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斗战……”说是黎人善于射箭斗狠，常常啸聚打冤家，有仇必报。每会聚亲朋，席地而坐，痛饮酒酣，就望梁上弓矢，乘醉发誓要报仇，众人附和称快。若是弓矢有祖先几次斗败，就要射箭几次，射在梁上记录，这就是“饮醉鼓”。于是大家再豪饮，相与叫号，作狗吠声，这样往往饮上二三昼夜。黎人自认狗为祖先，以唤起祖先知而庇之。
顾岕在书中还记述了黎人土司符蚺蛇率兵万余造反，远近响应，攻城略地，朝廷即调官兵两万镇压，分五路进军。第一路遇黎首符那楠率轻兵据险抵抗，死伤三千余，第四路军因军纪松弛，闻风溃逃。黎兵势日益猖獗，纵横四出无忌。官军再奏朝廷增兵。前锋军刚进入临高县境，符蚺蛇率兵即至。官兵中道截出，一战胜捷，黎兵偏帅中箭战死。符蚺蛇恃勇轻敌，逃跑中还强抢民女，饮酒留连。官军轻骑跟踪，符蚺蛇想渡水而逃，误投深涧，骑兵追至，即被乱箭射死，残余的黎兵只得归降朝廷，接受招安。
嘉靖年间，顾岕被遣至儋耳任职，详细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发现海南有许多珍奇，如减如冬瓜，叠如橘囊甘如蜜的菠萝蜜；五色婀娜可爱的佛桑花；堪比江南之珍的青橄榄、乌橄榄；有月扬辉时香透林的优质木材花梨木、鸡翅木、土苏木；还有椰子、芭蕉、桄榔、阳桃、荔枝、酸笋、茨竹、山萸、绵花，槟榔等。珍奇动物有皮可为缦乐器之用，胆可为外科治疮珍药的蚺蛇；其状如鹿，极骏可爱的山马；极大而变异不测的海鳅；状如螺，大如豆，生于海的想思子；用金厢饰，置之几案的海螺鹦鹉杯；同样能置之几案，但能明目的石蟹；状如松江之鲈，得江左鲥、鲈、鳜之味，胜绝海乡的赤色江鱼；还有人罕得见，晴霁始出，羽翰五色离披可爱，矫如梁燕的翡翠鸟……
4、黄道婆
宋代海南黎族人民的棉纺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其所织的棉布，作为“舶”来的珍品而远销到各大都市中。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在元代大有发展。在棉织业的发展中，生于南宋淳祐年间（约1245年）的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她原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的一个童养媳，因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条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县）。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记载黎族先民早在汉时就已“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表现出较高的棉纺织水平。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下，海南条目也记载宋元时黎峒妇人“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相互借取、彼此融合的特点。崖州是黎族聚居区，黎族人民擅长纺织，掌握比较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所生产的棉织品闻名于内地。海南岛产的黎锦是一种用锦彩的色丝，间以鹅毛丝线，织成人物、花鸟形状和诗词字体的纺织品。乾隆间史澄在《广州府志》是记述世世代代居住在岛上的黎族人民心灵手巧，擅长纺织技术。
当地还产一种用青、红两色的布和帛相间织成“黎单”，及用锦彩色丝与木棉相间挑织成的“黎幕”。“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吴越锦，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黎绵则“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丝线，……浓丽灿烂，可以为衾，褥幛幕，以有金丝间错者为上”。这些颇负盛名的黎锦、黎幕，就是不同文化融合的产物。
黄道婆在崖州大约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最后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大概是1295—1296年，返回了故乡乌泥泾。她在家乡热心传授制造先进的去棉籽、弹花、纺花到织布的一整套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促进了棉织业的推广。她在织染技术方面还创造出一套可供遵循成法，所产的被、褥、带、帨（佩巾）等棉织品图案美丽，鲜艳喜人。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乌泥泾从事纺织的居民愈多，所产“乌泥泾被”名满国中，此记载可见于元陶宗仪的《辍耕录》。
棉织品的优点是质地柔和，穿着舒服，价格又比丝质品低廉。丘浚的《大学衍义补》说“人无贫富皆赖之”，所以很快就发展起来。松江地区在元代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与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的革新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当时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是雷州、化州、廉州等地。棉纺织有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等多种工序，纺织工具有铁杖、弹弓、纺车、织机等。海南岛黎族人民已能用织机生产用彩线交织成花纹的棉布，行销两广。随着对织物数量和质量不断增长的需求，纺织机械也更加完善并有所创新。宋代脚踏纺车已有了重要进步。当时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摆轴动作通过绳弦带动纱锭回转，同时捻纺三个锭子的纱线。著名的元代水转大纱车，实际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现了。宋代的提花机也已发展得相当完整，如南宋绍兴年间，《耕织图》中所绘大型提花机，有双经轴和十片综，还有挽花工与织花工的相互配合，这完全可以织造出具有复杂花纹的高级织物。黎族织锦远销杭州、桂林等地，被誉为“东粤棉布之最美者”。李仁浦在《中国古代纺织史稿》中述及元代南方静江路（桂林地区）棉织染色业也很兴盛，有各种颜色织成的棉布，运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销售。可见，宋元时期，海南和桂东北地区是棉织服饰生产中心，主要对大陆和面向地区发生服饰辐射。
四、服朝于楚
1、疍民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郁水南。”古郁水即今广东西江。南海沿海也是先秦时期岭南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岭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族群，属古“百越”一支，被中原汉人称为“南蛮”的“疍民”。宋《太平御览？鬼神部》称疍民古称“蜑”、“蜒”、“蛋”、“疍”、“泊”、“龙人”、“鲛人”等。传说在南海海滨生活着一些船魅，名叫“曲蹄蜑民”。他们身形矮小猥琐，以捕渔为生。
蜑亦作蛋，疍，音读旦。《说文》称“蜑，南方夷也”。“蜑”从虫从延，虫为图腾蛇类的越族一支。延为从舟之状，按字形为居人摇橹有篷之舟，得疍民居住小艇之状。宋代有关疍（蜑）民的记载只说福建、广东和广西一带一种以船为家的渔民。晋？常琚《华阳国志》称“其属有濮、賨、苴、共、奴、儴、夷、疍之蛮”可见巴地当时也有蛋民分布。《隋书.地理志》也称“长沙郡，又杂有夷蜑”说明湘楚也有疍民，只是长江中下游的疍民较早“汉化”已被融入当地汉族之中。史载“疍家之称为龙户者，以某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因其祖先是人首蛇身，故以蛇为图腾。”，可见其具有与古越族相同的断发文身习俗。疍族的图腾信仰为蛇。汉张衡《西京赋》说“水人弄蛇”。
明邝露《赤雅》卷上记“蜑(疍)人神宫，画蛇以祭”。还有不少疍民拜蛇的记载。吴震方《岭南杂记》说“潮州有蛇神，其像冠冕南面，尊日游天大帝，龛中皆蛇也”。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也说“广西梧州三角嘴亦有蛇庙，蜑人信奉甚虔。”清郁永河《海上纪略》记“凡海船中，必有一蛇，名日水龙，自船成之日即有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虫部》释蛮字为：“南蛮，蛇种。”《山海经？海内经》：“南方……有神焉，人首蛇身。”《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因而他们保留有祖先古越人拜蛇的习俗，并建宫画蛇立像奉祀。《赤雅》：“蜓（疍）人神宫画蛇以祭。”《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南蛮为蛇种，观其疍民神宫蛇像可知。”李调元《粤风》疍歌题后注解：“（疍）或曰蛇神，故祀蛇于神宫也。”
珠江流入南海，番禺、佛山一带应属古“雕题国”范围。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认为，疍人是岭南“真粤人”，是真正的广东土著部落。《风俗》记载：“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凿河通道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与秦。意者此即丛薄之遗民耶？以渔钓为乐，以舟为宅，籍隶河泊所，岁课计户验船征之。”当年正是这些“真粤人”为反抗暴秦，“逃入丛土，与鱼鳖同处”、坚持抗秦斗争，并最终大破秦军，“杀(南海)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时，曾凿通闽粤险道海丰羊蹄岭，开辟了又一条中原移民从东而南的广东通道，逼使越民为避开战祸及中原移民的侵扰而下海为疍。随着中原汉人的大批南迁，疍人逐渐失去了他们的陆上营地，长年漂泊海上，部分人被汉人同化，上岸开垦沙田种地，成为农民。仍有部分民不愿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坚守“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古老传统。
南海沿海疍民聚居村落
自秦汉以来，珠江三角洲大沙田的扩大，有利于疍民繁衍。随着多次战争，疍民不断地顺河道和海流迁移，或向西南分布，或向海南沿岸发展。《宋史？神宗纪》煕宁九年六月“诏滨海富户得养疍户，毋致这外夷所诱”。可见海南岛各港富商亦可养疍民，使得大陆疍民闻风南来。今日海南岛各港疍艇，仍多保留珠江三角洲保留的棹桨摇橹，小屋状圆拱篷顶，艇内可居一家人，与黎族的独木舟迥殊，与汉人的打渔船也不同，自具特色。
而分散于海南岛沿岸各港疍民不讲海南话，也不讲黎话，却讲广州话。几乎各县均有，但多集中于儋州和崖县，疍民对海南岛开发贡献巨大，以渔为主，亦营运输。《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故疍民为百越一支水居民族。“疍民”最早见称于宋。《桂海虞衡志》称“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为家。”
汉武帝统一南方，百越民族发展演变为畲族、疍族、壮族、黎族、苗族、瑶族诸民族。而疍族是与水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他们相当一部分散居在东南沿海，以舟为家，随潮往来，捕鱼为生。《惠州府志》记载《淮南子》、《华阳国志》、《汉书地理志》、《岭外问答》均谓之曰‘但’、‘蛮蜓’、‘夷蜓’、‘蜓蛮’”。宋？范成大在《桂海虞成衡》中则更明确地指出：“疍，海上蛮也，以舟为宅，采海物为生……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见水色则知有龙，故又曰龙户。”
2、海洋族群
晋末，孙恩、卢循领导的疍民大起义长达13年，“强悍”和“善于水斗”的海洋特质得到了充分展示。卢循起义军战败后便有几千人从海入粤，成为粤海边的水上居民。《晋书陶璜上疏》亦有记载，仅广州珠江南岸就有不宾服汉族统治者的疍民达5万余户。面对如此“叛逆”的海洋遗民，统治者把他们描述为“卢循之余，遗种逃叛”或是“东海野人”；台湾疍民更被形容为“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海禁”的不断深入和加强，疍民也迅速沦为“贱民”。当时的“王法”规定疍民不准上岸定居，不准与陆上人通婚，不准入学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在明清时代，他们连汲淡水也要遭到殴打谩骂。他们上岸不敢穿新衣服和鞋袜，只能赤着脚穿着补丁衫裤或斩衫，否则会被岸上的人强迫脱下。甚至有“曲蹄莫上岸，上岸被打死不偿命”的说法。
由于封建王朝对海洋文明深刻的偏见和恐惧，以王权的法律和道德共同迫害疍民。将这支中国的“海洋族群”驱逐出陆地，漂泊海居。“疍户生涯托水涯，但求生女莫生儿”这两句竹枝词就是他们痛苦挣扎的写照。这种长期遭受陆地“驱逐”竟使疍家人对故土出现了“水土不服”。疍民在风波万里的大海如履平地，水中能手刃巨鱼，上岸却会“晕陆”，甚至会不适而死。
1832年5月，约翰？F？戴维斯和C？梅卓瑞班克斯在澳门的天府之国英国公司出版《广州杂录》说“蛋户以舟为宅，捕鱼为业，或编篷濒水而居，又曰龙户”。疍民的渔船主要是虾船，这种船长约20米左右，宽约6米。疍民捕鱼又有“讨小海”与“讨大海’之分，前者在内港捕鱼，如寻捕贝类、蟳、虾、淡水鳗、鲫、螺等，后者出海捕鱼，主要在离岸几海里的龟龄岛及菜屿一带海域进行作业。渔获物多为鲂鱼、鲨鱼、带鱼、墨鱼、金枪鱼之类，须年轻力壮的男子始能胜任。古时疍民出海主要依靠木船和钩、网、周缣等粗陋工具，若遇狂风巨浪，每遭不测，因此他们往往抱有消极的人生观，喜欢喝酒，不事积蓄。
1000多年前，疍民就造出“疍船”，形似蛋，故称之。船身狭长，船首尾皆尖高，船身平阔，冲波劈浪无所畏惧。或在船上养三鸟并以三鸟蛋作为向朝廷缴税之物而得名。广东疍民主要分布于珠江中下游、韩江中下游等地，福建疍民则分布在漳州、泉州、福州沿江、沿海地带，由于长期生活江河水上，很少和陆上居民往来，使他们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疍民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造船、制盐、捕鱼、采珠和运输等等，也有少量的妇女从事竹类编织活动。也正因为他们很早就具有了远航的能力，才能为了追逐鱼群，或为了逃避战乱和荒灾，由珠江流域驶进南海，并进而跨过海峡来到海南，见岸遇港就泊船扎营，靠海繁衍生息。他们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因为常年漂泊海上，他们又被称为海上的“吉卜赛”人。
疍民婚丧风俗如《建德县志》卷3“风俗”记述，广东疍民的结婚仪式都在船上举行，“娶时两船为一处，置新妇于盆，由女船舁至男船，便成佳礼焉”婚娶时，由男家船靠近女家船，把新娘接过去成婚。婚仪上，双方都要斗歌。广东疍民葬仪较简单，无所谓丧礼。人死后，把尸体移入船头，盖上烧纸，约搁半天即放入棺内，过一天，让亲人再见一面，就封棺下葬。疍民女子服饰为红、黑、蓝三色。未嫁女子，头扎红绳，已婚妇女则在脑后梳髻以示区别。由于备受压迫，生活悲惨，故无论婚丧，都须全族参加。疍民无论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及与官府的社会关系上，均备受歧视。但嫁娶丧葬的风俗习惯，妇女哼小调的嗜好的细节上，以及崇拜水神，无固定的宗教信仰也都与沿海百姓极为相似。
疍民以船为家，每只小船体长不过五六米，宽约一米二。一船一家，称“连家船”。连家船的结构甚为精致，蛋篷拱型，以遮蔽阳光风雨。船侧有长桨一双，为小船划水工具。底舱分为前后两部分。前舱装载鱼货，后舱放置衣食杂物。甲板之上、蛋篷之下，小船的中部，为疍民日常起居之处。船舱外一侧或挂灯笼，养一笼小鸡，一侧挂无底的篾兜，以拉撒方便。船头为神圣之地，过年时要在船头张贴吉利的字幅，祈求为新年之福。船尾放炉灶，煮饭、取暖。疍族之信仰风俗与古越族保持着较多的相同之处。
五、孪生幽灵——海盗与走私
1、南海浪尖的魔影
中国最早的海盗记录或可上溯到汉代，汉武帝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丝绸远销至大秦(即罗马帝国)，罗马人希望能找到海上通道至中国。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十九年间，中国自古以丝绸闻名于世，但须经亚洲西部古国安息(伊朗)商人转销。汉武帝凭借其强大的水师，统一东南，征服闽越(福建)，南越(广东广西)。巩固海疆，从而开辟了南中国海海上丝绸之路。天竺（印度）居于其中，《后汉书？天竺传》说：“天竺国一名身毒……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中国和罗马的商船经常遭海盗袭击，《汉书？地理志》所云“剽杀人”即是海盗杀人掠货行为，制造的血腥惨案。
