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99年，何恩培遭到了一次重大的失败——soyou网的项目经营失败。这个在互联网第一轮投资浪潮中兴起而又破灭的梦幻，让何恩培感到可惜。
遭遇失败的何恩培并没有一蹶不振。凭借在翻译软件方面的专业知识及资源优势，自觉在个人软件领域已经做到了顶峰的何恩培，于2002年4月从上海交大引入1000多万元，将公司再次更名为交大铭泰（北京）软件公司。2004年1月9日，何恩培以优良的业绩促使交大铭泰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随后又更名为交大铭泰（北京）信息技术公司。
对于未来，何恩培说要立志使交大铭泰成为翻译行业的联想和戴尔，到2008年做到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他说：“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带领别人去成功。我不希望是做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成功，而是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搭平台，协助他们成功。”
3.具有狼一样冒险精神的张思民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与狼共舞，首先把自己变成狼。”原微软中国总裁、白领丽人关士宏说：“人没有野心，不能成大事。”张思民就是一匹野心十足的狼，“险”和“大”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1988年11月，张思民怀揣美丽的梦想，携妻离开了首都，离开了刚刚营造好的小家。
他的梦想来自古希腊神话。这一梦想又给予了他什么呢？
海王波塞冬主宰着大洋百川。他用他的三叉神戟将一座海山轻轻地托出海面，海山化为一座美丽的小岛。
敢想敢做的张思民也要在深圳这一改革的大洋百川中托起一座海山，那就是他梦中构筑的海王集团。
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深圳中信投资部打工半年，那是为了感受特区气息，适应特区。
一天，一个手拿着一个海洋开发科技项目的人来到了中信公司深圳分公司，声称海洋开发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只要稍作投资便可大获收益。财大气粗的中信也许正忙于更大的买卖而无暇顾及，或许是觉得这个项目太小而不值得花多大工夫，便拒绝了来人的要求。
张思民在一旁暗暗着急，他坚信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项目，虽然海洋开发当时在国内刚刚起步，但却有着无限的潜力，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项目就是日后闻名全国的海洋滋补保健品，也就是海王集团拳头产品的金牡蛎。他思虑再三，决定脱离中信公司出来单干，他邀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了珠海一家公司，成立了深珠海洋滋补保健食品工贸公司，开始了金牡蛎的研制工作。
1989年5月，27岁的张思民郑重地向中信投资部递了辞呈，同年7月8日，属于他自己的深圳工贸公司（海王集团前身）在蛇口石云村住宅楼里的3间普通民房里宣告成立。他以个人仅有的3000元积蓄作了投资，开始迈出了商海生涯的第一步。
他的工厂就设在深圳南山区一个偏僻的荒山上，全部的员工都住在山下一个招待所里。这里与其说是一个工厂倒不如说是一个“家庭作坊”，初期没有工人，连“董事长”、“总经理”带家属在内，一共只有7个人，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张思民任总经理，既要负责管理、科研、生产、营销等工作，也要负责人事、后勤等事务，甚至还要干些烧饭、洗碗、打扫卫生之类的活。司机一人既兼运输、采购、接待，还兼传达、勤杂等工作。每天张思民就带着手下一帮人马手提钉锤来到海边，向渔民收购牡蛎，然后用钉锤将牡蛎壳敲碎，取出肉漂洗干净带回工厂提炼加工。
正当金牡蛎试制按部就班进行之际，一个突然的变故差点断送了张思民的前程。原和深珠公司合作开发金牡蛎的珠海那家公司突然决定，撤走其全部资金和技术人员，另行开发新产品。
这对踌躇满志的张思民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试制眼看就要成功，机器已安装完一半，所投入的资金又全部是贷款，要是公司夭折，张思民就是赔上身家性命也还不清。
张思民急电召北京的公司副总裁岳海涛商议对策，要岳赶到青岛求援，青岛是中国海洋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基地，在海洋开发方面居全国前列。
岳海涛曾在《北京周报》任总编室副主任，他是张思民这一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己年过40，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成为公关方面的行家里手。岳海涛赶到青岛中国海洋研究所，要求他们派出科研人员，帮助深珠公司最后把金牡蛎研制出来。
回忆这段艰难的日子，岳海涛至今仍颇多感慨。他开玩笑道：“那情景就像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一下把专家、资金撤走，留下一个烂摊子，让你上不得，下不得。以前我们每天干活十七八个小时，累是累，但心里甜。那段等待上马的时间也是每天十七八个小时，没活干，睡也睡不着，只好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嘴巴都抽苦了，心里还是觉得渺茫。”
1个月以后，青岛海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了深圳，金牡蛎研制工作继续进行，半年后第一批产品试制成功，比退出深珠公司也一直在研制金牡蛎的珠海那家公司整整快了3个月。
随着金牡蛎的研制成功，张思民把他的公司正式更名为海王药业有限公司，第一年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公司逐渐向集团化过渡，张思民既担任总经理也担任董事长，二职合称为总裁。张思民当初创业是艰辛的，承受的苦来自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但他成功地抓住了几个关键的转折机会，最终化风险为效益。
4.吴一坚在苦难中进取
苦难能使人学到有用的东西，得到真正的锻炼，人往往在越困难的时候意志越坚强，奋斗的目标也越清晰。吴一坚把苦难当作自己前进的动力。
吴一坚，1960年12月10日出生在西安纺织城职工医院。刚满月就被接到山西省永济县西太平村奶奶家抚养。奶奶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石榴树下拴着的一只母羊，奶奶管它叫“羊妈妈”。他只要一看见那只羊，便高兴地直喊“羊妈妈”，他就是喝羊奶长大的。
满3周岁时他又被送回西安父母的身边。他再次回到老家是1967年的暑假，他爷爷因地主出身已被批斗折磨致死，虽说当时天气炎热，可他分明感受到阵阵刺骨的寒意。
然而，家庭的变故并没有终止，接着他的父亲——西安市涌桥区的一名普通干部，又受到冲击，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了起来。
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屋门口有人站岗守卫，好像一座临时监狱。年幼的吴一坚尾随着母亲去探望，母亲挎着一个大篮子，里面装着香喷喷的令人发馋的花卷和一双鞋子，鞋子被退了出来，说是用不上，而花卷则被留在了黑屋子里。
这些童年的苦难经历，使吴一坚时刻为亲人、为他人牵肠挂肚，正是这一系列潜意识构成了他的“平民情结”。
苦难是谁都不愿去面对的，吴一坚如何以苦为乐呢？
吴一坚当过兵，做过工厂里的普通工人。1984年他毅然辞去西安一家工厂的工作。怀揣600元人民币只身到广州打工。1985年离开广州，又来到海南发展，成为海南的第一批弄潮儿。
经过周密调查，他着手筹建一座大型的电子工厂。当时，很多人无法想象他和他的助手们如何去干一件令省一级政府领导重视的大事：建一座年产20万台电视机的公司。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天方夜谭，当时国家骨干企业年产也不过20万台电视机，而吴一坚这个24岁的北方小伙子搞这样大的工程被认为不是骗子就是神经有毛病。
然而，这正是吴一坚不同于他人之处。他了解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电视机的紧俏和海南刚刚起步的特点。他认为一个人要善于了解周围的一切，这样才能调动周围的一切有利因素，用100元钱去赚1元钱，叫赚钱，用1元钱去赚100元钱也叫赚钱，但这两种赚钱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经营，就要讲求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换来高速度与高效益。于是，他以“经营25年之后，厂房设备拱手让出”的方式圈地，又以“预交3%质量保证金”的方式将厂房建设工程承包出去，以“生产以后80%的电子元件由香港一家公司供给”的许诺，令其先投资。
为了联系全国大电子经销商，他亲自出马，几乎是一天24小时都在赶车谈判，午餐买一瓶汽水、一块面包了事。到了晚上商店关门，他就只好饿肚子，常常饿得没办法了，只好拼命喝水。有几次，皮鞋跑开了帮，但因时间仓促，他用鞋带一绑竟又凑合了一个礼拜。
上帝垂青于坚韧不拔的人，全国各大电子经销企业被吴一坚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纷纷交足预订款，提前预订10个月以后的产品，求人的事就这样变成了被人求的事。
外部环境理顺以后，吴一坚一头扎进了工地。工资未能及时支付时，工人们怠工，他一个个地去解释，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分给工人。自己身上没钱便没办法吃饭，只好每天熬点粥，一连十多天没吃菜，工人们知道后，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吴一坚的真诚，使工人们与他同甘苦共患难，终于以超常的速度建成了一座大型工厂。
那年春节前，工厂的几万元货发出以后对方未能按合同及时结算，而公司的职员们全都准备拿钱回家过年，吴一坚为了职员们能过好年，取出自己所有的存款，到朋友处借，及时地将工钱发给职员。
腊月二十七日，职工们都走完了，他却不能回去，爱人的电报、电话一个接一个：“结婚6天你就去了广州，孩子出生时你又在海南，我们女人一生中最需要男人的两个时刻，你都去忙事业了，这过年又回不来，我们怎么向父母交待。”
听完妻子电话中的诉说，再坚强的男儿也会止不住流泪，吴一坚强忍着泪水安慰了妻子和孩子，放下电话，从来不知什么叫悲伤的吴一坚才真正感受到了孤独和悲伤，他伤心地哭了。孩子的叫声和妻子的哭声时刻在刺激着他，他真想立即回到他们的身边，享受一下轻松和安逸，或者让他们母子二人到海南来共享全家欢聚之乐。但他不能这样做，他的身上只剩下50元钱，这50元钱要度过15个日日夜夜，而他的困难又不能告诉家人，害怕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担忧。为了节省，他买了100个馒头，整整吃了15天，放假归来的工人们见到他时，以为他得了病，而他能说什么呢？只能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