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在完成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是不是愿意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热心公益……我觉得这属于它的第二社会责任。
在我的心目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分成两块。第一块是蕴含于企业本身之中的社会责任。一个企业本身没有社会责任感、光以赚钱为基础，这个企业是做不长久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开了个造纸厂，造出的纸印成书，可以传递知识和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造纸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但是造纸厂在造纸的同时，为了利益不采取环保措施，以致污染了江河，污染了中国的青山绿水，这个造纸厂的意义就被污染给抵消了，变成了负面影响；造纸厂的老板，只有在污染控制住的前提下，才能说服员工和社会，告诉他们这个造纸厂是伟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是完成了自身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因为，首先新东方没有违法乱纪，没有污染环境。其次，新东方对学生的教育和培训，尽管短暂，甚至肤浅，但是至少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生，因为受了新东方的培训而堕落了。我们看到的是学生在成长，英语水平在提高，眼界在开阔，信心在增加，志向更远大。
一个企业在完成自身社会责任的同时，是不是愿意扶贫济困，捐资助学，热心公益……我觉得这属于它的第二社会责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企业第一社会责任完成了，就已经做好了企业应该做的事情，就已经为社会带来了好处。企业合法经营，又向国家纳税，增加就业机会，其实企业的良性循环系统就完成了，每个企业如果都做到这点的话，即使不再去捐款，企业对社会的基本义务也就完成了。
但我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企业做到这一点就够了，企业本身已经完成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的时候，第二个社会责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个世界毕竟不是完美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有贫困，都有被疏忽的弱势群体，都有受过伤害的人，都有自然灾害，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管在欧洲还是在非洲，都有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人群的多少不一样而已。
而中国处在一个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的时代，国家和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可以面面俱到地去照顾好每一个人，因此企业、社团、富裕阶层在基本义务之外，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摘自《新东方的社会责任》
背景分析
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企业社会责任就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对象。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文化品牌的认知度，很大程度上开始和社会责任挂钩。在汶川大地震后，不少企业家在捐款和社会责任问题上出现偏差，成为网络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例如王石就因为对员工每人限捐“十块”，被贴上“王十块”的恶意标签。而新东方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纪大灾难面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形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正面展示。
在地震发生时，俞敏洪正在全国巡回演讲的路上。一听到消息，俞敏洪还是迅速和几位负责人碰头，最短时间内制订了集团公司社会捐赠的计划。新东方先后在汶川地震救援的捐款达到1500万元。以新东方的营业规模来说，这样的捐款实属难得。2007年，俞敏洪套现股票，也不过只得到4亿元而已，但这笔钱大多数被俞敏洪花在香港设立的慈善捐助基金会上。
俞敏洪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企业家，他总是能在别人、社会需要帮助的情况下伸出援手，帮助身陷困境的人们。在俞敏洪眼中，新东方的社会责任是被划分成企业经营责任和社会责任的。
首先，新东方是一个企业。企业不能够赢利、赚钱，导致员工失业，或者新东方的教学成果是失败的，的确是一种不讲道德的行为，也是经营责任缺失的行为。
正如俞敏洪所言：“学生们在新东方的学习时间虽然短暂，但他们在新东方这里获得了成长，知识水平在提高，眼界在开阔，信心在增加，志向更远大。在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用人才，帮助更多的人获得改变自己人生的能力的同时，新东方也获得了业务的增长和经营上的成功，为股东创造了价值，为国家贡献了税收和就业机会，为社会进步培养了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东方实现了企业责任的良性循环。”新东方老老实实地做企业，守住价值和法律的底线，诚信经营，做大做强，显然就是企业自身经营责任的基本要求。
新东方作为营利性的教育企业，一直诚信纳税，提供就业岗位，这一点在中国的教育行业来说有口皆碑。毕竟在各个大学争相贷款扩张，债务无法偿还，甚至师德有愧，教学氛围滑落之时，新东方仍能逆势而行，这尤其难能可贵。
其次，新东方作为企业，并没有脱离社会，更不能以企业之名，以利润为目标，断言放弃社会责任。作为上市公司，新东方在国内外都要和员工、社区、机构、潜在的社会弱势群体打交道，这本身就是新东方的社会责任的第二个对象。
新东方从一开始就捐建希望小学，派老师到贫困地区去进行支教活动。现在的新东方经常保持培训几千名贫困地区的英语教师的规模。随着新东方进入中学全科教学领域，新东方已经有培训中学各科教师的力量，俞敏洪也不断设法将全科教师的培训纳入到贫困地区助学的范围；在贫困地区建设一批实验学校，将新东方的先进教学经验和教学体系引进这些学校，把这些学校建设成示范学校。俞敏洪的一个庞大计划是：每年资助5000余名贫困大学生，向5万余名经济困难的大中小学生提供免费的新东方课程培训。
新东方还将这些社会责任以指标和任务形式和新东方管理干部的奖金挂钩，和老师的荣誉和奖励挂钩。在俞敏洪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既产生积极性，又有约束力。俞敏洪说：“如果我那些股票最后逐渐地给我这样的机会换成现金的话，所有的钱我会用来资助中国贫困学生学习，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小学、中学，资助贫困的高中生上大学，在大学也资助贫困的学生，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俞敏洪出身于贫困家庭，在他艰难的求学道路上有很多好心人支持他。成功后的俞敏洪对社会的回报和希望也更加热切，这些都促使他自觉地献身于教育慈善工作。在整个新东方的管理体系和价值塑造中，俞敏洪始终坚持将个人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回报社会的正面价值观、正能量等广泛贯彻，并以行动和意志带动每一个员工衷心地参与其中。
2004年，俞敏洪代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向社会捐赠善款总计143万余元人民币，他也因此成为“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唯一的一名教育家。未来新东方在这一条漫长的社会责任路上还将走得更远，更坚定，更加稳健和自信。至少在俞敏洪眼中，这是他办企业的力量和理想的源泉之一，也是新东方事业的新的支柱。
拓展透析
2010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到中国举办慈善晚宴。两人来华的目的，是通常慈善晚宴的形式，向中国富豪“劝捐”。到场的中国企业家一共约50人，有王石、陈光标、余彭年、曹德旺、柳传志、张朝阳、马云、李连杰等人。
当然，主动参与社会责任行动，主动参与社会活动，比如捐助和慈善，对于企业提升公关形象和社会认可将有很大好处。甚至很多企业在之后的经营中，还能收到社会最大限度的回报。比尔·盖茨就曾经说，他从慈善中得到的反而更多。其实，中国不少著名的社会责任品牌企业也是同样如此。
事实上，中国企业家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上，并不落后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比如，“民营慈善第一人”曹德旺，对做慈善的积极程度和实际行动就很高调和务实。
2011年5月5日，曹德旺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家族基金会——河仁基金会。该基金会对福耀玻璃持股14.98%，其比例之高在西方也十分罕见。按照章程，河仁基金会将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环保、紧急灾害和灾后重建几个领域发挥作用。
曹德旺捐出价值35亿元的股权，用每年的分红和资本运作所得去做慈善。在一次性赠予河仁基金会3亿股股权后，曹德旺应缴纳的所得税款高达5亿余元。2010年5月4日，曹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按照当时的协议，他要求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差错率低于1%，还把公益基金行内10%左右的管理费率压低到了3%，被称作“史上最苛刻捐款”。
在曹德旺看来，这跟做企业家管理公司一样。社会责任也要像企业的合同一样执行，对方有合同义务，必须遵守契约精神。“1%是对质量的要求。我们搞企业的，企业讲PPM（百万分之一）的缺损率，客户对我的要求是万分之一。1%已经可以了。”据胡润慈善榜统计，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50亿元，其中现金捐款达18亿元。
从1998年开始，曹德旺踏上慈善之路。武汉洪灾区捐出300万元，向闽北灾区建瓯市捐出200万元……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如今是世界上第一大汽车玻璃制造商。而之所以很多西方企业愿意和他做生意，正是因为他的这份社会责任。在地方政府那里，曹德旺的事业，无论办厂还是政策，总是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
即便曹德旺拒绝裸捐，让子女在河仁基金会延续家族财富的控制，但人们仍然给予支持。曹德旺的事业也步步走向高峰。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中国众多的上市公司中，曹德旺的企业一直是管理最优秀的前十名。
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责任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贡献和作用，在未来还会得到更多企业家的赞同，这是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取向的一个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