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琦从邮局取来一封信并买来一份《华南日报》，他低声对汪精卫说：“是航空信，从邮戳看，是从香港寄来的。信封上直接写着六姑爷的姓名。邮局把它插在门口‘无法投递的信件’的布袋里，我趁没有人注意，把它取来了。”
凡是汪精卫在香港的亲信给他写信，都是写明“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赵慧君女士转王兰姐女士启”，而这封信却写着“请河内邮局转汪兆铭先生启”，而且没有寄信人的详细地址，只写着“内详”二字。汪精卫感到纳闷：这是谁寄来的信？他急忙拆开信封，奇怪！里面并没有信笺，只有一张1月5日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心里惶惑，两手也微微颤抖，展开报纸一看，头版左下角那行醒目的三号黑体字标题，使他心中一阵五内俱裂似的疼痛：“卖国贼汪精卫和陈璧君向国人谢罪。”
他硬着头皮，忍痛看下去，只见下边刊着一幅照片，反映在照片上的，是形象十分逼真的汪精卫和陈璧君跪在地上的两尊石塑像。每尊石像背上插着一块木牌，把责骂西湖岳飞墓前跪着的秦桧夫妇石塑像前的对联，分别写在两块木牌上：“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石像两旁，站着一群男女老少，有的指着石像在痛骂，有的朝着石像吐唾沫。照片下面是一段文字报道：“重庆各界人士怀着对汪精卫夫妇叛国投敌的无比义愤，自动捐款，请来12个石匠，日夜三班不停，两天两晚塑造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石像，让它们长跪在上清寺街头，向国人谢罪！”
陈璧君见丈夫看报时，脸上呈现出不可名状的痛苦神色，一种想了解究竟的急切心情，迫使她把头凑过去，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与丈夫看完这则令他们痛心的报道。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挫伤，顾不得女性的羞耻，粗野地骂道：“娘的！把我们比作奸臣秦桧夫妇，捅他们八代祖宗，包括这个寄报纸的狗杂种在内！”骂罢，愤怒地从丈夫手中抢过报纸，把它撕成两块。
大约过了15分钟，陈公博、周佛海、曾仲鸣、林柏生和李圣五来到了高朗街二十七号。几句寒暄之后，汪精卫把那张撕成两块的报纸递给陈公博等人看。
“我们早就在香港看到了。”陈公博气愤地骂道，“诽谤，诬蔑，放屁！”
“这个寄报纸的人，居心不良！”林柏生谩骂道，“这人是狼心狗肺！”
“不要理睬它！”李圣五安慰汪精卫说，“真理在谩骂中得到确立，英雄在诽谤中得到成长。”
“诸葛亮有句名言：‘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低昂。’在诽谤面前，我们把心中的秤头高昂地仰起来。”周佛海的话既是慰己又是慰人。
“感谢诸位对我的一片真挚感情！是的，不论受到怎样的攻击，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汪精卫从亲信们的言语中获得莫大的精神力量，开心地笑了。他接着问：“有哪些人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
“有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共产党的文章骂得最厉害！”李圣五伤感地说。
汪精卫冷笑一声，说道：“共产党希望中日战争长期打下去，乘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一旦和谈停战，中日团结反共，共产党就面临灭顶之灾，他们自然骂得最厉害！这正好从反面证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越说越兴奋。停了停，问道：“孟余兄怎么没有来？”
“他，他临时改变了计划。”陈公博欲言又止地顿了一下。他实在不愿意把真相说出来，破坏这个家庭的喜庆气氛。
汪精卫更有预感。一阵短暂的慰藉过去，更大的痛苦又涌上心头。他把悲伤隐藏在心底，强装着笑脸说：“我看，文惺也不必哭，我们不妨来个苦中作乐！请公博五位把在香港的所见所闻，不论是恶消息，坏消息，干脆来个和盘托出。所谓‘痛快痛快’，先有痛苦后有快乐，痛苦过去必有快乐！”
“是的！诸位不妨直说。俗话说：‘躲脱不是祸，是祸躲不脱。’事到如今。逼上梁山，再大的祸殃也得顶住，再大的风险也得去闯！”陈璧君似乎一切都想开了，她劝女儿说：“不用哭，眼泪挽救不了危急。战胜艰难险阻，要靠智慧，靠策略，靠坚强的意志！”
“我怨我脆弱！好，我不哭，请叔叔们直言不讳，把一切真实情况说出来。”汪文惺擦干眼泪，一反常态地把凤冠戴上，把落地一尺多的披帛披上，“我苦中作乐，满身珠光宝气听叔叔们讲风险，讲祸殃，讲悲剧！”
一阵痛楚的沉默，惶惑不安的沉默。汪精卫虽然不同意女儿反常的做法，但意识到这时候，用词不当只会加深她的痛苦；因为她的思想正是乱糟糟的，乱得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劝慰女儿，只好听之任之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风险、祸殃、悲剧！充其量说有点事与愿违吧！”陈公博显得很镇静，也许他的痛苦阶段已经过去了吧。“刚才，汪主席问及顾孟馀为什么没有来？他永远来不了啦！前天晚上，他带着妻子儿女跑到重庆去了，投靠老蒋去了！”他提高嗓子，用悲壮的语调说：“像这种不坚定分子，离开我们的队伍，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又有什么值得悲痛的？这种人，迟早会离开我们，迟离开不如早离开。一切不坚定分子离去了，我们的队伍将会更加坚定，更加精悍，更加纯洁，这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公博的话富有哲理！”汪精卫强打起精神说，“记得十八世纪英国有个名叫迪斯列里的首相说过：‘绝望是愚者的结论。’一切聪明才智者，在任何情况下是不会绝望的！”
“十八世纪美国著名作家爱默森也说过类似的话：‘恐惧通常生于无知。’我看，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无知者。”陈璧君附和着丈夫说。
不知是大家不愿意做“愚者”和“无知”，还是两个死者的话经过两个活者的鼓吹，使大家得到某种鼓励，虽然心情仍然很沉重，但眉宇间却流露出镇静的表情。
“看来，龙云先生这个人并小可靠。”周佛海叹息一声，“1月3日，他与陈诚、薛岳、商震、罗卓英、杨森等34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护老蒋开除汪主席的党籍。”
陈璧君想到龙云曾经满口答应营救她的胞弟陈昌祖，现在龙云的态度变了，也不会营救了，不禁一股伤感涌上心头，说道：“看来，要想把昌祖营救出来，只好另想别的办法了。”
“龙云拥蒋反我，决非真心实意。”汪精卫沉思一会，“我和佛海、公博都是从昆明来河内的，老蒋必然对龙先生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示拥蒋反我，只不过是为了缓和一下他与老蒋之间的矛盾而已。今后，他肯定还会营救昌祖的，肯定还会拥护我们的，至少会暗中支持我们。”
龙云正面临着困难的处境。1月2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西南各省的省主席开会，龙云担心他支持汪精卫一伙逃跑而被蒋介石扣押，他不敢去重庆，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谎说“重病在身”，派李鸿谟为代表赴重庆开会。2日下午，陈诚打电话给他，决定联名发表拥蒋反汪通电，他想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准是代表蒋介石的意志与他电话联系的，又见汪精卫的行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就欣然同意了。
“两广的情况怎样？”汪精卫不安地问。
“也不妙。”曾仲鸣沉重地摇摇头，“1月5日，李宗仁和白崇禧，张发奎和余汉谋，分别联名发出同样性质的通电。”
“余汉谋这个鳙鱼头，忘恩负义！”陈璧君骂了一声，把余汉谋秘密通敌的情况说了一遍，“没有汪先生的挽救，他那颗鳙鱼头早就掉了！”
“夫人错怪了，余汉谋并没有忘恩负义。”林柏生说，“昨天下午，我见到金城银行香港分行的会计师李应时先生，他暗地告诉我，余汉谋汇了25万元法币支持我们，银行的领款户头是褚民谊先生。”
“是呀！这些人拥蒋反我，的确是形势所迫。”汪精卫总是寄予一线希望。他接着问：
“四川那边的情况呢？”
“四川的几个实力派人物虽然没有发什么通电，但他们也不敢支持和拥护汪主席。”李圣五说，“老蒋已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将他们控制起来。”
汪精卫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声望和地位，只要他振臂一呼，攀龙附凤者就会源源而来。但足，他打错了算盘，错误估计了形势。“艳电”一发表，立即受剑人们的一致谴责，全国各界人上纷纷集会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愤怒声讨他们的卖国投敌罪行。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公开拥护汪精卫呢！
“目前，和平运动正处于一个低潮时期。但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汪精卫老调重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一旦日本主宰亚洲，老蒋非彻底垮台不可！到那时，全国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都会纷纷倒向我们。这一天不会很远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绝不能动摇。”
汪精卫说到这里，日本驻河内领事铃木南大、副领事门松侍郎来了。汪精卫等人赶忙起身迎接，泡茶的泡茶，递烟的递烟，擦火柴的擦火柴，亲热极了。
“怎么？汪小姐已经提前举行婚礼？”铃木望着凤冠披帛的汪文惺，说着生拗的汉语。
“没有，没有，凤冠和披帛刚从香港买来，试穿一下，看合身不合身！”汪精卫用纯熟的日语回答着，接着把初次见面的陈公博、林柏生和李圣五三人介绍给两个日本人。“明天上午10点，恭候贵领事馆全体先生光临我女儿的婚礼。”
“一定，一定！”门松亲切地说。
“敝国内阁已经改组，遵照外务省的指示，特地前来通知汪先生。”铃木说。
汪精卫心里一震，惊问道：“近卫内阁已经辞职？”
“是的，先生！”铃木淡淡地说，“近卫内阁于1月4日总辞职。平沼骐一郎先生奉命于5日组织新内阁。内务相为木户幸一，藏务相为石渡庄太郎，外务相为有田八郎，陆军相仍为板垣征四郎，海军相仍为米内光政，其他各相也都换成新的。近卫文唐阁下改任枢密院议长。”
门松见汪精卫等人陷于沉思，忙说：“我们相信新内阁的对华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对汪先生的支持也是不会改变的。”
“希望如此，希望新内阁如此！”汪精卫嘴里说一句，脑袋配合着点一下，显得十分殷切。
铃木和门松走后，汪精卫等人都感到诚惶诚恐。他们对平沼这个人很不了解，他今后对汪精卫的态度怎样，实在难以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