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乐府”本是汉武帝刘彻所设立的朝廷音乐机关，主要目的是搜集和整理民间及文人的诗歌，配以乐谱，供朝廷祭祀演奏或宴会时唱奏。后来这类入乐的歌诗，和历代文人采乐府旧题的拟作、创作，统统叫做“乐府”。乐府，也就由音乐机关名称，逐渐衍变为诗歌体裁的名称。到中唐之际，尤其是唐宪宗李纯元和初年（806～810），诗人李绅作“乐府新题”二十首（今佚）给元稹，元稹和诗十二首。白居易扩大题材范围，丰富创作题材，创作了五十首诗，名之为“新乐府”。而且在“新乐府序”（即本文）中，明确阐述了创作的目的，特别是诗人用自己创作的“新乐府凡二十首”，“新乐府凡三十首”（均归入“讽谕”诗范畴）实践了他的创作主张。广泛地反映了唐初至中唐之际，诗人认为有关“政教”的政治、乐舞、边疆、宗教、婚姻诸方面的重大事情，深刻地揭露了当时腐朽的社会现象和尖锐矛盾，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到了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大诗人杜甫以“乐府”的形式，即事而名篇，创作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不朽作品，譬如《哀江头》、《悲陈陶》及“三吏”、“三别”诸多名篇。既丰富了乐府体裁的内容，同时为乐府诗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首，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首句标其目”三句，是说新乐府在刻意承继《诗经》的传统。不论是内容，拟或形式，都在效法和继承：《毛诗》有大序，《新乐府》有是总序；《毛诗》每篇有小序，《新乐府》每首也有小序；《诗经》每篇以首句作题目，《新乐府》亦如此；《诗经》多数在篇末阐发题义，《新乐府》每首末均点明主旨收结。正所谓“《诗》三百之义也”。“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白居易有“新乐府”共五十首，篇目不爽。而字数却相差一百七十多字。或者是作者又加删定，或者系流传抄刻脱漏，不得而知。“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诗人的新乐府诗形式自由活泼，打破传统定式的束缚，其诗在三、七相间为主的基本句法上，并用五、六、九、十言，甚至十一、十二字杂言句法句式，灵活多变，以求更好地表达内容，即“系于意不系于文”，以内容来确定形式。序，序言、序文，亦曰叙，古已有之。《周易》“言有序”，乃谓“次第”；《周礼》郑玄注“序”，则引申为依次第分列。最早的序在于介绍述评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前者如杜预《春秋序》，后者如皇甫谧《三都赋序》。有唐一代，又用于赠序类文章，柳河东有《送薛存义序》。作为书籍的序言和文章体裁之一，又写作“叙”，《汉书》有“叙传”，《说文解字》有“叙”。如今，序一般是作者陈述作品的主旨或者著述的经过。他人对著作的介绍评述也称序。在《白居易集》中就有很多“序”，如《游大林寺序》、《送侯权秀才序》、《荔枝图序》、《琵琶引序》、《放言诗序》、《策林序》、《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因继集重序》及《序洛诗》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序。“总而言之”至篇末，犹言无论读者对象是什么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作诗遣词都要做到“不为文而作”“不为作诗而作”，也就是反对那些“嘲风雪，弄花草”之类脱离实际的创作倾向，“有所为而作”。
“其辞质而径”八句，是诗人对“新乐府”诗确定的遣辞、用语、纪事、行文的标准和要求：文辞质朴刚劲、直截了当，读起来才能通俗易晓、不言而谕；用语直书不讳、激切浅近，听的人才能深刻领会、引以为戒；而纪事内容客观真实，采用者才能有根有据、使人信服；而诗体文字流利通畅，谱曲者才能播于乐章、适于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