
有些事情，总得到了一定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知道正确的解题方法。
饭后，我让方生把我送回家。
我爸上夜班，我妈独自在家搞技改挖潜。这个季节盛产甜瓜，市场才卖几毛一斤，我妈一买就是几十斤，在家做瓜咸。
瓜咸是粤西的一种农家小菜，做法很简单：先是用盐把甜瓜腌一天，然后拿到阳光下晒一两天，就大功告成。这种瓜咸闻着香吃着脆，炒熟用来送白粥最好不过。
我妈喜滋滋地告诉我：“瓜咸比头菜还好卖，天天都有人专门来我的档口买瓜咸。”
我心情不好，朝我妈笑笑就走进房间。
如果让我做卖头菜这样的小生意，也许我没有这么好的兴致天天想方设法泡制各种各样的腌制品，可是我妈不一样，那小小的泡菜生意，在她眼中就是一笔笔利润可观的大生意。
若干年后，我才懂得，能把大生意当成小生意做的人，固然值得敬佩，但把小生意当成大生意经营的，却更值得学习。前者只需要头脑，后者更讲究胸怀。
而胸怀，是很多头脑发达者都缺乏的器官。
我越来越佩服我妈。以前我常常讨厌她的唠叨和目光短浅，总觉得她缺乏知识和文化的底蕴，原来人家在谋生方面的知识和文化，不是没底，而是深不见底。
如果让我与我妈在市场上卖头菜，我一定拼不过她。连卖头菜都拼不过我妈，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那小小的一点面子又算得了啥？
痛定思痛，我终于决定，一定要坚持下去。其实我是一个很讲究方向感的人，一旦想清楚了某件事，会迅速下决定，然后坚定地朝着既定方向奋进。
当天晚上，我一改数日的焦虑，安然入睡。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第二天回去上班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办公室等我，而且我的桌面上，放着一个穿红着绿的水果篮。
略一细看那人，原来是卫生局那位女副主任。见我进门，郑言立即说：“阿冰，伍主任想来找你说点事，你可以带她到旁边的会议室说。”
显然，郑言是为了避免这位伍主任尴尬。我怔了一下，马上迎上前去，作若无其事热情洋溢状：“伍主任，我们是老熟人了，你来报社让我们感觉蓬筚生辉，哪还用带水果来？”
那伍主任也是演技一流，马上过来拉着我的手：“厉记者，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两人互相客套着走进会议室，那伍主任收起满脸的笑意，说：“厉记者，前几天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陈局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该那样对待报社的同志。我今天是想专门来向你解释一下，那天我实在是有事要办，所以……”
看她那忙乱的表情，料想这几天受到的折磨也不比我少，我心里一软一一既然人家已表了态，我何不配合摆出点姿势？于是我说：“其实是我泪腺浅，都怪我，回来之后让同事问了几句就流泪。现在大家没意见就好了，希望以后大家可以继续合作。”
那伍主任不断点头：“对对，以后你有什么采访，与我和吴主任联系都可以，如果吴主任没空，我一定配合好，需要用车接送都没问题，你开口就行。”
我忙拉着她的手，说：“谢谢，那件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伍主任马上附和：“对，当没发生过。”
当然，谁都知道，发生过的事，岂能当没发生过？那只是骗别人的话，自己是断然骗不了的。所以，后来，当我正式成为记者后，很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跑卫生线。
任何时候，都尽量避免与你有过嫌隙的人合作，就算你没有伤他之心，你却无法保证他没有毁你之意。就算你不缺乏逆境中奋进的劲头，但也没义务挑战人性的弱点。
卫生局的事终于告一段落，我也理顺了思维，真的应该干点实际的事了。时势不逼人，唯有自己逼自己。
当天下午，我打通王社办公室的电话：“王社，我是厉冰冰，有点事想与你说，现在方便吗？”
王社爽快的声音传过来：“正好，我也想找你聊聊呢，过来吧。”我跑过去，轻敲房门后听到王社说请进，便推门进去。
王社指指旁边的椅子示意我坐：“有事？”
我坐下，不安地说：“王社，我今天来，是特意请求报社延长对我的试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