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忠信、气节、刚勇、报恩、宽宏、谦让在古代品德范畴占有重要的位置。
忠信，是处理人际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中华民族不但以忠信著称于古代，而且也同样以忠信闻名于今世。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我国古代对“忠”特别重视，树立了关羽、岳飞等一批效忠帝王和国家的典型。
气节，也是古人十分推崇的一种德行。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赞扬了不畏强暴的精神。欧阳修曾向皇帝建议，为了培养士人气节，朝廷应重用名节之士。这样，“故其为士者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历史上也确实出现了苏武、文天祥等一批重气节的典型。
刚勇，就是刚正勇敢。朱熹曰：“人气须是刚，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气刚，故不论甚事皆透过。人气之刚，基本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转去，如何做得事。”中国历史上就曾涌现出一批仗义执言、临危不惧、刚正勇敢、嫉恶如仇的典型。
报恩，即复恩报德。一个重德行的人，有德于人，不图报答，但受人之恩则必思报之。“结草衔环”的成语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就反映了这种传统道德情感的生命力。施恩者固然可敬，而报恩者也确实难得。古今最憎恶的是那种以怨报德和忘恩负义的人。
宽宏，是指一个人要有大的器量。古人认识到，有大作为的人应该有大器量。明太祖说：“自古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而后能成安宁天下之功。”因此，古人提倡“宰相肚里好撑船”。如果不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共事，必将一事无成。
谦让，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周易》提倡人们要做“谦谦君子”。直到今天，在民间还广泛流传孔融让梨一类的传说，引为美谈。
（第一节）忠信
（史事）
周公抵身祷告
《尚书·金滕》记载，周灭商后的第二年，武王生了重病。太公、召公说：“我们为大王恭敬地卜问吉凶吧！”周公说：“不可以向我们的先王祷告吗？”周公把自身作为抵押，清扫了一块土地，筑起三座祭坛。又在三坛的南方筑起一座台子。周公面向北方，站在台上，放好玉，拿着皀，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史官写了简书，祝告说：“你们的长孙武王发，遇到了危急凶恶的病。如果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职责，就用我周公旦来代替武王发的身子吧！我柔顺巧能，多才多艺，能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他刚被上帝任命，遍有四方，安定你们的子孙。天下的老百姓无不敬畏他。唉！不丧失上帝降给周国的宝贵生命，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现在，我听命于大龟，假若你们允许我的请示，我将拿着璧和皀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如果你们不允许我，我就收藏璧和皀，不敢再请了。”
卜问了三龟，都显现出吉兆。周公说：“根据兆形，大王的病将没有危险。我刚刚祷告三位先王，只谋求国运长远；现在所期待的，是先王能思念我侍奉鬼神。”周公回去，史官把周公祷告的简书放进匣子。第二天，周武王就痊愈了。
武王死后，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在国内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召公说：“假如我不摄政，我将无辞告我先王。”周公留在东方两年，就捕获了罪人。后来，周公写了一首诗送给成王，叫做《鸱？》。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
秋天，百谷成熟，还未有收获，天空雷电大作，狂风骤起，庄稼被吹倒，大树被拔起，国人惊恐。周成王和大夫们都穿上朝服，打开匣子，得到了周公以自身为质，请代武王的祝词。太公、召公和成王询问史官，史官回答说：“确实的。唉！周公命令我们不能说出来。”
成王拿着简书哭泣，说：“不要再去占卜了！过去，周公为王室而奔劳，我这年轻人不知道。现在上天动怒以显示周公的功德，我要亲自去迎接，我们国家的礼制也应该这样。”成王走出郊外，虽然天还下着雨，但是风向反转，倒伏的庄稼又立了起来。太公、召公命令国人，将被大树压倒的庄稼扶起，用土培好根。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
信用，是立国的法宝
晋文公围攻原国，下令携带三天的粮草。原国不降，于是下令撤兵。派出的侦探从原国回来，说：“原国准备投降了。”军吏说：“再等一下吧。”文公说：“信用，是立国的法宝，百姓靠它来维护正常秩序；为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用什么去维护百姓吧？丢失的反而会更多。”于是晋国的军队退了30里，原国投降。
昭王不疑，乐毅守信
爱讲乐毅坏话的人对燕昭王道：“乐毅的智慧和计谋超过常人，讨伐齐国，在一呼一吸之间，攻下齐国70多座城，现在仅有两座未攻下。不是攻不下，而是想长久地依靠燕国武装的威力去折服齐国人，在南面称王。现在齐国人已经降服了，乐毅之所以没有起来发动叛乱，是因为的他妻子还在燕国的缘故。进一步说，齐国有很多漂亮的姑娘，乐毅在那里时间长了，说不定将来又会把妻子忘掉。希望国王好好考虑他的事情。”
昭王为此举行盛宴，把那个说坏话的人引出来，当众责备他说：“先王曾想把整个燕国委托给品德良好、才能出众的人，为此而举行了盛大的让位仪式。先王并不是要贪得土地来传给子孙的，但是接受王位的子孙，德行不足，不能担负治国的重任。齐国乘我国内乱之机，危害了先王。我现在代理王位，对这件事痛恨到极点，我盛邀臣子，广招宾客，目的都是为了报这个深仇大恨。为之作出重大成就的，我还想和他共同治理和享有燕国吧。现在，乐毅亲自带领部队替我打败齐国，踏平了齐王祖宗的祠庙，报了国仇。齐国本为乐君所有，不是燕国所能得到的。乐君如果能够统治齐国，和燕国同为列国，同结友好，来抵抗诸侯入侵燕国，这是燕国的幸福，也是我所希望的。你怎么能说这样的坏话！”于是把说坏话的人杀了。
昭王将王后穿的服装赏给乐毅的妻子，把公子穿的服装赏给乐毅的儿子，送给乐毅国王乘的大车、用四匹马拉的车辆，又有跟从的车子一百辆，派国相郑重地送去，并封乐毅为齐王，乐毅深感不安，拒不接受，致函昭王，发誓到死不会有二心。
自此，齐国人敬佩乐毅的义气，诸侯敬佩乐毅守信用，没有人再敢出来进谗言了。
人质岂能代替诚信
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都做过周平王的卿士。平王想把王室的政权分给西虢公，郑伯为此而怨恨平王，但是平王却否认此事。从此周室和郑伯互相交换人质，周室派王子狐到郑国作人质。郑国派公子忽到周室作人质。
周平王驾崩以后，周室果然把王室政权分给了虢公。
鲁隐公三年四月，郑大夫蔡足（仲）率军到周王的温地去抢割麦田，秋天又去抢割成周的稻田，周室与郑国之间的邦交因此破裂。一些有识之士评论说：“诚信如果不是发自内心，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只要本着恕道去实行，并且用礼节来规范行为，即使不互相交换人质，又有谁能离间两国的邦交呢？”
“使国安定，死而何憾”
鲁定公十四年，梁婴父讨厌董安于，对荀跞说：“假如不杀死董安于，让他一直掌握赵氏政权，赵氏必然能得到晋国的一切。我们为什么不先发制人，率兵讨伐赵氏呢？”荀跞听了梁婴父的话后，派人通知赵鞅说：“范氏、中行氏虽然确曾造过反，不过这次乱事却是由董安于掀起的，董安于是这次叛乱的主谋。按照晋国的法令，凡是为首作乱的一律处死。如今赵范氏、中行氏二人已经罪有应得，我才敢把实情报告阁下。”赵鞅听了这话很害怕。董安于却说：“假如我的死能使晋国和赵氏安宁，那我又何必活着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只恨我死得太晚了！”于是董安于悬梁自尽。赵鞅把他的尸体抬到市街上，派人通知荀跞说“阁下命令我处死罪人，现在董安于已经伏罪而死，特此专程报告。”于是荀跞和赵鞅订盟，从此赵氏获得安定，把董安于的灵位供在赵氏家庙中。
“有前诏不敢执行后诏”
鲁昭公二十年，楚大夫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和伍奢，很可能率领方城之北的军队叛变。他们自以为跟宋、郑相同，同时又有齐、晋两国的辅助，企图危害我楚国。”楚平王居然听信了费无极的谗言，审问伍奢。
伍奢回答说：“贤王夺太子建之妃，这一项错误已经够大了，为什么还要听信奸臣的谗言呢？”楚平王逮捕了伍奢，并命令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通知太子建逃亡。
同年三月，太子建逃到宋国。楚平王传讯奋扬，奋扬派城父人把自己绑起来押到朝廷。平王问：“话是从孤王口中所出，直接进入你的耳朵，究竟是谁通知太子建逃跑的呢？”奋扬回答说：“是臣通知太子逃亡的。因为贤王以前曾命令臣说：‘贤卿侍奉太子建，就要像侍奉孤王一般忠贞！’臣虽然愚昧无能，却也不敢苟且背叛。自从上次奉命以来，实在不忍执行后来的诏命，所以才事先通告太子逃亡的，事后虽深觉懊悔，可是如今却后悔也来不及了！”楚平说：“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敢来见孤王呢？”奋扬回答说：“身为臣子而违背君命，已是罪大恶极。假如召见又不来应诏，就是罪上加罪，即使逃亡也没人敢收留。”楚平王说：“你回去吧，一切仍照以前那样执掌你的政务！”
“两全其美”
齐豹曾将宗鲁推荐给公孟絷，担任公孟絷的车右。当齐豹准备造反时，对宗鲁说：“公孟絷为人的险恶，是你所知道的，请你不要再给他当车右，我准备把他杀死。”宗鲁回答说：“我是经阁下的介绍，侍奉公孟絷的，并且由于利害关系，我不能背他而去。假如现在我听说他要发生灾难望风而逃，就等于丢阁下的面子。阁下尽管进行阁下的事，我将为主人而死，但是替阁下保守秘密，把我的生命献给我的主人，这样做不是两全其美吗？”
同月丙辰日，卫灵公在平寿城，公孟絷在卫国都城盖狄之门外祭祀。齐豹在门外埋伏了武士，命祝龟在一辆装满柴草的车上埋藏武器，把车停在城门外的路口上。公孟絷离家后，齐豹派一辆车在后面跟踪。齐豹派华齐给公孟絷赶车，由宗鲁担任公孟絷的车右。当公孟絷的座车进入城大门时，后面跟踪的那辆车立刻追上来，齐豹挥戈猛击公孟絷，宗鲁以自己的后背来挡戈掩护公孟絷，结果宗鲁手腕被砍断，公孟絷的肩被砍掉；两个人都被杀死。
只要利国，何计得失
郑国子产做丘赋时，郑国人毁谤他说：“他父亲被杀死在路旁，他自己就变成了蝎子的尾巴毒害百姓，让这种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可怎么办？”
郑大夫子宽将此事告诉子产，子产说：“这有什么可怕呢？我所做的事只要于国有利，我就不计较个人的生死得失，全力以赴。何况我常听人说，一个推行善政的政治家，绝对不会改变行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成功。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太随便。政治制度不可轻易改变。所以《逸诗》说：‘只要不违背礼仪道义，为什么要害怕人们的议论呢？’所以我决心不改变行政措施。”
用信
晋国遭到饥荒，文公问箕郑说：“用什么来解救饥荒呢？”箕郑回答说：“用信。”文公问：“怎样用信呢？”回答说：“在国君的心里用信，在百官的名义上用信，在政令上用信，在让百姓做事上用信。”文公说：“那么究竟怎样做呢？”回答说：“在国君心里用信，就是要求国君分出好坏，在百官的名义上用信，就是使上下互不侵犯职权。在政令上用信，就要不误农时完成耕种收获。在让百姓做事上用信，就应使百姓安排好工作。这样一来，百姓了解国君的意图，即使穷困也不用恐惧，拿出家财互相接济如同收藏在自己家中一样，怎么还会穷困呢？”文公任命他做箕地大夫，在清原检阅军队时，又让他担任上军的副将。
羊侃箭射儿子
侯景反叛，攻击历阳，在此之前，羊侃的长子羊鹜被侯景俘虏，被绑到城下来见羊侃。羊侃说：“我竭尽全族的力量来报效君王，难道还会计较这一个儿子吗？幸喜你能早日杀了他。”过了几天，又挟持而来。羊侃对羊鹜说：“我早以为你已经死了，谁知现在还活着哩！我已以身许国，在军族中誓死效命，决不能因为你的缘故而动摇我的决心！”于是就张弓搭箭要射他。贼人为其忠义所感动，也不加害于他了。
怒而不乱，捐躯战场
晋国同秦国在？地作战的时候，莱驹任车右。作战的第二天，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派莱驹去用戈砍杀他们。俘虏呼叫，莱驹的戈掉落地上。狼銪拿起戈来把俘虏杀了，并抓住莱驹，跟随在襄公的车后，于是狼銪作了车右。箕之战，主帅先轸废黜狼銪。起用续简伯，狼銪因此大怒。他的朋友说：“为什么不去拚死呢？”狼銪说：“我还没有找到拚死的理由。”他的朋友说：“我和你一起发难，杀掉先轸。”狼銪说：“《周志》中有这样的话：勇敢而伤害上司，死后不能进入祖庙。死而不合道义，不是勇敢。为国所用才叫勇敢。我以我的勇敢获得了车右的职务，又因不够勇敢而被废黜。也是恰当的。但黜陟得恰当，那就是了解我了。您姑且等着吧。”到彭衙之战，摆好阵势以后，他率领其部属冲进秦军的队伍里，战死在疆场。晋军上去，大败秦军。论者评价说：“狼銪因此可算得上君子了。虽然发怒，但不作乱，而是跟着军队冲上去作战，所以可称得上是君子。”
一言为重百金轻
商鞅本是卫国人，后来卫国被魏国吞并，便投在魏相公叔痤门下。公叔痤死后，他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去求见，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很受秦孝公的欣赏，被任命为左庶长，负责变法工作。
在新的法令正式公布之前，商鞅怕老百姓不相信新法能够贯彻，在秦国都城后面市场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定下赏格，申明：谁能把这根木杆移放到市场的北门，就赏给他十两银子。老百姓对这件事感到惊诧，没有人敢去搬。于是，商鞅又把赏格提高了五倍，申明：谁把这根木杆移到市场北门，就赏给五十两银子。
有一个真把木杆从市场的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将五十两银子赏给那个搬木头的人。
接着，商鞅公布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坚决实行变法，很快使秦国富强起来，成为当时七国中最强盛的国家，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北宋王安石写诗颂商鞅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各忠其主
汉高祖从平城回长安，经过赵地，赵王张敖早晚侍候，毕恭毕敬，自居卑下，按照女婿侍奉丈人的礼节行事。汉高祖不把他放在眼里，傲慢轻率到了极点。赵的丞相贯高、赵午一班人生气地说：“我们的王，是个孱头王啊！”他们用话打动赵王说：“天下纷乱的时候，豪杰同时起事，有本领的先成功。如今，大王侍候皇上非常恭敬，皇上却一点礼貌也没有，请允许我们替大王把他干掉！”张敖咬破指头流出血来，说：“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想当初，先王亡了国，靠着皇上的支持才得以复国，恩德传到子孙，一丝一毫都是皇上的大力啊，希望你们别再说出这样的话来！”贯高、赵午等十几个人暗中说道：“这是我们的不是了！我们的王是性格忠厚的人，不肯忘恩背德。我们照理是不能忍受侮辱的。如今可恨的是皇上侮辱了我们的王，我们要杀他，怎么能牵连玷污我们的王呢？假使事情成功，自然归功于我们的王；事情失败了，一切罪责由我们自己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